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全球货币尚未统一的现实条件下,货币错配是客观存在而又难以回避的普遍现象。同国际货币发行国相比,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货币错配问题尤其严重。国外大量文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出现的金融危机都与危机国国内严重的货币错配不无关系。货币错配不但是这些国家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使这些国家在化解危机、重建经济过程中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进入21世纪后,全球货币错配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经历了债务型货币错配不断累积与本币大幅贬值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与金融动荡。然而,2000年之后这些国家在外汇储备高增长之后出现了另一形式的货币错配即债权型货币错配。理论逻辑与经验事实均表明,无论是债务型货币错配还是债权型货币错配,它们不但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业绩和生存发展,而且会对一国宏观经济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比如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妨碍汇率制度的变迁以及危及一国经济与金融的安全等等。21世纪全球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和深深忧虑。似乎不可思议的是,债权国(以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为主)的债权却以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美国)的货币来计值,这种全球性的货币错配问题为国际金融动荡埋下了伏笔。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不但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而且在对外金融关系上逐渐由千方百计吸引外资的债务国向拥有高额外汇储备的债权国转变。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因此我国也毫无疑问存在货币错配现象。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存在的债务型货币错配不同,我国属于债权型货币错配,这一点同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日本极为相似,但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由于存在不同的经济结构与制度特征,与日本货币错配主要出现在私人部门不同,我国的货币错配主要集中在官方,这是我国经济在汇率弹性增大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我国债权型货币错配所处的经济与金融背景同日本完全不同,日本当时已经是发达国家,拥有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较为发达的金融市场,并且日元已经走上国际化之路,而我国虽然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当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向市场化转轨过程中,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金融市场发育滞后,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国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债权型货币错配对中国所带来的风险更大。在中国经济与金融深入改革和扩大开放进程中,尤其是债权型货币错配由官方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防范债权型货币错配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我国的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现状、成因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弱化我国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途径与方法。此外,本文还结合货币错配问题还研究了下述问题:如何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并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以消除我国当前贸易大国与金融弱国的不对称性,怎样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从而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作出我国应有的贡献。具体说,全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首先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货币错配测算公式。运用该公式对中国1985年到2006年共22年的修正AECM指数进行测算。结合测算结果,对近年来我国货币错配的演变趋势分五个时期进行详细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的货币错配程度越来越高,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没有根本性改变以及国内经济制度不作调整的情况下,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程度存在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值得政府、银行、企业和居民的高度关注。其次分析了我国债权型货币错配形成的原因。中国经济出现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微观制度设计原因,也有宏观经济政策原因;既有国内经济转轨不到位和发展模式一贯化等原因,也有国际上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等原因。但从根本上讲,中国出现债权型货币错配是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境况决定的,多年来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但同时金融制度与市场发展滞后使中国处于金融弱国地位,这种贸易与金融地位上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债权型货币错配的事实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实证分析表明,外汇储备与消费物价指数对我国货币错配的影响十分显著,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将过高的外汇储备降下来,同时要保持人民币价值的相对稳定,这也是人民币未来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再次结合当前经济实际分析了债权型货币错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虽然债权型货币错配从性质上不同于债务型货币错配,但它们同样会对一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严重时会危及一国金融的安全。与债务型货币错配会带来本币贬值压力,并在本币贬值情况下产生通货紧缩效应不同,严重的债权型货币错配使一国货币面临升值压力,如果本币升值与货币错配主要集中于官方同时出现,会使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所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从我国来看,当前出现的债权型货币错配不但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且对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外汇储备管理、汇率制度改革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具体说,我国商业银行在本币升值情况下汇兑损益十分严重;高额外汇储备是债权型货币错配官方化的集中体现,由此带来外汇储备总量管理与结构管理的困难;过高的货币错配程度加剧了汇率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成为汇率制度改革的强大阻力;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存在是当前中国出现货币政策困境的重要原因。为了抑制国内通货膨胀趋势,提高利率是很自然的政策反应,但是利率提高会引起外资通过正规与非正规的渠道进入中国进而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人民币升值与债权型货币错配相结合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性。最后探讨了弱化债权型货币错配的思路与对策。鉴于货币错配问题的国际性、长期性与艰巨性,本人认为,弱化货币错配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本文从三种视角入手探讨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从中国角度看,首先要加强对银行与企业货币错配的监控,同时应建立相应的货币错配预警系统并作为货币危机预警系统的补充,发现问题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其次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与债券市场,为弱化货币错配提供有效的套期保值工具;再次,要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调整对外开放策略,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引进外资策略和资本账户开放策略的调整来阻断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发生机制;最后,注意协调好货币数量政策与汇率政策。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上,外部目标必须服务于内部目标,以扩大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从亚洲角度看,为解决亚洲日益严重的货币错配状况,必须加强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在更高级的汇率合作没有展开之时,可以在降低区内货币错配程度上作更大努力,以发展亚洲债券基金为契机,促进区域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减少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赖。中国的选择是进一步促进人民币亚洲化和积极参与ABF建设,通过金融创新与制度调整扩大人民币在亚洲的使用范围与领域。从全球角度看,“全球性货币错配”的根源在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由此带来债权国的债权却由债务国发行的货币计值的“悖论”。这是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根源所在。从长远来看,解决货币错配问题的终极方案是在全球实行单一货币,但从近期来看,这一目标仍然遥不可及,关键原因在于现行国际货币发行国对改革的阻挠。因此,为了防止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更为现实的选择是世界各国要想方设法减轻本国的货币错配程度以求自保。由此也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那就是通过货币金融合作降低全球货币错配程度。从中国来看,应努力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家族中的一员,一方面可以弱化国内的货币错配程度,改变贸易大国与金融弱国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也将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