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是一篇区域断代人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研究对象是清代陕甘地区的人口问题,研究的空间范围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陕、甘两省政区为基础,时间范围则从康熙中叶一直延续到宣统末年。清代前中期,西北疆域的拓展引发了陕甘人口大规模的西迁浪潮。及至道、咸年间,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陕甘人口臻于极盛。同、光年间的战争、灾荒,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此后直到清朝灭亡,陕甘人口再也没有恢复到极盛时期的水平。本文即主要研究这一变化过程中的区域人口迁移、人口管理制度、人口聚落分布以及人口数量变化等等问题。但是,受资料、时间、篇幅以及个人能力所限,部分重要问题,如同治战时及战后人口迁移、人口安置等,本文暂未涉及,只能留待以后再继续补充、完善。本文首先对清代陕甘地区人口管理制度,尤其是回民人口的管理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然后,本文全面梳理了清代前中期陕甘人口西迁的历史进程,并对人口西迁中的一个经典个案,即雍正敦煌移民以及移民管理制度“农坊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农坊制度下人口统计意义上的“户”逐步演化成一个纳税单位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接下来,本文对清代陕甘人口极盛时期的分布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对这一时期的回民聚落名称及分布状况,在州县一级的精度上,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最后,本文对有关清代陕甘人口数量的部分问题,如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规模等,进行了研究,并以陕西省为个案,对同光年间陕西省的人口变动进行了数量分析,最后又以宣统人口普查“地理调查表”甘肃分村户口数据为样本,对清末甘肃人口进行了个案研究。研究表明,在人口管理制度方面,区域内的回民人口与普通人口存在明显差异。清代有专门的回民户籍,即“回籍”。“回籍”的主要作用是界定涉回案件中回民的族属身份,因此,“回籍”的产生与涉回法律条文的制定正相关,其时间大约在乾隆中叶。回民户籍信息只记载于州、县一级的地方保甲册中。保甲册的编制,视各地回民人口具体情况,既有单独编列者,亦有统一编列后又在回民人口部分加注特殊标记者。由于司法审判中辨别回民族属身份的工作主要由州、县、厅这一审级来完成,因此,地方保甲册中的回民户籍信息没有上报的必要,也缺乏上报的机制,没有体现在更高一级的官方户口统计数据中,这是导致清代回民户籍信息最终丢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口迁移方面,清朝前中期官方组织陕甘人口西迁的动力前后经过二次重大转折,其最初目的是战备军需,后来逐渐过渡到移民实边,最后则发展到解决关内贫民生计问题上来。西迁的陕甘人口,体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之内的仅占其中的六成。以“农坊制”为代表的,因时而变、多样化的移民管理体系是保障人口西迁顺利推进,强化移民人口管理,加快区域开发的制度基础。完善齐备的的灌溉渠道,科学、合理、执行严格的用水章程为移民屯垦的长久发展提供了最基本、最必要的物质条件。在农坊制中,“户”是最核心的细胞,移民人口管理、屯垦田亩及所承担赋役的分配,全部以“户”为单位,随着人口与田亩的脱节,“户”最终演变成为一种纳税单位,成了原来一户所承担的赋税、徭役的简称,农坊制因此走向崩溃。清代陕甘人口回、汉错杂聚居的特点非常鲜明,人口聚落主要集中在纵横交叉的两条轴线上,即从河湟谷地北上,经兰、巩,直达宁夏平原的纵轴;沿河西走廊东行,越陇山,直达关中平原的横轴。经过考证,我们总计复原了1034个同治以前的陕甘回民聚落。对清代陕甘回民人口数量的研究显示,长期以来广泛流布的清代陕甘回民人口数量众多,尤其是甘肃一省回民远多于汉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其峰值人口仅占区人口总数的二成五左右。其中,在甘肃省,这一比例大约是三成或略高一些,在陕西省,这一比例仅为一成五左右。对同光年间陕西人口损失的个案研究显示,同治至光绪初的十余年间,陕西人口损失超过四成五,这其中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更是超过八成,战争对人口造成的损失远胜于天灾。对宣统人口普查“地理调查表”甘肃分村户口数据的分析表明,虽然户口数据中的讹误之处较多,但大都源于后期上报过程中的汇总错误,而不是人口普查本身。在大多数地区,这次人口普查得到了切实的推行,户口数据质量较高。作为宪政运动受益者的地方绅董是普查事务的主要承办者,这是此次人口普查能够得到切实执行,普查数据具有较高质量的重要原因。普查数据首先是以村为单位汇总的,上报的数据分为“表”和“册”两种。对乡村聚落户口的研究显示,宣统年间,甘肃乡村聚落平均户数,一般不会超过百户。对城市户口的研究显示,城市人口数量多寡不一,晚清甘肃城市人口不符合任何一种固定的模式。这实际上是在同治战乱导致区域人口遭到严重损失,尚未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城市残破、人口凋敝、区域经济崩溃、城市生活陷于停顿的一种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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