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一般地说,可以从国际环境、国内坏境、决策者这三个层次解析外交战略转型。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双层认知调整,其特点是将国际环境的变动、国内坏境的变化和决策者的认知调整结合在一起,认为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动是外交战略转型的根源,是结构性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战略是否转型、如何转型还取决于决策者对当下国际、国内两个层次环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认知与判断、对现行战略绩效的评估。只有在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环境的变动促使决策者认知发生了调整,旧观念变革,新观念产生,才能导致外交战略转型。只有决策者认为现行战略正带来损失,不调整战略将一定造成更大的损失时,获益比例高于损失时,才可能促动外交战略转型。198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转型。从总体上看,比较转型前后的中国外交战略的特点,主要变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战略目标和任务方面,由不相信世界能保持持久和平,着眼延迟战争爆发,推进世界革命,转向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二是在战略制定方面,由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转向国家利益为重,由反对现存国际体系转向参与国际体系,认识到首先要发展自己,只有在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后,才能影响世界。三是战略途径方面,由结盟外交转向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由安全第一一转向安全与发展并重,由对外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对外开放,由偏重双边外交转向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相结合。根据外交战略转型的双层认知调整模式,我们发现: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直接动力是国家战略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而国家战略转变又以决策层对中国基本国情、国内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及时代主题、国际形势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再认知为依掘,是国情观、时代观、安全观、发展观等观念变革的结果。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是大国外交战略和对外经济战略的转变。70年代,中国实行联美反苏的大国外交战略。80年代调整为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战略。究其原因,是因为决策层改变了对安全威胁的认知,改变了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定位。改革丌放前,中国实行自力更生的对外经济战略,改革丌放后调整为对外丌放的对外经济战略。其原因是,决策层改变了对世界经济特征及发展趋势、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认知。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解释、预测中国外交行为的关键是研究、分析决策层对国内、国际坏境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及现行战略绩效的认知和评估,国家战略的选择及取向。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都会对决策者的认知调整产生影响。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内政治状况,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国内环境基本特征的认知和判断,更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着对国际环境特征的认知和判断,国家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制定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