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和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对中国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创新都是显著的。第一章是辽太祖至辽穆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耶律阿保机形成和实践了“广土众民之志”、“化家为国”、“因俗而治”以及“分而治之”等思想观点,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产生了积极影响。辽朝初期,契丹统治阶级对一些民族问题的认识出现分歧,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思想流派：一是以旧制为依托,坚持草原本位主张的保守派：二是慕中华风俗,积极介入中原事务的开明派。他们的矛盾常常激化,影响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第二章是辽景宗至辽兴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辽景宗借鉴汉族统治者的经验治国,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在对宋关系方面,辽景宗前期以和为贵；后期挫败宋太宗的进攻,进行报复性的南侵。辽景宗时期,境内的汉族士人大多数已经摆脱了华夷之辨的束缚,转而视辽朝为安身立命之所。萧绰倾向汉化,促进了辽朝的封建化。萧绰和辽圣宗粉碎了“雍熙北伐”,产生了“压制北宋”的思想,经过长期对抗,在“以战促和”思想指导下,逼迫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辽圣宗钦慕华风,与北宋和平相处,不断开疆辟土。辽兴宗虽胁迫北宋增加岁币,但总体上珍惜双方的和平,为了遏制西夏势力的扩张,他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辽兴宗不甘心被视为“夷狄”,努力提高辽朝的正统地位。由于辽朝统治者穷兵黩武,造成民生困弊,萧韩家奴产生了不事四夷的思想。第三章是辽道宗和天祚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辽道宗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义若一家”和“示信以怀远方”等观点构成,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由于他为政昏聩,以致其思想的价值长期得不到重视。天祚帝在民族关系思想方面的失误,是其论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他以正统自矜,轻视女真的崛起,致使局势失控；又狭隘多疑,造成了契丹内部的分裂,企图依靠高丽、西夏抗金的想法也落了空;天祚帝弃军民而自为谋身计,最终国破家亡。第四章是金太祖和金太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完颜阿骨打的民族关系思想包括“苦契丹残忍,欲自立国”、“今欲中外一统”、“天下一家”以及“海上信誓己定,不可失也”等观点。他的思想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使女真人由分裂走向统一,奠定了灭辽和北宋的基础。金太宗的民族关系思想有一个从“一依本朝旧制”到“威制中国”的转变过程。在批判金太宗思想扩张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完颜宗翰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追求女真独立以及从支持海上之盟到伐宋问罪再到徐图统一的思想变化。完颜宗弼无论是主和或主战,都是从金朝的国家利益出发,审时度势的结果。第五章是金熙宗至金章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金熙宗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由“四海之内,皆联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渐祈胥效,翕至大同”、“柔宋人而息兵戈”等观点构成,在政治上取得了高度的成就,奠定了金宋和平相处的基础。完颜亮的民族关系思想理论体系由“联以天下为家,固无远迩之异”和“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两个观点所支撑,在理论上达到了金朝时期的高峰,但实践的时机、方法和策略出现问题,导致失败的结局。金世宗总结历史经验并结合现实,形成了“以仁易暴,休息斯民”、“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女真为本”等思想观点。他的思想存在矛盾性,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影响。金章宗“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对金与南宋之间的关系以大体为重,挫败韩侂胄“开禧北伐”,达成“嘉定和议”,经略北疆,使金朝进入了鼎盛时期。第六章是卫绍王至金哀宗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卫绍王在蒙古进攻西夏时,坚持“敌人相攻,吾国之福”的观点,在抗击蒙古入侵时持消极御敌的思想,导致“身弑国蹙”的悲剧结局。金宣宗民族关系思想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是其未能中兴金朝的原因之一。面对成吉思汗的入浸,金宣宗奉行消极防御的思想。大敌当前,金宣宗南开宋衅,西启夏侮,自取灭亡。金哀宗纠止了金宣宗民族关系思想的偏差,停止侵宋,与西夏议和,从而能集中力量抵御蒙古入侵。虽然未能挽回亡国的结局,但其思想的价值应该予以肯定。第七章是对辽金民族关系思想的比较和评价。辽金对中国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相似性,在许多思想观点上也存在一致,但在统治民族发展的定位和对正统的追求上有所不同。辽金民族关系思想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推动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