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运动与人民本位思想——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论文文献综述）
张立洋[1]（2021）在《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文中研究表明
张晓鹏[2]（2021）在《“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文中研究指明“替曹操翻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一场历史人物评价运动。因此,这一运动蕴含着复杂的学术内涵和微妙的政治意蕴。对于作为政治事件的“替曹操翻案”,学者和舆论抱有极大的兴趣,而对作为学术、思想事件的“曹操论战”,关注者却寥寥无几。事实上,“曹操论战”或包涵、或体现着1949年后一系列重要历史观念的变迁。对于这些观念转折及其影响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展开。论战的动机与过程,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内容。郭沫若通过创作历史剧《蔡文姬》等方式发起“替曹操翻案”,并非仅仅是个人志趣的表达,而是存在着现实的考量。所谓“总理的提示”确有其事,但似乎是出于无意间,既非命令,也非政治任务。毛泽东虽确曾与郭沫若直接讨论过曹操,但他的“提示”更多的是“暗示”而非“明示”。1957—1958年间,毛泽东数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曹操,这一举动为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郭沫若意会,论战的发生便带有了二人“唱和”的意味。相较之下,探寻曹操论战的学术背景显得更有意义。论战的发生顺应了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众多热点问题交叉在一起。同时,经历了 1958年“史学革命”的学术界,有识之士将重新评价曹操作为打破沉闷学术空气的突破口,论战的发生提供了契机。论战发生后,争论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曹操能否超越阶级,推动历史进步”。在实际争论中,对曹操的评价及具体问题的讨论难以做到非此即彼,俨然一片混战,但大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曹操的历史作用。在清理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以思想史的视角对“曹操论战”进行重新审视。概括地说,“曹操论战”从价值、立场与方法三个层面与1949年后历史理论的嬗变发生关联。从价值的角度看,论战首先冲击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影响之下,传统史学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因此,传统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将价值判断置于事实判断之上。无论是从“正统史观”还是曹操个人道德的角度出发,曹操早已成为传统史学否定的对象。晚清近代以来历史进步观念的兴起,对传统史学以道德为本位的评价方式产生了冲击。社会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观在近代中国前后相续的两种存在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成为主流历史观念。在“曹操论战中”,鲜明地呈现了历史评价的标准,由以政治伦理和个人道德为本位的“道德评价”,向以历史功绩为本位的“事功评价”的转移。从中可以看出“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等层面。在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视野下,“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同样彰显出深刻的思想史意涵。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的作为,尤其是镇压黄巾起义的“罪行”自然不能被宽恕。而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曹操统一北中国等历史功绩却无法忽视。“人民本位”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革命党人和学者对历史主体认识和探索的过程。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人民本位”的实质就是“阶级本位”。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历史环境中,“人民本位”思想呈现出种种缺陷:这一历史观念已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代表这一角色的转换。在历史研究中,对“人民本位”对“封建社会”的全盘否定存在着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危险。1959年“替曹操翻案”无疑可以视为执政党的思维方式从“人民本位”转向“民族本位”的具体表征。正是因为站在了民族的立场上,才对曹操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只有在这个立场上曹操才能超越阶级,成为黄巾农民起义的继承者。郭沫若是从曹操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而不是打击了侵略者的角度提出曹操应当是一个民族英雄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操攻打乌桓才有了民族融合的意义。在方法论视野下,“替曹操翻案”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领域,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博弈。阶级观点在传入中国之初,就由于其同情劳动人民的底层价值倾向产生偏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变本加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彻底走向绝对化。相对于传统史学对曹操评价的“旧案”,“阶级观点”对曹操否定的“新案”似乎更为牢固。正统主义史家从来没有将镇压农民起义作为曹操的一项罪状,相反,只有运用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的学者才作如是观。因此能否为镇压黄巾起义的曹操翻案成为论战中学者最为纠结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曹操论战”不仅仅像学者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客观上反对“史学革命”,而是从主观上就是对“史学革命”的反拨。更为明显的是,论战中反对阶级观点对曹操的否定,由为曹操翻案进一步扩展到为殷纣王、秦始皇、武则天其它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翻案,进而反对“打破王朝体系”的口号等等,都是反对阶级观点片面化的体现。在历史人物评价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坚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主义方法,批判了论战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尤其是对个人在历史上地位肯定,对个人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作用关系的正确探讨,都带有对史学界错误倾向“纠偏”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此起彼伏、堪称波澜壮阔的论辩中,“曹操论战”只能算得上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前有1958年“史学革命”,后有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曹操论战”如何能不被淹没?更致命的是,“曹操论战”夹在二者中间,却并未能够“力挽狂澜”,扭转史学界一路向左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论战”对绝对化阶级观点的反拨只能算“昙花一现”。但我门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曹操论战”呈现出的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十分难能可贵,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群广泛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曹操论战是一场大规模地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史学研究的实战演练,推动了唯物史观的普及运用,同时,它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是对唯物史观发展的推动。在相关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曹操论战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古史分期等理论问题的深入,功不可没。在具体的研究中,曹操论战引发了建国后长达三十年曹操研究的高潮,进而带动了对汉末魏晋历史的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曹操论战”无可指摘。如果是论战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得大于失,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却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替曹操翻案”的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导致了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的许多行为,比如杀人、奸诈的个人品质,违反了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在任何历史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中都不值得被提倡的。历史进步标准也不能完全取代道德评价。传统史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无法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并非与价值无涉。因此,重建史学与伦理的联系,重视史学中“史学伦理”的研究,应当成为史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宋洪兵[3]（2021）在《郭沫若的法家观及马克思主义史家法家观的内部分歧》文中指出郭沫若的法家观与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人生遭遇密切相关。郭沫若认可前期法家,认定他们为"国家本位",注重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人民利益;但申不害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则为"君主本位",根源在于二人受道家影响,主张"术治"。故而郭沫若激烈批判之。他主张秦始皇采用了韩非子的政治观念,故他区分吕不韦与秦始皇的两条政治路线,批判秦朝政治实为"奴隶制度"的"回光返照"。这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有关法家（包括申韩、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存在分歧。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均认可法家推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功绩。郭沫若的法家观既有现实政治斗争的因素,他批评申韩与秦始皇,目的是为了批评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时也有方法论的因素,他综合采用"人民本位"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立场,导致他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分歧,并最终坚持了一种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迥异的法家观,这为他在"文革"末期的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埋下了伏笔。郭沫若的"人民本位"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
林静声[4]（2020）在《四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巨变的时期,对于作家精神思想的影响十分显着。郭沫若是这一时期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四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一直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本文横向梳理了学界四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成果,围绕四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的史学着作和文学作品,对其研究的特点、影响及不足做出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思考未来四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呈现四十年中后期代郭沫若研究的总体面貌和发展趋势,对学界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李明[5]（2019）在《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国内起义运动不断,国外列强又屡次入侵,西学东渐不断深入,《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并简要回顾了研究现状。正文第一章对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的前奏学者即章太炎、梁启超、谢无量、胡适等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对民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第二章至第四章的探讨,可以发现,在继承章太炎、梁启超、谢无量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基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以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承袭了传统道德立场对韩非子进行了批判;以醒狮派、战国策派为代表的新法家则在国家主义的基石之下试图从韩非子中找到救国的思想资源。而以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陈千钧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等挖掘出了韩非子思想中的闪光之处。通过本文的研究,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的整体脉络得到了基本的梳理。综上而言,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运用西学视角研究《韩非子》义理学,这是其最大特色;二,相关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三,就研究内容而言,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第四,受到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同学派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
舒梓剑[6]（2019）在《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以《李白和杜甫》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强调了新时期下坚持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性。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创立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阐明了人类发展的本质及一般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观中的科学形态。作为中国唯物史观史学开拓者的郭沫若,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本文就郭沫若学术着作《李白与杜甫》为蓝本,评论史学着作《李白与杜甫》的利弊得失,总结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努力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与借鉴。郭沫若唯物史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郭沫若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完善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历史任务演变有着密切关联。20世纪20年代在革命运动的时代洪流中,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在思想上实现了三个层面上的转变,从泛神论到唯物主义思想的转变;从个性解放到阶级革命的转变;从偶像崇拜到人民本位的转变。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郭沫若完善了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突出了将生产关系总和作为古史研究的线索,将阶级属性作为批判历史人物的立足点,将革命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向。待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随着中国历史任务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为社会主义建设,郭沫若没有停止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步伐,而是不断提升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推动着中国唯物史观史学的新发展。总之,郭沫若唯物史观史学思想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发展与时俱进。《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唯物史观史学研究的新范式。首先就史学的叙事内容而言,《李白与杜甫》一书全景式的对李白、杜甫以及两者关系作了细致梳理,不仅涉及了李白与杜甫生平及经济状况,还对两者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其次就《李白与杜甫》体现的史学研究方法而言,在评价方法上坚持历史与道德批判相统一,主张从历史发展观点和儒家道德评判标准的双向维度出发;在分析方法上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充分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实践、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以及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的辩证关系;在还原人物方法上坚持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史学观点,重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最后就郭沫若运用唯物观指导历史人物研究的学术表征而言,《李白与杜甫》彰显了“二重证据法”、历史地理学以及生理医学的跨学科学术表征和“人民本位”思想同“文史互证”方法相结合的学术表征。通过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史学内容、方法和学术表征的论述,可知唯物史观视域下的郭沫若史学研究对中国史学的走向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引领了唯物史观同中国具体历史研究的结合,奠定了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话语权的基础,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学理性的依据。但郭沫若的史学研究还存在时代的缺陷和不足,对于上述缺陷和不足我们不能一味苛求,而需因时代的局限报以理解和同情。总的看来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深入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对于新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示。
王启发[7]（2018）在《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文中指出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郭沫若,不仅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上有着极具影响力的成就和贡献,而且在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上也有着丰厚的研究着述和突出的理论贡献。郭沫若的思想史研究,一方面集中考察了中国思想历史源头性的发展与变迁,对上古时代的思想史有着细致的梳理和论述;另一方面对春秋战国时代及后世思想学派、思想人物的学说和主张,则有着或批判或弘扬的研究与论证。这些研究,不仅体现了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和思想贡献,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推进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很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对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学术历程、成就与贡献做学术史的梳理和考察,在今天思想史研究中也就是十分必要和有多重意义的工作。
徐国利[8]（2018）在《郭沫若的“人民本位”史观及儒家民本思想意蕴》文中指出"人民本位"论是郭沫若提出的重要思想,广泛运用于史学研究、文学创作和现实批判领域。作为史学范畴的"人民本位"论,基本内涵是视人民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为原则,亦可称为"人民本位"史观。郭沫若运用"人民本位"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先秦诸子思想和评价历史人物。20世纪上半叶,郭沫若重视将传统优秀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其"人民本位"史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为指导,对儒家民本思想加以批判性继承的产物,有浓厚的儒家民本思想意蕴;两者在有关人民的国家和社会主体地位、人民的社会历史作用和如何衡量社会发展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点或相似性。
杨胜宽[9]（2017）在《郭沫若的韩非子批判评析》文中提出郭沫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处于国统区的特殊工作环境,带着一定现实针对性和主观好恶色彩完成韩非子思想研究的。他对韩非综合先秦法家"法""术""势"思想,且杂取诸子百家思想成分以完成古代法家思想体系构建的功绩,几乎全盘否定,是不够客观公允的。梳理郭沫若韩非子批判的认识评价过程,透视其中的复杂背景原因及其教训,对于今天学术研究工作的健康开展,具有现实意义。
刘娟[10]（2016）在《《十批判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我国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甲骨四堂”之一。他深识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作有《十批判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甲骨文字研究》等。《十批判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着作,侧重于评论,完成于抗战时期。目前学界对郭沫若的研究多集中在史学思想、古史分期、古代社会史等方面。《十批判书》是郭沫若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代表作,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的着作。因此,进一步研究《十批判书》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十批判书》进行研究:一,从成书的复杂动因和郭沫若的学术素养两方面,叙述《十批判书》的成书背景。二,通过对《十批判书》的版本进行比较,了解郭沫若对诸子认识的变化。三,以《十批判书》的具体内容为中心,探究郭沫若对先秦各家学派的研究。四,在理解《十批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此书的思想特征和学术风格。五,探究郭沫若是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论争的始末。六,探究《十批判书》在现代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十批判书》的各篇文章为考察中心,全面、综合的研究郭沫若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认识,避免孤立研究的片面性,以便全面、客观的认识《十批判书》的价值。此外,笔者也试图通过对“《十批判书》抄袭”之争的梳理,论述民国学者在学术研究、在传承与创新上的贡献与局限性。
二、民主运动与人民本位思想——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主运动与人民本位思想——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论文提纲范文）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1959年“曹操论战”概说 |
| 第一节 “替曹操翻案”的背景 |
| 一、从《蔡文姬》的创作动机说起 |
| 二、“主席的提示” |
| 三、毛泽东“替曹操翻案”的用意探究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的内在理路 |
| 一、近代以来“替曹操翻案”的潮流 |
| 二、“曹操论战”发生的学术环境 |
| 三、史学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的过程 |
| 一、酝酿: 从文学讨论入手 |
| 二、开战: “翻案者”的理论立场 |
| 三、对垒: “反对者”的逻辑 |
| 四、混战: 具体问题的讨论 |
| 五、下沉: 学术圈外的讨论 |
| 第二章 价值: 从道德评价到事功评价 |
| 第一节 传统史学与儒家伦理 |
| 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 |
| 二、传统史学的儒家伦理特色 |
| 第二节 从“道德”到“事功”: 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 |
| 一、历史进步观对道德评价的冲击 |
| 二、论战中曹操评价标准的转换 |
| 三、辩证法: “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对儒家伦理史学解构的影响 |
| 一、“人民选择”与“正统观念”的对立 |
| 二、“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的矛盾 |
| 三、“历史规律”与“个别人物”孰重孰轻 |
| 第三章 立场: 从人民本位到民族本位 |
| 第一节 1949年后思想转移的背景 |
| 一、从革命者到中华民族的代表者 |
| 二、民族史观与阶级史观的张力 |
| 第二节 “人民本位”的实质——阶级本位 |
| 一、平民主义: 毛泽东人民观的根本特征 |
| 二、“帝王本位”的反面: 郭沫若人民本位思想 |
| 三、“人民本位”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冲突 |
| 第三节 从“阶级”到“民族”: “替曹操翻案”的立场 |
| 一、民族与阶级视野下的曹操 |
| 二、“曹操打黄巾”: 对“人民立场”的商榷 |
| 三、“曹操打乌桓”: “民族英雄”论何以成立 |
| 第四章 方法: 从阶级观点到历史主义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观点的绝对化 |
| 一、底层倾向与阶级观点的中国化 |
| 二、阶级观点的深化与偏向 |
| 三、伦理主义: 绝对化阶级观点特征 |
| 第二节 “曹操论战”中对阶级观点的反拨 |
| 一、“新案”难翻: 阶级观点对曹操的根本否定 |
| 二、隐晦批评: 对阶级分析的纠偏 |
| 三、直接反拨: 遏制“史学革命” |
| 第三节 “曹操论战”中“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讨论 |
| 一、历史人物评价的历史主义方法 |
| 二、论战中对历史主义评价人物方法的运用 |
| 三、论战中对“非历史主义”的批评 |
| 第五章 “曹操论战”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一节 “曹操论战”在史学史上的失与得 |
| 一、对阶级观点的反思“昙花一现” |
| 二、学术氛围与论战群体自由广泛 |
| 三、理论问题与具体研究的推进 |
| 第二节 历史与伦理的决裂:曹操论战的最大困惑 |
| 一、曹操论战的思想史后果 |
|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德维度 |
| 三、“史学伦理”: 重建历史与道德的联系 |
| 结语 |
| 一、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纠偏” |
| 二、论战后历史观念的转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郭沫若的法家观及马克思主义史家法家观的内部分歧（论文提纲范文）
| 二郭沫若的法家观研究述评 |
| 三几种“本位”立场与秦政奴隶制回光返照说 |
| 四马克思主义史家法家观的内部分歧 |
| 五结语 |
（4）四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史学着作研究 |
| 二、文学作品和译作研究 |
| (一)自传文学研究 |
| (二)杂文和散文研究 |
| (三)译作研究 |
| 三、四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的反思 |
（5）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与近代之间: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前奏 |
| 第一节 章太炎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梁启超论《韩非子》 |
| 第三节 谢无量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儒家视野下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批判研究 |
| 第一节 熊十力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钱穆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家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正面研究 |
| 第一节 醒狮派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战国策派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观点下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 |
| 第一节 郭沫若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侯外庐论《韩非子》 |
| 第三节 陈千钧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国期刊所见《韩非子》义理学研究论文辑目 |
| 后记 |
（6）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以《李白和杜甫》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研究的可行性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趋势与不足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研究主要拟定创新点和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 |
| 第2章 郭沫若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确立 |
| 2.1 郭沫若唯物史观立场的形成 |
| 2.1.1 从泛神论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
| 2.1.2 从个性解放到阶级革命的转变 |
| 2.1.3 从偶像崇拜到人民本位的转变 |
| 2.2 郭沫若唯物史观立场的成熟 |
| 2.2.1 以生产关系总和作为古史研究的线索 |
| 2.2.2 以阶级属性作为批判历史人物的立足点 |
| 2.2.3 以革命斗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向 |
| 2.3 郭沫若唯物史观立场的新发展 |
| 2.3.1 推进了唯物史观和中国具体历史的进一步结合 |
| 2.3.2 强调了阶级矛盾在古史分期中的作用 |
| 2.3.3 确立了历史人物研究的新范式 |
| 第3章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李白与杜甫》 |
| 3.1 《李白与杜甫》的研究内容 |
| 3.1.1 李白生平、先祖及家室研究 |
| 3.1.2 杜甫的经济状况研究 |
| 3.1.3 李白与杜甫的哲学思想研究 |
| 3.2 唯物史观视域下《李白与杜甫》的研究方法 |
| 3.2.1 评价方法上:坚持历史与道德批判相统一 |
| 3.2.2 分析方法上:遵循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
| 3.2.3 还原人物方法上:运用毛泽东阶级分析的史学观点 |
| 3.3 唯物史观下《李白与杜甫》的学术表征 |
| 3.3.1 跨学科研究的取向 |
| 3.3.2 “人民本位”同文史互证的结合 |
| 第4章 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的评价及启示 |
| 4.1 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的成就 |
| 4.1.1 建立了唯物史观史学的范式,启发了唯物史观的传播和研究 |
| 4.1.2 开拓了唯物史观史学的领域,引领了唯物史观史学的发展方向 |
| 4.1.3 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学理性的依据 |
| 4.2 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的不足 |
| 4.2.1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简单化倾向 |
| 4.2.2 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有时“矫枉过正” |
| 4.3 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史学的启示 |
| 4.3.1 评价方法上:坚持“人民本位”批判性继承传统文化 |
| 4.3.2 分析方法上:坚持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
| 4.3.3 学术品性上:树立自我批判的史学修养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术种子的初播及对思想史书写的尝试 |
| 二、古代社会研究与理论基础的奠定及思想史研究的深入 |
| 三、对先秦诸子研究的细化及对诸家学派思想的评价 |
| (一) 作为观念与思潮史考察的思辨性篇章 |
| 1.《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
| 2.《名辩思潮的批判》 |
| (二) 作为思想人物和学派研究的代表性篇章 |
| 1.屈原研究 |
| 2.墨子研究 |
| 3.孔子研究 |
| 4.对诸家学派及人物的研究 |
| 余论 |
（8）郭沫若的“人民本位”史观及儒家民本思想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人民本位”论的提出与内涵 |
| 二、“人民本位”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贯彻和运用 |
| 三、“人民本位”史观的儒家民本思想意蕴 |
| 四、结语 |
（9）郭沫若的韩非子批判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 关于韩非子思想构成的认识 |
| 关于韩非子的“法”“术”“势”思想 |
| 关于郭沫若批判韩非子思想的明显偏颇及其原因 |
（10）《十批判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 |
| 第2章 《十批判书》的成书 |
| 2.1 《十批判书》成书的背景与动因 |
| 2.1.1 时代思潮和郭沫若的思想 |
| 2.1.2 清末民国的诸子学 |
| 2.1.3 撰写《十批判书》的政治动因 |
| 2.1.4 对学界的回应 |
| 2.2 郭沫若的学术素养 |
| 2.2.1 扎实的古史基础 |
| 2.2.2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 |
| 第3章 《十批判书》的版本 |
| 第4章 《十批判书》的内容 |
| 4.1 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 |
| 4.2 以《孔墨的批判》与《儒家八派的批判》为中心的儒家与墨家研究 |
| 4.2.1 扬孔非墨思想 |
| 4.2.2 儒家八派的论述 |
| 4.3 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和《庄子的批判》为中心的道家思想研究 |
| 4.4 以《荀子的批判》为中心的荀子研究 |
| 4.5 以《名辩思潮的批判》为中心的名家研究 |
| 4.6 以《前期法家的批判》、《韩非子的批判》和《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为中心的法家思想研究 |
| 第5章《十批判书》的思想特征与学术风格 |
| 5.1 《十批判书》的思想特征 |
| 5.1.1 “批判”的精神与思想自觉 |
| 5.1.2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研究取向 |
| 5.2 《十批判书》的学术风格 |
| 第6章 关于郭沫若是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论争 |
| 6.1 《先秦诸子系年》简介 |
| 6.2 论争的起因 |
| 6.3 论争的经过 |
| 6.4 笔者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民主运动与人民本位思想——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D]. 张立洋.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替曹操翻案”:1959年前后历史理论的变动[D]. 张晓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3]郭沫若的法家观及马克思主义史家法家观的内部分歧[J]. 宋洪兵. 史学月刊, 2021(02)
- [4]四十年代中后期郭沫若研究综述[J]. 林静声. 大连大学学报, 2020(04)
- [5]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D]. 李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3)
- [6]唯物史观视域下郭沫若的史学研究 ——以《李白和杜甫》为例[D]. 舒梓剑. 成都理工大学, 2019(02)
- [7]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J]. 王启发. 晋阳学刊, 2018(05)
- [8]郭沫若的“人民本位”史观及儒家民本思想意蕴[J]. 徐国利. 河北学刊, 2018(05)
- [9]郭沫若的韩非子批判评析[J]. 杨胜宽. 郭沫若学刊, 2017(01)
- [10]《十批判书》研究[D]. 刘娟. 河北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