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研究 ——以宁玛派圣迹为例

论文摘要

佛教圣迹是佛教文化中颇具特色的一个层面。佛教为信仰者的宗教实践提供了“圣迹”文化背景,使他们的生活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向心力。佛教圣迹现象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相对于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时期,初期的佛教圣迹崇拜尚不属于繁盛发展的状态,在形式的多样性和崇拜的规模上是有局限的,但是就其性质与功能而言,的确已经具备了与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时期之佛教圣迹相一致的意义与作用。至大乘佛教时期,佛教圣迹文化得到了鼓励与发展。大乘佛教教理、发展状态等条件为此时期佛教圣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背景。佛教圣迹文化在大乘佛教兴盛的一段时期（公元4-5世纪左右）在形式与内容上已较成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藏地佛教圣迹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乘佛教时期印度佛教圣迹文化是同时涵盖大乘层面和密乘层面的。佛教圣迹文化的形成,在于其在社会中形成了以佛教教理为核心的,对生活方式、行为方式、风俗文化等重新进行构造的,为佛教信徒所接受的文化要素和内容——圣迹形式、内容和供养方式。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是佛教圣迹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藏传佛教圣迹的过程中,将大乘佛教的圣迹观念视为背景是有必要的。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并非藏地所独创,其基本形制主要是大乘佛教圣迹文化的延续,包括道场圣迹和加持品圣迹两类,其中道场圣迹可分为寺庙和圣地两类,道场圣迹本身不但可视为圣迹,而且还可以成为承载其它圣迹内容的圣迹承载体;加持品圣迹则以“身、语、意三依处”为根本内涵,此外还包括其它一些具“三依处”内涵的加持品形式,如各种具加持之物品与遗迹等。丰富的圣迹形式、圣迹内容与供养形式、供养行为契合在一起,架构出了藏传佛教圣迹在社会文化中的存在模式。藏传佛教圣迹以度化众生之本质,深入于僧侣及在家信徒的生活中,从方方面面影响到藏人的生活风俗和观念,与藏文化达到深度的融合,成为藏文化中一个独具特征的文化层面,即藏传佛教圣迹文化。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以藏传佛教教理为基础,以教派发展历史与传承为脉络,逐渐形成了形式和内容丰富的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为藏传佛教度化众生营造出了一个能使理想境界与世俗生活相连接的文化背景。在对早期的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现象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缺少把佛教时期与前佛教时期的圣迹现象严格区分开来的标准。佛教传入藏地之前因观念、历史事迹或物品遗留等因素所形成的圣迹,都有一个为佛教所解读和包容的过程,其最终受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是难以避免的。虽然不同宗教存在教理差别,但是由佛教传入所引发的文化融合并不存在鸿沟。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条件和背景下展开的。依据吐蕃时期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发现: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圣迹的基本架构,包括圣迹的承载体——寺庙、修行处、身、语、意所依及一些加持品等圣迹形式初步形成;在赤松德赞时期,藏传佛教圣迹的体系更为完备。莲花生大师将藏传佛教的圣迹文化体系丰富化并确立下来,寺庙建设、修行圣地建设、伏藏的创立以及加持品圣迹的遗留等等方面呈现出完整的体系,圣迹内容上也展现出了繁盛的景象;在其后的热巴巾时期前后,藏传佛教圣迹文化进一步在供养的方式、圣迹内容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此,藏地前弘期道场圣迹与身、语、意所依及诸加持品等圣迹形式经历了创立、体系化和发展的过程,逐步增加了圣迹内容的积累,圣迹的供养方式也经历了被逐渐推广的过程。在藏传佛教中有着丰富的佛教供养方式及供养仪轨,这与藏传佛教圣迹供养之间也有紧密联系。佛教圣迹供养是指:以圣迹为中心,为获取圣迹加持而行持的供养行为。针对佛教圣迹所展开的特殊供养形式有一部分是在前弘期形成的,而有一些则明显成熟于后弘期。煨桑、转经轮、玛尼堆、经幡与风马、转绕、涂金、哈达、涂抹白羊毛酥油等圣迹供养方式大约在公元13世纪左右就得以形成了。通过分析后弘期宁玛圣迹的承载体,可以发现涵盖藏传佛教圣迹内容的不同角度——圣地道场角度、寺庙道场角度以及成就者（传承上师）角度,前两者侧重空间的神圣性和加持力,后者则更加侧重教法传承的重要地位。在后弘期及之后,宁玛圣迹文化在发展中展现出三个重要的特点:①体现出以传承上师为中心的教法传播方式;②体现出宁玛派注重圣地修行的特点;③体现出寺庙与圣地结合的建设模式。这三条主要线索为宁玛圣迹文化在后弘期的继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背景。为此,对三个有代表性的传承进行分析可以展示宁玛圣迹文化的发展状况:其一为三素尔传承;其二为龙钦宁提传承;其三为噶陀传承。目前宁玛圣迹文化的发展特点以噶陀传承的方式为主。宁玛派居士佛教的特征与寺庙地位的逐渐确立过程构成了千余年宁玛圣迹文化演变的主线,且预示着诸圣迹承载体间的地位改变——面对着以成就者为主要承载体的圣迹内容易遗失的特点,道场这一圣迹承载体成为重点。在前弘期及后弘期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逐渐建设的宁玛寺庙在形制上更多的是一些崇拜场所,而修行圣地（包括静修院等）才是实践修行的重要道场;直到宁玛发展的中后期,才开始大力建设寺庙道场的讲、修功能,并在规模和稳定发展上获得突破,使得修行处与寺庙之间的圣迹地位发生了变化,寺庙的承载体地位处于了上升的状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宁玛圣迹文化拥有过长时期稳定发展的大趋势。宁玛派在发展过程中与其它派别的矛盾冲突较小,并在圣迹文化的发展上与其它教派保持着互相影响的关系,一些原属宁玛派的圣地道场和寺庙道场的主导权也可能在教派间转移。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文化的本质与核心,它们之间具有血肉相连的共生性,因此,当前的藏文化不可能脱离佛教文化而自足自立。藏传佛教圣迹文化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经过千余年的社会锤炼,已经从单纯的宗教信仰深层细化为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藏文化中带有了普遍性。在传承的层面、加持的层面以及福德的层面,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对藏文化起到了重要的维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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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理解

第一节佛教圣迹与圣迹文化

一、佛教圣迹的起源

（一）在原始佛教时期发端的佛教圣迹

（二）在部派佛教时期初步发展的佛教圣迹

二、大乘佛教圣迹文化的发展

（一）大乘佛教对佛教圣迹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二）印度大乘佛教时期圣迹的形式与供养

（三）大乘佛教时期对佛教圣迹的承载

第二节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理解

一、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背景

（一）密教的发端与与圣迹

（二）藏传佛教与宁玛派

二、藏传佛教宁玛派教理对圣迹与供养的支持

（一）三皈依

（二）三根本

（三）五方佛

（四）三怙主

（五）观修与象征——净土、坛城与无量宫殿

（六）圣地传统——基于密法而殊胜之地

三、藏传佛教宁玛派修行观念对圣迹与供养的支持

（一）具根器

（二）信心与加持

（三）福慧资粮

（四）借助道场

四、藏传佛教宁玛圣迹文化的定义

第二章藏传佛教宁玛派圣迹文化的初建

第一节藏地前佛教时期的圣迹

一、藏地前佛教时期的圣迹类型

（一）前佛教时期与神山圣湖的崇拜

（二）与古印度、古波斯文化有关的圣地

（三）前佛教时期的历史遗存

二、佛教文化初传与原有文化碰撞中的冲突性和近源性

第二节藏地前弘期道场圣迹与身语意所依圣迹的创立过程

一、松赞干布时期

二、赤松德赞时期

三、热巴巾时期前后

第三节莲花生大师对宁玛圣迹文化的构建

一、密教修行成就与佛教圣迹

二、莲华生大师对宁玛圣迹文化的构建

（一）印度的修学遗迹

（二）与莲师相关的圣地类型

（三）加持圣地之过程

（四）创造伏藏地

（五）降伏神灵为护法

（六）加持品圣物

第四节宁玛圣迹三种承载体的发端

一、修行圣地道场的建构方式

（一）以莲师所建重要圣地为代表

（二）青浦修行地

（三）扎耶巴

（四）曲沃日

（五）扎央宗

二、寺庙道场圣迹的构建方式

（一）桑耶寺

（二）昌珠寺

三、藏地大成就者遗留的构建方式

（一）与贝若扎那有关的圣地

（二）贝若圣窟

（三）贝若扎那所建寺庙

第五节宁玛圣迹的特殊供养形式

一、藏地圣迹供养形式的渊源

二、特殊供养形式的形成

三、供养品向圣迹内容的转化

第三章藏传佛教宁玛圣迹文化的中后期发展

第一节宁玛圣迹文化的发展轮廓

一、后弘期宁玛圣迹文化的发展背景

（一）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在地区间的趋同趋势

（二）宁玛圣迹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渗透过程

（三）宁玛派的发展阶段

二、后弘期宁玛圣迹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

（一）宁玛"居士佛教"特征的确立

（二）寺庙地位的确立

（三）修行地与寺庙的地位碰撞

（四）伏藏法的兴起

第二节后弘期发端的宁玛圣迹文化状态

一、以传承上师为中心的圣迹承载模式:三素尔传承

二、以圣地修行为中心的圣迹承载模式:龙钦宁提传承

（一）龙钦巴尊者

（二）晋美林巴尊者

（三）多智钦寺

三、以寺庙及圣地为中心的圣迹承载模式:以噶陀寺为例

（一）从噶陀建寺过程揭示圣迹的两条主要线索

（二）传承上师在成就之路上所遗留的圣迹

四、在宁玛圣迹发展中展现出的特点

第三节藏传佛教宁玛圣迹的稳定性

一、对藏传佛教宁玛圣迹文化稳定性的理解

二、对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发展的共同推动

三、藏传佛教圣迹内容的造血功能

四、藏传佛教圣迹内容的消失方式

五、教派间势力对圣迹带来的影响

（一）圣地在教派间的归属

（二）噶举派的推动

（三）格鲁派的影响力

（四）其他教派向宁玛派的靠近

六、藏传佛教圣迹文化的延续条件

第四节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对藏文化构成的贡献

一、藏传佛教圣迹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还原

二、圣迹和史迹的相互继承能力

三、藏传佛教圣迹文化体系对藏文化的维系作用

结论

附录一

附录二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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