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投资行为是企业三大财务决策行为之一,是企业盈利的关键,也是决定股东利益大小的基础。企业通过投资活动,才能得到投资回报。所以企业投资行为的效率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实现价值最大化,同时也关系着股东能否获得利益最大化。因此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投资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基于经济活动中的“有限理性”的假设,我们可知管理者的决策都并不是最优的,主要归结于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管理者对环境的理解能力和认识能力都是有限的。同时,由于企业内部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企业的投资行为也不能达到完全最优,即存在着投资的非效率问题。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作为企业投资行为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不同公司投资效率又各不相同,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本文就要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公司治理机制的存在,又进一步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简要表明本文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阐述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提出本文分析的基本逻辑框架和研究的方法。最后说明本文的特色。第二部分系统梳理并综述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1984年Hambrick和Mason提出了著名的“高层梯队理论”,由此管理者特征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之一。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团队的特征与团队成员深层次的心理、行为特性有关,而这种深层次的心理、行为特性则会直接影响到战略决策的制定与选择,由此可知管理者的特征是与管理行为相关的。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点。委托代理问题是伴随着现代公司制度产生的,普遍存在于公司中。而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管理者与股东利益的冲突,管理者的行为并不总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常表现出管理者的个人私利行为,在投资行为上就表现为投资的非效率。这不仅是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同时还基于信息的不对称。股东并不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就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很容易造成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因此,与管理者行为紧密相关的高管个人特征就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存在相关性。本文为便于数据的统计,选取了管理者的年龄、学历、性别、教育背景和任期等五个人口统计特征,以此来代表管理者的个人特征。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管理者的这些人口统计特征是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相关的,但是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股东为了防止管理者攫取个人私利,就制定出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机制,来监督和制约管理者的行为。目前的公司治理机制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具体可以分为四种,即激励机制、监督制衡机制、外部接管机制和代理权竞争机制。本文仅分析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即激励机制和监督制衡机制,选择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三个变量来研究。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是有相关关系的。接下来本文采取实证研究方法。首先根据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相关理论,从中提出本文假设,最后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第三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了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的投资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在研究假设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设计。本文选取了2009、2010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283家公司作为实证研究样本。其次构建了本文的实证模型,即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模型,和高管个人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模型。并对模型的变量进行定义和测度,为下一步的实证分析做准备,其中被解释变量非效率投资水平我们参照Richardson的方法,将投资水平方程的残差项作为非效率投资水平的代替变量。第五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将2009年和2010年的样本数据混合起来得到2566个样本,形成混合数据,使用EVIEWS6.0和SPSS13.0等软件对所建立的模型逐一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了前文的理论假设。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首先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其次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有影响作用,具体表现在管理者的年龄、学历、教育背景能显著影响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而性别和任期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影响则不显著；最后公司治理机制对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公司治理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概括为独立董事比例对高管个人特征(学历)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可以起到预期的抑制作用,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高管个人特征(性别)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起到预期的抑制作用,高管持股比例能够对高管个人特征(年龄、学历、教育背景和任期)与企业非效率投资起到预期的抑制作用。本文又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主要在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对管理者的选拔机制和对管理者的监督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和发展。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在于不仅考察分析了高管个人特征对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又将公司治理机制作为调节变量,来分析公司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下,高管个人特征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