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微观计量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PPP政策,地方政府债务,动态面板回归,断点回归
微观计量论文文献综述
姚东旻,朱泳奕,庄颖[1]（2019）在《PPP是否推高了地方政府债务——基于微观计量方法的系统评价》一文中研究指出为了应对地方债务日益增长的问题,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希望通过PPP模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是,已有研究和各国实践表明,PPP模式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可能产生两种方向的影响,我国也鲜有学者从实证角度来探索PPP政策对于地方债务的实际效果。因此,为了评估PPP模式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产生了何种效果,本文使用我国PPP项目数据,基于政策文本构建准实验发现,政府引入PPP模式未能降低地方债务水平,并且PPP项目资金规模与地方债务之间存在显着正向关系。进一步对全国各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分类研究表明,短期内,浙江、陕西、北京和重庆等四省(直辖市)在颁布PPP政策之后,自身债务流量反而存在明显上升;从长期来看,政府引入PPP模式也未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不降反升,该结论在全国八个省份得到验证。(本文来源于《国际金融研究》期刊2019年06期）
方超,黄斌[2]（2019）在《中国农村居民教育收益及工资收入差距的分解——基于微观计量的因果关系推断》一文中研究指出利用中国居民收入项目调查提供的农村地区CHIP2013数据,基于工资决定方程实证测度了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并分解了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纠正了样本选择偏差后,测得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为4. 6%;条件分位数回归发现教育收益率并非随非农收入的变化线性上升或下降,而工具变量法则纠正了内生性偏估,发现学历教育收益率呈"N字型"的变动趋势,初级与次级人力资本壅塞滞阻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夏普里回归分解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导致了农村居非农收入的非均衡分布,而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蕴藏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中。在此基础上,为缩小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差距,为推进以教扶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来源于《经济经纬》期刊2019年01期）
丁从明,马鹏飞,廖舒娅[3]（2018）在《资源诅咒及其微观机理的计量检验——基于CFPS数据的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是"福"还是"祸"?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国别或省级层面进行研究,强调资源对地区收入的影响,宏观数据的研究因存在较大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问题而无法获得无偏性估计结果,故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首次利用CFPS(2010)微观数据对自然资源和居民人均收入关系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再检验。文章具体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性匹配得分法(PSM)进行因果识别,估计结果显示:(1)资源诅咒现象在中国村(居)层面存在,拥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比于没有资源的地区低19%~23%,利用自助抽样和倾向性匹配得分法(PSM)在内的微观方法进行检验显示,上述估计结果高度稳健;(2)资源是通过挤出当地的教育投资、技术创新和降低制度质量来减少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其中资源对教育的挤出效应不仅体现在拥有资源的地区政府教育投入更低,更体现在家庭层面上,拥有资源地区的民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更低;(3)资源开采的同时降低了当地的政府质量,具体表现为有资源的地区政府的公共产品投入相对于没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减少16%,有资源地区居民更容易遭受政府不公正政策的影响;(4)由于城乡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对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挤出效应是农村的2.5倍,这一结果说明资源的诅咒效应更多体现在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后。本文的研究为资源诅咒理论提供了微观数据的新证据,同时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本文来源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期刊2018年08期）
姚东旻,许艺煊[4]（2018）在《自然灾害与居民储蓄行为——基于汶川地震的微观计量检验》一文中研究指出如何识别自然灾害对微观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一直是一个计量难题,而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微观计量实证方法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本文以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作为随机事件,基于2002-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独特的城镇家庭数据,综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叁重差分(TD)等方法,检验了地震对灾区城镇家庭收入、消费及储蓄行为的影响。首先,在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大规模地援建救助背景下,灾区城镇家庭的收入在地震发生一年后相对震前大幅增加,但却在地震发生五年后相对震前有所减少。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随着震后五年内援建救助任务日渐完成,援建救助对家庭收入的正向作用程度不断减弱。其次,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内,地震对灾区城镇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始终显着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灾区城镇家庭震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客观存在。最后,地震显着提高了灾区城镇家庭的储蓄率。但由于长期收入减少,长期储蓄率的增长幅度相对短期较小。此外,本文还发现家庭收入水平的差异导致人们对于自然灾害的反应有所不同,最终表现为灾后家庭储蓄率变化的差异。(本文来源于《经济学动态》期刊2018年05期）
陈英哲[5]（2018）在《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以每年平均超过8%的增速飞跃发展,反映健康水平的各项指标排名在发展中国家中迅速提升至前列,多次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好评。但平均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并不能掩盖健康不平等问题存在的事实,健康不平等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紧迫而且急需改善的社会问题。首先,本文在归纳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影响健康水平的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收入对老年人健康水平有最为积极的影响;男性老年人群体要比女性拥有更健康的体魄;健康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基本呈逐渐下滑趋势;城镇地区老年人健康水平普遍高于农村,东部地区健康水平高于西部地区;高学历老年人要比低学历老年人群体拥有更多的健康优势。其次,本文对健康不平等分别做了静态与动态的测度和分解。一方面,采用集中度指数法和泰尔指数法分别测算出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指数进行分解,研究不同因素对健康不平等做出的贡献以及组内不平等和组间不平等的比重。另一方面,采用E指数测度健康不平等,并将两年的E指数做差分,将结果分解为收入增长效应、收入分布效应、收入流动效应和人群老化效应,分别研究各部分对总体波动的贡献大小。结果显示:老年人群体中确实存在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城镇地区健康不平等程度高于农村;收入及收入不平等因素是老年人健康不平等产生的主要原因;平均健康水平随收入组从低到高呈现升高趋势,较低收入组健康不平等现状要比较高收入组更为紧迫;组内健康不平等要明显高于组间健康不平等;在减缓健康不平等程度的过程中,收入增长效应、收入分布效应和收入流动效应发挥的作用相当;老年男性群体健康差异程度整体高于女性。最后,本文总结全文得出的结论,并从加快推进老年人收入增长机制的完善、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促进养老模式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加大对老年人群体的教育投资,普及医疗保健知识、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积极推进中西部发展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缩小地区间差异五个角度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本文来源于《南京审计大学》期刊2018-05-01）
孔稼阳[6]（2017）在《作为人力资本的身材》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市场竞争愈加激烈,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外表歧视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不少企业在招聘时要求应聘者在个人简历中附上近期生活照。部分企业表示,同行竞争过于激烈使得他们不得不优先考虑形象好的求职者以维持良好的企业形象。据相关的统计显示,大约有7.7%的企业要求应聘者具有良好的外表,2.6%的企业对应聘者有明确的身高要求,而在对学位要求较低的企业之中,对形象和身高有明确要求的企业分别占15%和9.3%。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约束外表歧视行为的明确的法律规定;二是外表歧视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是被默许的。相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和残疾歧视,个人外表特征的歧视行为却较少受到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外表歧视行为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理念,还可能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导致犯罪等社会问题。我们在文中,通过大量的证据表明,良好的身材对收入的提高确实有显着的、稳定的积极作用。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寻找了一个度量身材的代理变量,它综合了身高和体重的信息,可以有效的减少测量误差;我们还控制了个人的身体健康和身份特征,以免它们与身材对收入的影响混淆在一起。我们的基准结果来自一个估计特殊的收入方程,它可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表明,身材每提升1个单位可以导致收入提升大约7个百分点。当我们分别估计了各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中身材歧视所引起的收入效应大小的变化,上述结果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我们的研究表明,我国现有劳动力市场中的确存在着外表歧视。我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认为身材对收入没有影响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我们认为,与通常情况一样,外表丑陋的人需要最大的利用他们的优势,而使他们外表带来的不利影响最小化。因为外表只不过是我们拥有的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如果员工长得难看,他就应该避免选择难看长相会在工作过程中遭受最大惩罚的职业。他应该选择一个职业,在其中,他掌握的良好技能将带给他工作中最大收益的机会。在该职业中,他所缺乏的好看长相并不那么重要。因此,外表平平的人尽管会在工作过程中受到惩罚,但是他们可以安排自己的职业,以避免这些最坏的惩罚效应。综合来看,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探索性研究,由此得出的结论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关于经济改革对外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的文献,并利用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检验外表歧视的大小和稳健性,由此认识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外表歧视问题,对解决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本文来源于《浙江财经大学》期刊2017-12-01）
杜海韬[7]（2017）在《中国消费品价格调整的典型事实:基于频率的微观计量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中国39种生活必需品的微观定价行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用极大似然方法估计得到周价格调整的平均频率为18.34%,黏性久期为7.59周,中值为13%,久期为7.18周。同时,价格的平均调整幅度为每周15.72%,这说明生活必需品定价存在相当的黏性,但价格调整幅度较大。"参考价格"的调整频率要显着低于周价格,月度和季度分别只有29%和24%,黏性久期为2.96和3.61,而周度频率折算为月度后高达48%,粘性久期仅为1.52。(本文来源于《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期刊2017年15期）
白星雨,魏雅慧[8]（2017）在《对北京市教育资源资本化现象的研究——基于东城区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我国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的背景下,以"就近入学"为导向的学区政策导致了"以房择校"现象的出现,促进了小学教育资源的资本化,加速了学区房房价的快速上涨。文章利用北京市东城区小区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量化分析北京市小学教育资源配置与房价之间的关系,分析"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口区重点小学、市重点小学对学区房房价的贡献分别达到了9%和13%左右。(本文来源于《中国市场》期刊2017年20期）
周颖[9]（2017）在《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计量检验—来自CFPS微观数据库的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社会成员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差序格局”的信任结构中,南北方的信任半径表现出显着性差异。这种信任模式的异质性源于哪里?本文基于“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研究了农业种植方式对中国南北方信任模式的影响。通过利用CFPS(2010,2014)、GAEZ(2002)等微观数据库,本文得出了如下叁个基本结论:(1)南方水稻区的受限制信任水平高于北方小麦区,而北方小麦区更多地表现为一般性信任模式。为了得到更加严谨的因果推断,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可能的遗漏变量,并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的工具变量估计和安慰剂检验也均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平均而言,水稻区村民的受限制信任水平要比小麦区高出27.3%,而一般性信任水平低于小麦区村民9.5%左右。(2)就传导机制而言,根植于水稻与小麦种植实践的协作半径差异最终形塑了南北方不同的信任模式。南方水稻区家庭与村庄内部更高的短半径协作需求诱发出亲友近邻间更高的受限制信任模式;北方小麦区为应对农忙期种植压力而诱致出的异地雇佣关系拓展了协作半径与关系网络,进而发展出跨越血缘与地缘的一般性信任模式。(3)本文还验证了信任观念的延续性特征。基于农业种植方式的中国南北方信任模式差异不仅在日常农作活动中不断强化,还通过代际“复制”和传承产生持久性影响。通过引入历史上的社会信任数据,本文发现历史上的信任水平和当下的种植方式各自解释了当下信任水平的一部分。同时,本文还构建了“父母—子女同住数据库”,更加直接地检验了信任观念的代际传递效应。具体而言,父母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每增加1个标准差,子女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会相应增加0.188个标准差。而且这种信任观念的代际传递会随着与父母同住时间和频率的增加而增强。可见,中国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持久地形塑了南北方的信任模式。(本文来源于《重庆大学》期刊2017-05-01）
乔代富[10]（2017）在《政府补贴是否促进了安徽企业出口?——基于安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微观计量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为分析政府补贴是否对安徽企业出口行为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利用安徽省工业企业1998—2011年微观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关注企业是否出口以及出口密集度,以期为这一政策的实施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本文来源于《赤子(下旬)》期刊2017年01期）
微观计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利用中国居民收入项目调查提供的农村地区CHIP2013数据,基于工资决定方程实证测度了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并分解了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纠正了样本选择偏差后,测得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为4. 6%;条件分位数回归发现教育收益率并非随非农收入的变化线性上升或下降,而工具变量法则纠正了内生性偏估,发现学历教育收益率呈"N字型"的变动趋势,初级与次级人力资本壅塞滞阻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收益率,夏普里回归分解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导致了农村居非农收入的非均衡分布,而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蕴藏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结构中。在此基础上,为缩小农村居民的工资收入差距,为推进以教扶贫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微观计量论文参考文献
[1].姚东旻,朱泳奕,庄颖.PPP是否推高了地方政府债务——基于微观计量方法的系统评价[J].国际金融研究.2019
[2].方超,黄斌.中国农村居民教育收益及工资收入差距的分解——基于微观计量的因果关系推断[J].经济经纬.2019
[3].丁从明,马鹏飞,廖舒娅.资源诅咒及其微观机理的计量检验——基于CFPS数据的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
[4].姚东旻,许艺煊.自然灾害与居民储蓄行为——基于汶川地震的微观计量检验[J].经济学动态.2018
[5].陈英哲.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分解研究[D].南京审计大学.2018
[6].孔稼阳.作为人力资本的身材[D].浙江财经大学.2017
[7].杜海韬.中国消费品价格调整的典型事实:基于频率的微观计量分析[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17
[8].白星雨,魏雅慧.对北京市教育资源资本化现象的研究——基于东城区微观数据的计量分析[J].中国市场.2017
[9].周颖.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计量检验—来自CFPS微观数据库的证据[D].重庆大学.2017
[10].乔代富.政府补贴是否促进了安徽企业出口?——基于安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微观计量分析[J].赤子(下旬).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