一、由晋南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的分布论其进入、传播（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志[1]（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祁冰[2]（2020）在《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标题中“长城地带中段”所指代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地区。众所周知,夏商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并巩固、东亚地区青铜文明滥觞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文化环境,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既是文化发展的策源地之一,也是人群、技术交流融合的大熔炉。本文从该区域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存入手,在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探讨其发展动因、对外影响,进而尝试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进程。本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笔者在对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进行说明的前提下,详细梳理了相关考古学研究史,总结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和不足,进而引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介绍了研究方法。第二章和第三章,全面考查了区域内夏商时期各类考古遗存的文化内涵、分期与年代、发展与源流。将区域内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历程分为三阶段,年代分别约相当于夏纪年时期、商代前期、商代后期,再根据各阶段所呈现出的具体特点,将一、二阶段合并为“发展期”、将第三阶段归属于“鼎盛期”。第四章,整合前文所取得的认识,探讨区域内文化格局演进及相关问题。认为其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本地原先的文化传统受到外来因素冲击的结果,同时气候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过程。笔者还强调了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青铜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推进作用。第五章,结合文献记载及以往研究,总结了区域内考古学文化于西周早期走向衰落的原因,兼论商代后期各类遗存的族群归属问题。指出商周王朝对西北地区以“鬼方”为代表的诸族群的攻伐战争,特别是周人的大规模军事征服和移民政策,是导致当地考古学文化进程“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章,尝试利用相关材料及研究成果,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观察区域内夏商时期的文明进程。通过综合分析当地社会阶层、生业形态、信仰习俗的发展过程,推测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的社会形态整体上应该处在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第七章为结语,罗列了本文的主要收获和结论,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将来值得重视的相关课题。
李晓健[3]（2020）在《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原地区殷墟期商文化的陶器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类型学、陶器文化因素构成研究,完善了区域内时空框架,明晰了文化的构成及交流状况,发现晚商文化在走向衰落。并通过对陶器历时性及空间性考察、青铜器族氏铭文的研究证实了上述结论。全文共分为七章。第1章明确了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并对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回顾,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及期望达到的学术目的。第2、3章分别对殷墟遗址及周邻区域的陶器做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研究中,我们尤为注重以下两个方面:一、类型学排比时注重类型学研究的独立性。在类型学排比完成之后,再用地层学来逐一检验排比结果的正确与否。二、尽可能将所有器物进行类、型划分。之后通过共存关系尽可能确认每件器物在时空框架中所处的位置。第4、5章第4章明确了各区域内陶器文化因素的构成及来源状况,并对区域内各群陶器按期分布及整体分布状况作了分析,发现晚商文化在走向衰落。基于第4章的研究,第5章认为需要对各区域晚商文化器类与其他器类作对立分析,从而论证上述发现。于是先按类对各型陶器进行考察,再按期对各类陶器进行分析,最后从历时性、空间性角度证实了:中原地区晚商文化在走向衰落的结论。第6章为了明晰各区域背后人群所展现的状况,我们从出土文献材料出发作了分析。整体而言,出土文献材料与陶器分析结果所揭示的情况是类似的。各族氏与商王室的亲疏关系和区域陶器与殷墟遗址陶器的异同大小,在分布上存在着重合现象。但这种吻合现象并非是绝对的统一,如邻近区域的井与殷商有战有和等。第7章回顾、总结了全文。尤其详细总结了本课题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收获,以及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朱芃宇[4]（2020）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里头文化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代表着对于夏王朝的探索,更是代表了中国进入了广域王权国家的阶段。它所代表的时间阶段,不仅上承石器时代,下启历史时期,更是中国青铜文明及国家起源的重要发展阶段。自二里头文化发现以来,学者就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个多甲子以来,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发现了大量的遗址,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本文在对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的资料整理上,对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进行分区研究,基于不同地区墓葬特征的不同,运用统计与分类的方法,通过图表结合的方式对不同地区墓葬的文化特征进行认定,划分出不同墓葬文化的分布范围,支持了学界对不同文化分布范围的划分。同时,结合前人学者的分期成果,厘清不同遗址墓葬的年代早晚关系。在分期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文化墓葬的交流与融合、不同时期文化之间势力的消长、墓葬的来源、墓葬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发现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影响,多是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至二期时开始进行扩张,对其他文化造成影响;三期时达到顶峰,四期时有所衰落。同时不同文化墓葬的来源不同,多为接受本地区前期文化的影响,并接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在对后段文化墓葬的影响中,除了影响到后段文化的之外,在本地区文化的分布区域内,仍保留有本地文化的孑遗。
赵孟坤[5]（2020）在《中商青铜器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所讨论的“中商”,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大概主要是指郑州白家庄一期到殷墟一期偏早阶段;从历史学角度看,便是从仲丁迁隞开始到武丁移都至洹南之前的这段时期。且“中商”一词不仅有其时间含义上的限定,也代表着一批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即以商族为主体的人群所创造出的有其自身风格的遗存。在对青铜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时,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限于容器和乐器两大类,兵器、工具、车马器等不再展开讨论。中商文化分布的主要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大部,北京、山西、陕西的部分区域。而江西、四川,甚至内蒙古等地也发现了或多或少的中商风格的器物,这可能属于中商文化的波及范围。本文将对这批青铜器进行整合分析。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说明,对既往关于中商文化及这一时段青铜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各家观点及分歧,并阐明自己的理解。中商文化上承二里岗文化这一青铜器的初步发展阶段,下启殷墟文化这一青铜器的第一个繁荣期,加之史料记载商族上层在当时多次迁都,在“中期质变”的视野下对青铜器这类代表了上层建筑的遗存进行研究,是有其独到意义的。第二章形制分析部分,参考容庚、林巳奈夫、马承源、朱凤瀚等先生的分类结果,将搜集到的器物分为食器（鼎、鬲、簋、甗等）、酒器（爵、觚、斝、罍、瓿、尊、卣、壶、觯等）、水器（盉、盂、盘等）、乐器（鼓、铙等）,划分型、亚型、式,并结合地层学、陶器分期、测年数据、历史文献等资料,进行分期断代。第三章纹饰分析部分,同样参考前人的分类结果,把材料分为动物类纹饰与几何类纹饰,总结分析各类纹饰在中商时期的特征,尝试简要分析其背后的含义,如不同纹饰与礼制及信仰象征符号的关系、不同位置的不同纹饰与具体展示呈现效果的关系。第四章将不同器类的具体器物还原到出土环境中,明确其组合关系,并参考对照早商和晚商时期较为明确的器物组合,结合文献中记载的礼仪制度,分析中商时期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频繁迁都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是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五章对中商青铜器两个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讨论各地出现了中商风格青铜器的现象与原因;结合民俗学调查,在发现季节节令、财力等级、祭奠祭祀等具体差异都会影响礼仪中的行为与器用的基础上,反观搜集到的材料并给出可能的解释。结语部分对前文各章内容进行概括,指出目前条件和水平下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杨岐黄[6]（2020）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文中提出玉璧贯穿了我国古代玉器发展的全过程,是古代玉器发展演变及玉文化滥觞繁盛的实践者与见证者,在玉文化的发展演变及考察研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玉璧承载了近万年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伦的观察,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生死观、伦理观、等级观、价值观等意识观念,可以说玉璧的演变史就是古代玉文化发展的缩影。本文以全国范围内新石器至汉代的考古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玉璧为对象,兼以部分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征集、采集标本,以时代为序,从形制、制作工艺、使用、功能等几个方面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玉璧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厘清玉璧在形制、制作工艺、功能、发展阶段等方面的发展演变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对玉璧的起源、定名、所蕴含的观念等相关问题进行多维思考与探讨。玉璧的形制在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经历了数次演变,大型圆璧逐渐成为主要玉璧种类,多孔璧及其他造型的单孔壁,如牙璧、璜联璧、有领璧等衰落。纹饰璧替代素面璧成为玉璧主要类型。玉璧的形制变化逐步由器物形态的差异,转变为玉璧纹样的差异。玉璧在出现伊始的制作方式承袭新旧石器时代石器加工方法。切割、管钻技术的应用,是玉璧制作的第一次技术提升,为玉璧的量化、器形规范提供了技术条件,这两种制作技术充分发挥其作用,应该还有赖于旋转工具的辅助。春秋时期铁质砣具的出现与使用是玉璧的制作又一次技术提升,从技术层面促成了东周时期及汉代玉璧的大量出现,纹饰玉璧比例的大幅提高,并且纹样更为丰富、复杂。璧的出现基于先民原始的、朴素的对美的追求以及对自然的观察与模仿。玉璧的概念在发展中不断变化与完善,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改变。各时期的流行观念与思想对玉璧的功能衍生与转化有着深刻的影响。玉璧的使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使用制度与等级制度在西周时形成,并在汉代完备。璧的承载形式逐渐多样化,玉璧的地位也随着时代与功能的改变而得到逐步提升。通过对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的发展脉络的梳理,可将这一阶段玉璧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是玉璧的起源及定型阶段,规范玉璧的形制;第二阶段为商周时期,是玉璧的延伸发展阶段,规范玉璧的功能;第三阶段为汉代,是玉璧的鼎盛发展阶段:玉璧的形制及功能完备。玉璧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政权组织形式的演变,三个发展阶段与我国文明演进的古国、王国、帝国阶段大致相合。玉璧作为被选中的权力象征物,随着社会结构复杂化,接纳、赋予自身更多的功能与意义以适应权力拥有者的需求,在古人对玉器种类不断的摒弃、调整、创新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发展。其背后所蕴藏的动因是玉璧研究的意义所在。
陈民镇[7]（2020）在《“二里头商都说”的再检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5年以来公布的二里头等遗址的测年数据,对现有的"二里头夏都说"与"郑亳说"构成了挑战。借此契机,有必要反思二里头遗址研究的得失。测年数据以及二里头文化晚期的考古学考察,对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已经进入商代的观点是有利的。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但将其落实到夏都斟鄩尚有疑点。
邹桂森[8]（2020）在《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商代冶金考古综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江中地区是商文化在南方重要的分布区域之一,也是中国铜矿、锡矿资源较为集中区域,发现了较多先秦时期矿冶遗址。其中,江西瑞昌铜岭遗址为该区域内目前所确认的唯一一处年代明确的商代中期为主体的采矿、冶炼遗址。长期以来,商文化青铜矿料来源问题为学界所关注,学者通过相关遗址研究认为,在二里岗时期商人向南扩张,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南方铜、锡等珍贵资源,虽然已对该区域内相关遗址作了详细的梳理及分析,但对于该时期相关冶金遗址的科技分析较少,在探讨与中原地区青铜矿料来源关系的问题上仍有较大缺环。本论文以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冶炼区（铜岭焦炭厂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元素及成分分析、铅同位素分析等多种手段对遗址发掘出土的冶金遗物进行分析研究,探讨了铜岭遗址冶金技术、生产规模、冶金遗物空间分布及其与同时期相关遗址出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对比等问题研究。研究方法上,根据遗址情况及出土冶金遗物特征,将重选方式引入到冶金考古遗址取样当中,有效地获取了丰富的冶金遗物,为遗址分析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同时,通过对重选得到炉渣的观察,总结了该遗址商代地层中炉渣的特征形貌,对实际考古发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不同层位、不同区域间取样及以重选方式获取的炉渣,结合实际考古发掘及勘探情况,尝试通过基于地层炉渣质量的方式估算遗址红铜产量及矿石消耗量。在取样方法上,这是对传统取样方法的创新,对冶金考古遗址取样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在研究维度上,通过对遗址产量估算也可拓展对该遗址在商时期规模及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对铜岭遗址出土的矿石、炉壁、炉渣等冶金遗物的综合分析,确认了该遗址存在合金化活动,结合出青铜工具情况,推断其有可能存在铸造活动。通过对冶金遗物较为系统的研究,初步构建了瑞昌铜岭遗址是一个集采、冶、合金化为一体的古代铜矿冶遗址,以采、冶为主,兼有小规模合金化活动,可能存在铸造青铜工具的功能,遗址功能分区明确,采、冶分离。结合对遗址冶金遗物重选及检测分析,对遗址各区域功能进行了划分,初步厘清了发掘区内商代台基各分区功能,存在矿石的破碎、矿石与燃料混合等区域,及冶金活动过程中起指挥作用的房址,表明其有可能为冶炼活动前处理及指挥平台,也有可能为主要冶炼平台但却对该平台内的冶金遗物做严格清理。并通过对重选获得冶金遗物情况初步划定了冶炼区东侧分布范围。对遗址出土冶金遗物的铅同位素分析可知,根据206Pb/204Pb比值可将炉渣分为高比值组与低比值组,且高比值组炉渣均为红铜炉渣且不含Ag、Sb等特征元素,低比值组含硫化物且含Ag、Sb等特征元素,结合遗址出土孔雀石的情况初步判断冶炼活动其至少使用了两种矿石,氧化矿来源于本地,而含硫矿石则有可能为外来输入。本研究首次检测到铜岭遗址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矿石的存在,是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研究的重要收获,对比其他商代遗址出土含高放射性成因铅的青铜器中铅含量低于1%的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可知,两者之间差别较大,应不同源。并对比了冶炼炉壁内挂渣与铜颗粒的铅同位素比值,存在较大差异,认为使用冶金遗物进行溯源时应结合更多科技检测手段进行分析。此外,通过对瑞昌铜岭的研究成果与赣北地区相关遗址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认为瑞昌铜岭与德安地区存在铜锡矿料资源双向流通的情况。对于区域外青铜资源流通问题的讨论,仍需要对该遗址冶金遗物结合其他科技手段检测分析,对其他相关铸造遗址的材料及实验数据进行更多的探讨。
高江涛[9]（2019）在《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虞坂巅軨道”》文中研究指明虞坂巅軨道是汾涑流域的运城盆地翻越中条山到达黄河渡口的一条重要道路,经此路再渡河东行即可进入洛阳盆地。该路正是晋国"假虞灭虢"所借之道,实际上这一道路极有可能在史前时期就已存在,夏、商时期仍为通途。大体处于道路中段的虞原是道路的一个重要控制点。此外,该道路功用是多样的,除了日常人行车往,还应是重要的"盐道"和"军事道路",在文化的互动交流甚至强势文化的扩张中起着强烈的"动脉"作用。
王敏[10]（2016）在《晋南商文化遗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晋南作为中国早期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是商王朝极力经营的地区之一。以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早在二里岗文化时期,晋南就已成为商王朝直接管辖的区域。大约在二里岗下层二期,商人占据了夏人主要的活动地域之一,即夏县的东下冯及其周边地区,商文化随之开始传播;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迅速扩张,经运城盆地进入临汾盆地,促使晋南"二里岗类型"商文化的形成。迄今为止,商代早期文化遗存普遍发现于上述地区。受内部与外部原因的困扰,从商代早期较晚阶段开始,商王朝逐渐失去对晋南的控制。殷墟时期,商文化对晋南的影响迅速消退,运城盆地的商代文化遗存数量很少,基本不见。临汾盆地发现了相对丰富的商代遗存,如太岳山西南麓的浮山桥北商代墓葬。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早晚期分布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且在每一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本文将在现有的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这些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通过分析进而确定晋南商代典型文化遗存的性质,总结概括晋南商时期遗存的文化特征。并根据文化面貌和地理特征,将早商时期文化遗存分为垣曲商城类型和东下冯商城类型,晚期商文化遗存应属于殷墟文化的地方类型。通过对晋南商文化遗存分期的研究,总结商文化在晋南传播形成的路线。最后,对商文化传播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探讨形成原因。
二、由晋南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的分布论其进入、传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由晋南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的分布论其进入、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
| 1.1.1 时间范围 |
| 1.1.2 空间范围 |
| 1.2 自然环境 |
| 1.3 文化传统与时代特征 |
| 1.4 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 |
| 1.4.1 第一阶段 |
| 1.4.2 第二阶段 |
| 1.4.3 第三阶段 |
| 1.5 研究现状和不足 |
| 1.6 研究目的及方法 |
| 第2章 夏纪年至商代前期遗存 |
| 2.1 大口二期文化 |
| 2.1.1 文化内涵辨识 |
| 2.1.2 分期与年代 |
| 2.1.3 发展和源流 |
| 2.2 朱开沟文化 |
| 2.2.1 文化内涵辨识 |
| 2.2.2 分期与年代 |
| 2.2.3 发展与源流 |
| 2.3 吕梁山区的东太堡文化遗存 |
| 2.3.1 文化内涵辨识 |
| 2.3.2 分期与年代 |
| 2.3.3 发展与源流 |
| 2.4 吕梁山区南段的夏纪年至商代前期遗存 |
| 2.4.1 文化内涵辨识 |
| 2.4.2 发展与源流 |
| 第3章 商代后期遗存 |
| 3.1 李家崖文化 |
| 3.1.1 文化内涵辨识 |
| 3.1.2 分期与年代 |
| 3.1.3 发展与源流 |
| 3.2 吕梁山区其他商代后期遗存 |
| 3.3 西岔文化 |
| 3.3.1 文化内涵辨识 |
| 3.3.2 分期与年代 |
| 3.3.3 发展与源流 |
| 3.4 西坬渠类型 |
| 3.4.1 文化内涵辨识 |
| 3.4.2 年代推断 |
| 3.4.3 发展与源流 |
| 3.5 晋陕铜器群 |
| 3.5.1 文化内涵辨识 |
| 3.5.2 出土情景及材料筛选 |
| 3.5.3 分期与年代 |
| 3.5.4 发展与源流 |
| 3.6 黑豆嘴类型 |
| 3.6.1 文化内涵辨识 |
| 3.6.2 出土情景及材料筛选 |
| 3.6.3 分期与年代 |
| 3.6.4 发展与源流 |
| 第4章 文化格局的演进 |
| 4.1 文化谱系及发展脉络 |
| 4.2 演进特征及发展动因 |
| 4.3 对外影响及历史作用 |
| 4.4 本章总结 |
| 第5章 文化传统的衰落与人群流向 |
| 5.1 族群归属 |
| 5.2 历史背景 |
| 5.3 原因推测 |
| 5.4 人群流向 |
| 5.5 本章总结 |
| 第6章 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
| 6.1 聚落形态 |
| 6.1.1 聚落布局 |
| 6.1.2 聚落等级 |
| 6.1.3 小结 |
| 6.2 社会分层 |
| 6.2.1 墓葬 |
| 6.2.2 房址 |
| 6.2.3 小结 |
| 6.3 生业形态 |
| 6.3.1 以往观点辨析 |
| 6.3.2 阶段性特征 |
| 6.3.3 小结 |
| 6.4 手工业门类 |
| 6.4.1 阶段性特征 |
| 6.4.2 新兴技术的来源分析 |
| 6.4.3 小结 |
| 6.5 信仰习俗 |
| 6.5.1 瓮棺葬 |
| 6.5.2 卜骨 |
| 6.5.3 其他相关遗迹 |
| 6.5.4 小结 |
| 6.6 本章总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收获 |
| 7.2 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录 邻境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概述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 |
| 1.1.1 空间范围 |
| 1.1.2 时间范围 |
| 1.2 研究简史、研究现状及本文研究方法、目的 |
| 1.2.1 研究简史 |
| 1.2.2 研究现状 |
| 1.2.3 本文研究方法、目的 |
| 第2章 殷墟遗址陶器研究 |
| 2.1 殷墟陶器分期研究简史 |
| 2.2 殷墟遗址陶器型式划分 |
| 2.2.1 墓葬随葬陶器型式划分 |
| 2.2.2 居址出土陶器型式划分 |
| 2.3 分期与年代 |
| 2.3.1 分期分段 |
| 2.3.2 年代分析 |
| 2.4 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2.4.1 墓葬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2.4.2 居址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第3章 周邻区域陶器研究 |
| 3.1 豫中北冀南地区 |
| 3.1.1 研究简史 |
| 3.1.2 陶器型式划分 |
| 3.1.3 分期 |
| 3.1.4 相对年代判定 |
| 3.1.5 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3.2 海岱地区 |
| 3.2.1 研究简史 |
| 3.2.2 陶器型式划分 |
| 3.2.3 分期 |
| 3.2.4 相对年代判定 |
| 3.2.5 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3.3 冀中地区 |
| 3.3.1 研究简史 |
| 3.3.2 陶器型式划分 |
| 3.3.3 分期 |
| 3.3.4 相对年代判定 |
| 3.3.5 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3.4 关中地区 |
| 3.4.1 研究简史 |
| 3.4.2 陶器型式划分 |
| 3.4.3 分期 |
| 3.4.4 相对年代判定 |
| 3.4.5 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3.5 晋中南地区 |
| 3.5.1 研究简史 |
| 3.5.2 陶器型式划分 |
| 3.5.3 分期 |
| 3.5.4 相对年代判定 |
| 3.5.5 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3.6 豫南地区 |
| 3.6.1 研究简史 |
| 3.6.2 陶器型式划分 |
| 3.6.3 分期 |
| 3.6.4 相对年代判定 |
| 3.6.5 其他类型陶器年代判断 |
| 3.7 区域间分期对应 |
| 第4章 区域陶器文化因素构成与分布考察 |
| 4.1 殷墟遗址 |
| 4.1.1 殷墟遗址陶器文化因素构成分析 |
| 4.1.2 殷墟遗址文化因素分布动态考察 |
| 4.2 豫中北冀南地区 |
| 4.2.1 豫中北冀南地区陶器文化因素构成分析 |
| 4.2.2 豫中北冀南地区文化因素分布动态考察 |
| 4.3 海岱地区 |
| 4.3.1 海岱地区陶器文化因素构成分析 |
| 4.3.2 海岱地区文化因素分布动态考察 |
| 4.4 冀中地区 |
| 4.4.1 冀中地区陶器文化因素构成分析 |
| 4.4.2 冀中地区文化因素分布动态考察 |
| 4.5 关中地区 |
| 4.5.1 关中地区陶器文化因素构成分析 |
| 4.5.2 关中地区文化因素分布动态考察 |
| 4.6 晋中南地区 |
| 4.6.1 晋中南地区陶器文化因素构成分析 |
| 4.6.2 晋中南地区文化因素分布动态考察 |
| 4.7 豫南地区 |
| 4.7.1 豫南地区陶器文化因素构成分析 |
| 4.7.2 豫南地区文化因素分布动态考察 |
| 4.8 关于关中地区、晋中南地区遗存性质的探讨 |
| 4.9 小结 |
| 第5章 中心与周邻—以陶器为切入点的研究 |
| 5.1 陶器器类构成研究 |
| 5.1.1 殷墟遗址 |
| 5.1.2 豫中北冀南地区 |
| 5.1.3 海岱地区 |
| 5.1.4 冀中地区 |
| 5.1.5 关中地区 |
| 5.1.6 晋中南地区 |
| 5.1.7 豫南地区 |
| 5.1.8 综合分析 |
| 5.2 陶器器类按期数量变化研究 |
| 5.2.1 殷墟遗址 |
| 5.2.2 豫中北冀南地区 |
| 5.2.3 海岱地区 |
| 5.2.4 冀中地区 |
| 5.2.5 关中地区 |
| 5.2.6 晋中南地区 |
| 5.2.7 豫南地区 |
| 5.2.8 综合分析 |
| 5.3 周邻区域与中心关系综合分析 |
| 5.3.1 空间分布分析 |
| 5.3.2 时间演变分析 |
| 第6章 中心与周邻—以出土文献资料为切入点的研究 |
| 6.1 海岱地区主要族氏分析 |
| 6.1.1 (?)(亚丑)族 |
| 6.1.2 史族 |
| 6.1.3 (?)(举)族 |
| 6.2 豫南地区主要族氏分析 |
| 6.2.1 息族 |
| 6.3 晋中南地区主要族氏分析 |
| 6.3.1 (?)族 |
| 6.3.2 先族 |
| 6.4 冀中地区主要族氏分析 |
| 6.4.1 (?)族 |
| 6.5 文献资料综合分析 |
| 6.5.1 晚商时期 |
| 6.5.2 商末周初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附表一、殷墟遗址墓葬出土陶器统计 |
| 附表二、殷墟遗址居址出土陶器统计 |
| 附表三、豫中北冀南地区陶器统计 |
| 附表四、海岱地区陶器统计 |
| 附表五、豫南地区陶器统计 |
| 附表六、关中地区陶器统计 |
| 附表七、晋中南地区陶器统计 |
| 附表八、冀中地区陶器统计 |
| 后记 |
（4）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的时空范围 |
| 二、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三、研究的历史及动态 |
| (一)二里头文化墓葬 |
| (二)辉卫文化墓葬 |
| (三)东龙山文化墓葬 |
| 四、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 |
| 一、豫西地区 |
| (一)分布与方向 |
| (二)等级与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器用制度 |
| (五)埋葬习俗 |
| 二、豫中地区 |
| (一)分布与方向 |
| (二)等级与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器用制度 |
| (五)埋葬习俗 |
| 三、晋南地区 |
| (一)分布与方向 |
| (二)等级与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器用制度 |
| (五)埋葬习俗 |
| 四、陕东南地区 |
| (一)分布与方向 |
| (二)等级与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器用制度 |
| (五)埋葬习俗 |
| 五、豫北地区 |
| (一)分布与方向 |
| (二)等级与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器用制度 |
| (五)埋葬习俗 |
| 六、豫东地区 |
| 七、豫南地区 |
| (一)分布与方向 |
| (二)等级与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器用制度 |
| (五)埋葬习俗 |
| 第二章 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的文化属性与分期再考察 |
| 一、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的文化属性 |
| (一)分布与方向 |
| (二)等级与形制 |
| (三)葬具与葬式 |
| (四)器用制度 |
| (五)埋葬习俗 |
| 二、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分期再考察 |
| (一)二里头文化墓葬分期 |
| (二)东龙山文化墓葬分期 |
| (三)辉卫文化墓葬分期 |
| 第三章 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文化关系与历时性研究 |
| 一、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文化关系研究 |
| 二、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历时性研究 |
| (一)二里头文化一期 |
| (二)二里头文化二期 |
| (三)二里头文化三期 |
| (四)二里头文化四期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文化的来源及影响 |
| 一、墓葬文化的来源——与龙山时代墓葬的比较 |
| 二、墓葬文化的发展演变——对二里岗文化墓葬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商青铜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一、“中商文化”概念的发展 |
| 二、中商青铜器研究简史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商青铜器的形制分析 |
| 第一节 典型器类的类型学分析 |
| 一、食器 |
| 二、酒器 |
| 三、水器 |
| 四、乐器 |
| 第二节 分期断代 |
| 第三章 中商青铜器的纹饰分析 |
| 第一节 动物类纹饰 |
| 一、兽面纹 |
| 二、夔纹 |
| 三、龙纹 |
| 四、龟纹 |
| 五、鱼纹 |
| 六、虎纹 |
| 七、人像纹 |
| 第二节 几何类纹饰 |
| 一、弦纹 |
| 二、三角纹 |
| 三、联珠纹 |
| 四、乳丁纹 |
| 五、云雷纹 |
| 六、涡纹 |
| 第三节 构图特征及内涵分析 |
| 第四章 中商青铜器的器物组合 |
| 第一节 器物组合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器用制度问题 |
| 第五章 中商青铜器相关问题的探讨 |
| 第一节 中商青铜器的空间分布 |
| 第二节 民俗调查视角下祭奠祭祀仪式的社会意义 |
| 一、祭祀活动 |
| 二、祭奠活动 |
| 三、相关启示 |
| 第六章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时空范围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研究 |
| 2.1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2.2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2.2.1 东北北部地区 |
| 2.2.2 燕辽地区 |
| 2.2.3 海岱地区 |
| 2.2.4 长江中游地区 |
| 2.2.5 长江下游地区 |
| 2.2.6 中原地区(黄河中游地区) |
| 2.2.7 甘青地区(黄河上游地区) |
| 2.3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型式分析 |
| 2.3.1 单孔壁 |
| 2.3.2 联璧 |
| 2.4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制作方式 |
| 2.4.1 成坯 |
| 2.4.2 钻孔及成形 |
| 2.4.3 修整成器 |
| 2.5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使用 |
| 2.5.1 玉璧的出土位置 |
| 2.5.2 玉璧的出土组合 |
| 2.5.3 玉璧的使用方式 |
| 2.6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功能愈用途 |
| 2.6.1 佩饰 |
| 2.6.2 身份、地位的象征 |
| 2.6.3 沟通天地、神灵的法器 |
| 2.6.4 财富货币 |
| 2.6.5 随葬 |
| 2.6.6 乐器 |
| 2.7 新石器时代至夏纪年时期玉璧的分期与特征 |
| 第三章 商代玉璧研究 |
| 3.1 商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3.2 商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3.2.1 商文化地区 |
| 3.2.2 四川地区 |
| 3.2.3 湘江与资江下游地区 |
| 3.2.4 赣鄱流域 |
| 3.2.5 闽粤地区 |
| 3.3 商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3.3.1 圆璧 |
| 3.3.2 有领璧 |
| 3.3.3 牙璧 |
| 3.3.4 有领牙璧 |
| 3.4 商代玉璧制作工艺 |
| 3.5 商代玉璧的使用 |
| 3.5.1 商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3.5.2 商代玉璧出土位置 |
| 3.5.3 商代玉璧出土组合 |
| 3.5.4 商代玉璧使用方式 |
| 3.5.5 商代玉璧的等级关联 |
| 3.6 商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3.6.1 祭祀用器 |
| 3.6.2 财富宝货 |
| 3.6.3 身份地位象征 |
| 3.6.4 纳贡之物 |
| 3.6.5 随葬用器 |
| 3.6.6 乐器 |
| 3.7 商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3.7.1 商代玉璧的分期 |
| 3.7.2 商代玉璧的分区 |
| 第四章 西周玉璧研究 |
| 4.1 西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4.2 西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4.2.1 周原地区 |
| 4.2.2 丰镐地区 |
| 4.2.3 洛邑及周边地区 |
| 4.2.4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4.2.5 燕及其周边地区 |
| 4.2.6 鲁及其周边地区 |
| 4.2.7 其他诸侯国 |
| 4.2.8 四川地区 |
| 4.2.9 湖湘地区 |
| 4.3 西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4.3.1 圆璧 |
| 4.3.2 有领璧 |
| 4.3.3 牙璧 |
| 4.3.4 璜联璧 |
| 4.4 西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4.5 西周玉璧的使用 |
| 4.5.1 西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4.5.2 西周玉璧出土位置 |
| 4.5.3 西周玉璧出土组合 |
| 4.5.4 西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4.6 西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4.6.1 礼仪用器 |
| 4.6.2 祭祀用器 |
| 4.6.3 宾赠用器 |
| 4.6.4 丧葬用器 |
| 4.7 西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4.7.1 西周玉璧的分期 |
| 4.7.2 西周玉璧的分区 |
| 第五章 东周玉璧研究 |
| 5.1 东周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5.2 东周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5.2.1 成周及其周边地区 |
| 5.2.2 晋及其周边地区 |
| 5.2.3 齐鲁及其周边地区 |
| 5.2.4 秦及其周边地区 |
| 5.2.5 吴越及其周边地区 |
| 5.2.6 楚及其周边地区 |
| 5.2.7 燕及周边地区 |
| 5.2.8 滇及其他地区 |
| 5.3 东周玉璧的型式分析 |
| 5.3.1 圆璧 |
| 5.3.2 出廓璧 |
| 5.3.3 有领璧 |
| 5.3.4 牙璧 |
| 5.3.5 双联璧 |
| 5.4 东周玉璧的制作工艺 |
| 5.5 东周玉璧的使用 |
| 5.5.1 东周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5.5.2 东周玉璧出土位置 |
| 5.5.3 东周玉璧出土组合 |
| 5.5.4 东周玉璧的使用制度 |
| 5.6 东周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5.6.1 礼仪用器 |
| 5.6.2 祭祀用器 |
| 5.6.3 盟誓用器 |
| 5.6.4 宾赠用器 |
| 5.6.5 丧葬用器 |
| 5.6.6 财富货币 |
| 5.6.7 佩饰 |
| 5.6.8 陈设用器 |
| 5.7 东周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5.7.1 东周玉璧的分期 |
| 5.7.2 东周玉璧的分区 |
| 第六章 汉代玉璧研究 |
| 6.1 汉代的文化框架与背景 |
| 6.2 汉代玉璧的发现与分布 |
| 6.2.1 陕西地区(关中地区) |
| 6.2.2 河南地区 |
| 6.2.3 河北、山西地区 |
| 6.2.4 山东地区 |
| 6.2.5 江苏地区 |
| 6.2.6 两湖地区 |
| 6.2.7 云贵地区 |
| 6.2.8 福建、两广地区 |
| 6.2.9 其他地区 |
| 6.3 汉代玉璧的型式分析 |
| 6.3.1 圆璧 |
| 6.3.2 出廓璧 |
| 6.3.3 有领璧 |
| 6.3.4 其他玉璧种类 |
| 6.4 汉代玉璧的制作工艺 |
| 6.5 汉代玉璧的使用 |
| 6.5.1 汉代玉璧出土遗迹类型 |
| 6.5.2 汉代玉璧出土位置 |
| 6.5.3 汉代玉璧出土组合 |
| 6.5.4 汉代玉璧使用方式 |
| 6.5.5 汉代玉璧的使用制度 |
| 6.6 汉代玉璧的功能与用途 |
| 6.6.1 礼仪用器 |
| 6.6.2 祭祀用器 |
| 6.6.3 丧葬用器 |
| 6.6.4 财富货币 |
| 6.6.5 馈赠用器 |
| 6.6.6 佩饰 |
| 6.6.7 陈设用器 |
| 6.6.8 建筑装饰用器 |
| 6.7 汉代玉璧的分期与分区 |
| 6.7.1 汉代玉璧的分期 |
| 6.7.2 汉代玉璧的分区 |
| 第七章 相关问题探讨 |
| 7.1 玉璧的起源问题探讨 |
| 7.2 玉璧形器的定名 |
| 7.3 玉璧的形制演变 |
| 7.4 玉璧制作工艺的发展脉络 |
| 7.5 玉璧的使用习俗与制度 |
| 7.6 玉璧功能的发展演变 |
| 7.6.1 玉璧的出土位置与玉璧功能的关联 |
| 7.6.2 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基础功能的转化 |
| 7.6.3 各时期的流行观念对玉璧功能的影响 |
| 7.7 玉璧承载形式的转变 |
| 7.8 玉璧在玉器中的地位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二里头商都说”的再检视（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五个视角的再反思 |
| （一）学术史视角 |
| （二）测年视角 |
| （三）文献视角 |
| （四）聚落视角 |
| （五）理论视角 |
| 二、考古与传说之间：夏文化与夏都斟鄩的再探讨 |
| 三、余论 |
（8）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商代冶金考古综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 |
| 2.1 商文化的分布及其在南方的扩张 |
| 2.1.1 商文化概述 |
| 2.1.2 商文化南方的扩张 |
| 2.1.3 商文化对南方资源的开发 |
| 2.1.4 长江中游地区商代矿冶遗物及金属器研究现状 |
| 2.1.5 小结 |
| 2.2 国内铜冶金遗址的相关研究 |
| 2.2.1 调查遗址研究 |
| 2.2.2 发掘遗址研究 |
| 2.2.3 小结 |
| 2.3 国外铜冶金遗址的相关研究 |
| 2.3.1 遗址研究 |
| 2.3.2 模拟实验 |
| 2.3.3 小结 |
| 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内容 |
| 3.2 研究方法 |
| 3.3 选题意义 |
| 3.4 创新点 |
| 4 遗址介绍 |
| 4.1 地理地质背景 |
| 4.2 相关发掘情况 |
| 5 冶金遗物取样方案 |
| 5.1 取样单位介绍 |
| 5.2 土样采集工作 |
| 5.3 土样浮选工作 |
| 5.4 大尺寸炉渣挑选 |
| 5.5 小尺寸炉渣挑选 |
| 5.6 各地层冶金遗物挑选 |
| 6 冶金遗物分析 |
| 6.1 出土矿石分析 |
| 6.1.1 样品情况 |
| 6.1.2 实验结果 |
| 6.2 出土炉壁分析 |
| 6.2.1 样品情况 |
| 6.2.2 实验结果 |
| 6.3 出土炉渣分析 |
| 6.3.1 样品情况 |
| 6.3.2 实验结果 |
| 6.4 冶金遗物铅同位素分析 |
| 6.4.1 样品情况 |
| 6.4.2 实验结果 |
| 7 讨论 |
| 7.1 铜岭遗址商代产量估算 |
| 7.2 铜岭遗址冶金技术研究及技术路线重建 |
| 7.3 铜岭遗址的空间分布重构 |
| 7.4 高放射性成因铅矿石的发现及相关数据的使用 |
| 7.5 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资源流通 |
| 7.6 古代冶金遗址取样方法的思考 |
| 8 绪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相关冶铜遗址信息统计表 |
| 附录B Tylecote模拟实验炉B中实验条件 |
| 附录C Hanning模拟实验炉B中相关矿石炉渣数据 |
| 附录D 炉渣挑选实验各分组样品成分结果统计表 |
| 附录E 铜岭遗址炉渣内金属颗粒相关数据 |
| 附录F 铜岭遗址出土炉渣特征物相及元素含量情况统计 |
| 附录G 铜岭遗址出土炉渣(实验部分)尺寸及磁性统计 |
| 附录H 发掘采集炉渣及部分挑选炉渣粒径统计表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虞坂巅軨道”（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中虞坂巅軨道 |
| 二史前文化通道 |
| 三虞原控制中心与道路功用 |
（10）晋南商文化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相关概念的阐释 |
| 1.1.1 晋南 |
| 1.1.2 商文化的定义与分期 |
| 1.2 夏商时期的晋南概况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目的、意义及方法 |
| 1.4.1 研究目的、意义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典型遗址和文化类型 |
| 2.1 典型遗址 |
| 2.1.1 夏县东下冯商城 |
| 2.1.2 夏县西阴遗址 |
| 2.1.3 夏县东阴遗址 |
| 2.1.4 夏县辕村遗址 |
| 2.1.5 绛县柳庄遗址 |
| 2.1.6 平陆前庄遗址 |
| 2.1.7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 |
| 2.1.8 垣曲商城遗址 |
| 2.1.9 垣曲宁家坡遗址 |
| 2.1.10 侯马上北平望遗址 |
| 2.1.11 曲沃阎村堡子遗址 |
| 2.1.12 襄汾南小张遗址 |
| 2.1.13 洪洞上村、杨岳庄青铜器 |
| 2.1.14 浮山桥北商周墓地 |
| 2.1.15 其它商文化遗存 |
| 2.2 文化类型 |
| 第三章 晋南商文化遗存的年代分期 |
| 3.1 典型遗址的年代分期 |
| 3.1.1 东下冯商城 |
| 3.1.2 垣曲商城遗址 |
| 3.1.3 平陆前庄遗址 |
| 3.1.4 夏县东阴遗址 |
| 3.1.5 垣曲宁家坡遗址 |
| 3.1.6 绛县柳庄遗址 |
| 3.1.7 侯马上北平望遗址 |
| 3.1.8 曲沃阎村堡子遗址 |
| 3.1.9 浮山桥北商周墓地 |
| 3.2 晋南商文化遗存分期 |
| 第四章 商文化在晋南传播的路线、特征、成因 |
| 4.1 商文化传播路线 |
| 4.2 商文化传播特征 |
| 4.2.1 阶段性特征 |
| 4.2.2 差异性特征 |
| 4.3 商文化传播的原因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由晋南二里岗期早商文化的分布论其进入、传播（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2]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D]. 祁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3]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D]. 李晓健. 吉林大学, 2020(03)
- [4]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研究[D]. 朱芃宇. 河南大学, 2020(02)
- [5]中商青铜器研究[D]. 赵孟坤. 山东大学, 2020(02)
- [6]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玉璧研究[D]. 杨岐黄. 西北大学, 2020(07)
- [7]“二里头商都说”的再检视[J]. 陈民镇. 华夏考古, 2020(02)
- [8]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商代冶金考古综合性研究[D]. 邹桂森.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9]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虞坂巅軨道”[J]. 高江涛. 中原文物, 2019(02)
- [10]晋南商文化遗存研究[D]. 王敏. 山西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