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民间信仰是历史时期社会各阶层共同享有的、普遍性的、与制度性宗教及民间宗教相区别的、以神灵信仰为核心的准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是一定区域内地方性文化的重要因子,彰显了区域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是理解区域文化的重要角度。四川是清代中国变革最深刻、最复杂的省份之一,清初之变使四川社会原有"土著"消亡殆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重新填充了四川社会的生存空间,并重新建构了新四川的地方性文化,民间信仰对于移民社会整合以及新的地方性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以民间信仰作为切入点,从环境机理和人地互动角度探讨区域文化的建构与变迁,并分析这种变迁带来的四川区域文化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差异,对于理解清代四川社会和今天四川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由绪论、正文(分四章内容)、结语及余论组成,各部分内容如下: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民间信仰"的概念以及本文所研究的时空范围进行了界定和说明,回顾了与本文相关的前期学术研究状况,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一章,清代四川自然崇拜的变迁与地理分布。自然崇拜是对感官直接感觉到的自然力、自然现象及自然物的崇拜。清代四川自然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太阳、月亮、星星等天体,风雨雷电等天象,以及土地、山石、大海、河流等自然物以及各种动植物,但是纯粹的自然崇拜已经较少,自然崇拜的对象从纯自然客体向客体人格化转化,人格化的自然神崇拜成为自然崇拜的主要形式,庙宇化和世俗化成为神灵信仰的展现形式。自然崇拜在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中已不是主要形式。水神、土地神等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神灵崇祀非常活跃。在地理分布方面,农业发达的地区,火神、水神、牛王等自然崇拜更为盛行,而在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川西平原地区,天神、文昌、魁星等古老崇拜更为常见。在神灵崇祀的方式方面,各种神灵崇祀充满娱乐色彩和生活气息,多以赛会形式进行。第二章,清代四川神鬼信仰的变迁与地理分布。神鬼信仰包括对由创世神、守护神、俗神、行业神以及各路神仙构成的神界的信仰、人死后灵魂幻化而为鬼以及万物之精灵的信仰,还包括各种民间巫术。在清代四川地区,三皇、仓颉及蚕从氏等创世神仍然有一定影响并得到人们崇祀;城乡城隍和乡村的土地神作为保护神崇祀异常活跃;对家堂土地神、灶神、门神、喜神、紫姑、瘟神以及坛神等家庭、个人保护神奉祀尤勤;因手工业的发展,蚕神信仰、药王信仰、财神信仰以及驱蝗神及刘猛将崇拜极为兴盛;文昌、观音、真武、八仙、三婆神、三官神等官方宗教渲染的神灵,经过民间的洗礼和世俗化倍受欢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使得巴蜀地区鬼魂崇拜仍然比较突出,较多、较完整地保留着巫文化的原初状态,巫术在人们生活中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巫术的消极作用日益突出。第三章,清代四川人物崇拜的内容与地理分布。清代四川地区的人物崇拜相对于前代呈现非常明显的弱化趋势,神异化和模糊化的人神崇拜是人物崇拜的主要形式。清代四川人神崇拜的神灵体系是在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的博弈中建构起来的。官方信仰体系的构建主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以孔庙为中心的儒家化系列模版和强化以关公为首的模范典型两种手段实现。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三国人物崇拜、土主崇拜以及其他人物(神)崇拜都是官方、士人和民间共同推动的结果。在地理分布方面,川西地区关羽、诸葛亮等人物崇祀更为盛行,川东北则更为崇祀张飞等武将,川南地区人物崇祀更为古老和独特,土主崇祀较为盛行。清代四川人物崇祀特点鲜明。纯粹的人物崇拜已不占主导地位,前代人物崇祀较多,神灵合祀和配祀的情形非常普遍,人神崇祀世俗化和功利化取向非常明显,正祀类人物神灵与杂祀类人物神灵的对比更加分明。第四章,清代四川民间信仰时空差异与特征。清初"土著"的消亡殆尽和随之而来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基本极大地改变了四川民间信仰的主体以及主体的生存空间。在历时性方面,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形成开始于移民社会形成阶段,定型于四川社会的稳定阶段,即清代中后期,在整个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土著民间信仰的内容与形态一直是清代四川民间信仰体系的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差异方面,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可以分为川西平原民间信仰区、川东北民间信仰区及川南民间信仰区等三个大区,各个区域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方面的差异使得其民间信仰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别。清代四川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特征。神祗崇祀的人格化、务实性、世俗化、商业化倾向非常明显;神祗来源以本土神灵为主,兼容并蓄;信仰体系的本土性与开放性同时存在。结语部分指出,信仰主体并非决定民间信仰内容体系的关键因素,主体的重构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民间信仰的自然传承,地域社会的自然、人文环境才是民间信仰发展和变迁的主导因素和基本依据,环境对民间信仰的建构与变迁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外力作用,因此,强调了历史文化地理学从人地互动视角对民间信仰研究的意义。余论探讨了民间信仰与清代四川社会整合的关系。民间信仰在新的"四川人"的形成过程和清代四川社会整合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作为信仰中心的祠庙、会馆同时也是移民社会的整合中心。移民会馆精心选择的开放性神灵表达了移民试图努力融入新的家乡的决心。嘉道以后,会馆、祠庙祀神开始出现的分祀、合祀、附祀、从祀、配祀的情形更是表达了移民和土著对世俗功利的追逐、对新家乡的认同和对国家正祀和封建统治的顺从和依附。随着四川社会最终整合的完成和新"四川人"的形成,四川民间信仰的内容和体系得以重新建构。这种新的内容体系仍然是以清代四川社会的自然、人文环境为依据,以原有民间信仰的内容和体系为基础的,只是增加了更多新的内容,体现了更明显的包容性和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