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继二十世纪下半页美国成功地对东欧以及前苏联进行“和平演变”之后,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后期及二十一世纪初又采取了新一轮的和平演变策略,也是一种新的干涉手法——“颜色革命”,尤其是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挤压俄罗斯在亚欧大陆的战略空间,美国打着“推进民主”的旗号,开始了对独联体诸国的和平演变。美国以“街头政治”为主要形式,促使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相继爆发了“颜色革命”,并在这些国家成功地扶植起“亲美”政权。虽然近期“颜色革命”的成效有所减退,但美国仍未放弃其和平演变的策略。尤其是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的“颜色革命”有所抬头,同时有了更新的特点与趋势。面对美国新一轮“颜色革命”攻势,有人迷惑,有人担忧。本文通过对“颜色革命”的成因、特点、实质以及历史沿革分析,来找寻“颜色革命”的本质。在对独联体诸国的“颜色革命”以及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各种手段、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动因作出研究后,文章联系国际政治现状,揭示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国际影响及发展趋势,最后得出警示意义。这在国际关系形势更加纷繁芜杂的当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等入手,仔细探讨了“颜色革命”的模式与特点,认真分析了它爆发的背景与成因,深刻揭示了它的实质目标；然后,明确点破了它的性质,系统论述了它对国际政治的冲击与影响,具体总结了它给予的启示与应对措施；最后,尝试预测了它的前景与未来走势。纵观各国“色变”的过程,可以发现：“颜色革命”基本上遵循着相同的模式,即经过“准备、开始、相持”三个阶段和最终实现“反对派获胜”这个结果的模式。同时“颜色革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反对派在西方势力支持下,借选举之机,用和平方式夺权执政。这一特征有诸多体现：以扶植反对派操纵选举为重点；以街头政治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司法安全领域为突破口；以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为核心等。“颜色革命”的爆发有着深刻的背景与原因,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历史文化和思想意识等原因,还具有美国推波助澜的外部条件等。可以说,“颜色革命”是国内的各种矛盾激化到临界极限,政治派别斗争到势均力敌,“疏俄亲美”与“亲俄系俄”路线争论到拔剑相持,“融入欧美”与“苏联情结”思想矛盾到难以抉择,西方民主扩展到一定时机,最终借助“国家换届选举”的契机,各种矛盾统统引发和点燃的必然结果。从表面上看,“颜色革命”的目标是反对派为争取民主,推翻当权派上台执政。事实上,它的实质目标是“脱俄西进”。“革命”前,这些国家实行一种与俄美等距离的外交政策,没有明目张胆地喊出“脱俄”的口号,但“西进”的倾向已经萌芽。“革命”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被一批亲西方政治精英上台掌控,明确提出了“入约加盟”的外交路线,成为“脱俄西进”的急先锋与领头羊,并复活壮大了“脱俄西进”的总部——“古阿姆”,公开扛起“脱俄大旗”,积极推动“西进”进程。可以说,“颜色革命”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归根结底是独联体国家以“脱俄西进”为实质目标的一次内部政权更替。因此,“颜色革命”的产生以及“脱俄西进”必然给当代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带来一定的冲击与影响：从独联体层面看,“革命”浪潮余波未平,加速了独联体地区的地缘政治分化,使独联体的生存受到严峻挑战：对俄罗斯的传统安全政策形成了有力冲击,促使俄罗斯实行更加务实的新独联体政策；从地缘政治层面看,它进一步改变了欧亚地区地缘政治版图及其区域分野,“后苏联空间”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整体正在被打破并被重新分割组合；从上海合作组织层面看,它使上海合作组织进入了成立以来最具凝聚力的时期,并将其作为抵御“颜色革命”的主要平台；从大国关系层面看,它在引发新的战略争夺,激化大国矛盾的同时,使美、俄、中三国关系在中亚地区得到重新平衡；从中国层面看,它给中国的周边环境和战略空间带来了严峻挑战,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地缘战略利益和能源战略利益构成了一定威胁；从国际格局层面看,它使本已失衡的国际格局进一步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倾斜,大大延缓了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面对“颜色革命”浪潮,各国必须未雨绸缪,找准对策,从内政与外交方面双管齐下,努力应对。最后,可以预见,由于独联体国家政局不稳,不排除“颜色革命”有进一步蔓延的可能,但今后马上产生“颜色革命”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不会太大。随着奥巴马的上台,美国又采取了新的政策,因此,有着深厚西方背景的“颜色革命”不会最终划上句号,只不过是换了不同的方式而已,关于“颜色革命”的斗争应该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