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和文学嬗变的历史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意义显得特别重大,一直受到翻译史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关注。本论文在“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这一课题下,从社会文化因缘出发,考察、分析和研究了五四前后中国这段特定历史时期近三十年间英诗汉译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功能,并对它们进行了译学社会文化行为分析和反思。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论文研究的概况与意义、范围与目标、架构与内容以及论文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说明了论文各章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二章首先介绍了文化概念的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泉源,并根据克罗伯文化界说厘定了本文所指文化概念的范畴和性质;然后层层铺开,将文化分为三个层面加以理解,即“外显”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内隐”的精神文化,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和论证,指出社会文化对文学发展实施有效而持续作用的部分正是“内隐”的精神文化,进而认为五四前后中国近现代的翻译活动其实也有一个层次的问题,它与中国认识西方、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在总体上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器物翻译到制度翻译再到文化翻译,并对各个阶段的翻译质态、功用和特点进行了简要的归纳、评论与总结。本章随后着重从社会文化因缘出发,宏观展示出五四前后中国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思潮及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潮中英诗汉译流变的基本走势、发展脉络和翻译特点,并把这个时期的英诗汉译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繁盛期三个阶段加以分析和讨论,论证了中国翻译家严复1898年翻译《天演论》时所译英国诗人蒲伯的《原人篇》和丁尼生的《尤利西斯》是中国翻译文学中英语诗歌翻译的发韧。这两首译诗不仅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具有极其重要的补全意义,而且对于英诗汉译更具有划时代的转折意义,标志着英语诗歌汉译主体不再是外国传教士或其他外国人,也不是“口授笔录”的中外合作翻译主体,而是具有专业水准的纯粹的中国学者独立担当的主体,开创了中国学者翻译英语诗歌的先河,掀开了国人自己有意识、有目的地翻译英语诗歌的新篇章。第三章从“文化心理”概念出发,以接受社会的主体文化为重心,对制约英诗汉译产生和接受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给予了关注,指出作为五四前后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产物,当时的英诗汉译相应显示出前后不一的文化质态,而其直接动因则是五四前后诗歌翻译主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性嬗变。基于此,本章从社会文化心理视角论证了五四前英诗汉译译本的古典性特征、五四后英诗汉译诗体的陌生化和传统化特征以及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主题流向,揭示出诗歌翻译语言由文言到浅近文言再到白话的形式变迁与译诗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夷学到西学再到新学的心理嬗变之相生相伴关系。第四章以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功能为题,主要关注诗歌翻译对文化的流传和传播的干预与影响,探讨诗歌翻译活动对社会的主体文化和文学规范的影响。我们借用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附成欧洲文艺复兴的观点,指出五四译诗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进而详细地探讨了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和制约,认为“新诗”是中西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合成的一个新概念: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尤其是从英美“意象派”诗歌和美国的“自由诗革命”中汲取了话语活力,指出中国新诗文体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其实就是外来诗歌影响的轨迹,中国新诗能够在五四时期真正地确立起自己作为文类的地位其实与五四前后英诗汉译所起的“触媒”作用密不可分。本章还对胡适的译诗《关不住了》之新诗成立纪元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论证。第五章首先从翻译的文化社会学观出发,探讨了诗歌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认为在我国五四前后的英诗汉译中,大多数英语诗歌并非专为“文”而译,而恰恰是为“事”而译,这主要是基于诗歌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的考虑,即别求新声和新诗于异邦。此时社会文化属性上升为诗歌翻译的第一性而文艺美学属性退居第二性,成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文学和改造语言的一把利器,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向前发展和演进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次,本章还运用文化翻译理论,引入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和诗学规范等关键概念详细探讨了接受社会的主体文化对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取向的制约和影响,认为由于五四前后政权频繁更替导致国家对意识形态控制有限,为诗歌翻译在此间形成高潮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诗歌翻译在中国的传播和接收创造了条件。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作为诗歌翻译行为的译者,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会时时发挥其主体性作用,五四时期著名诗人翻译家朱湘的个性化英诗汉译就是译者主体性在诗歌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取向上起直接作用的典型例证。我们把勒弗维尔的诗学概念分为翻译的社会诗学和个人诗学,指出虽然个人诗学受社会诗学的影响和制约,但是这种影响和制约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它们有一致也有不一致的时候,这在五四前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型时期更是如此,从而有效地解释了五四前后中国译坛上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独特现象,提高了多元系统的普适性,丰富和发展了文化翻译学理论。第六章通过梳理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历时流变,探究了十九世纪末西方传教士由于基督教圣诗和赞美诗的翻译而对汉语进行的改造活动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尤其是与白话新诗的关系,提出了西方传教士19世纪末开始的欧化白话翻译对晚清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及五四新诗的历时嬗变均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价值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翻译活动也是五四新文学,尤其是五四白话新诗的重要源头之一。本章还通过五四前后的诗歌翻译与中国白话新诗滥觞之间的互动伴生的翻译创作质态,结合社会文化背景从新诗发生生态和草创时期的扭曲引进等视角反思新诗定型难的历史成因,提出了新诗诗体应该适度定型的诗学观。第七章为结论,总结本课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概括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和贡献,指出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并对课题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