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生群体怀揣着理想与责任,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表达诉求,先后演绎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时代剧作。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1949年间,学生运动告别战时的相对平静,在中国大地抒写波澜壮阔的画卷,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事实上,战后学生运动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手,也是社会变迁的时代产物。在社会变迁视野下考察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后中国社会剧变的内在机理。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视野考察1945-1949年间中国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及资料依据,综述前人研究成果,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一章主要探讨国际化影响与学生运动兴起的外因。从根本上说,近代学生群体的形成就是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产物,无论是早期的学生拒俄、拒法运动,还是战后的历次学生运动,国际化影响都或显或隐。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国际化影响,尤其是抗战极大提升了中国国际化程度,世界大国特别是美苏对中国的影响日深,随着战后美苏对华政策的调整及战后世界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外部环境。第二章主要探讨地域底色差异与学生运动类型的多样。战后学运发展最终呈现高度趋同性,但在战后学运爆发初期乃至其后一段时间,学生运动的类型则是多样化的,而这种多样化与发生地的地域底色差异有着密切联系。长达八年的抗战对中国地域发展影响巨大,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根据地三大地域呈现出明显差异,这致使战后学运主题选择不尽一致,尤其是战后初期的北平、昆明两地学运类型差异颇有代表性。第三章主要探讨政治生态演化与学生运动走向的嬗变。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对"和平民主"旗帜的激烈争夺,国内政治生态也更趋复杂。同时,两党都对教育界尤其学生群体给予了相当关注,其结果,国民党因其政策过于功利化、强迫化,激起学生群体的抵触;共产党则因其政策手段的温和理性,在潜移默化中获取了学生的同情、好感以至支持。当然,在国内政治生态演变中,国共两党对学运个案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在战后两场具有民族主义背景的反苏游行和抗暴运动中,国共两党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态度,这极大影响了两场学运的走向,反苏游行迅速兴起又迅速趋冷,抗暴运动则狂飙突进且影响深远。第四章主要探讨知识阶层分化与学生运动参与的扩大。事实上,知识阶层虽承继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对政治的参与更多是建设性的,是以诤友的姿态来与政府对话,特别是教育界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教育独立思想的影响,他们虽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但却不赞成罢课游行的举动。然而,由于国民党推行独裁政治,战后中国社会面临空前的民主危机,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为公共空间的舆论界生态也日趋恶化,加之其服赝的民主价值受到独裁政治的冲压,基于民主情结的"反独裁"诉求迅速高涨,这令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产生了思想共鸣。第五章主要探讨社会全面危机与学生运动动力的持续。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本属薄弱,加之抗战的破坏及战后接收的蹂躏,中国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中,这使得教育界面临空前的生存困境,教职员和学生群体的不满在淤积,进而演化为持续不断的学运。国民政府应对学运时始终低效而尴尬,这与国民政府高层派系斗争、中央与地方龋齬、学校与地方当局隔阂有很大关系。当国民政府尝试"运动学生"失败后,便以党团特务应对,在学生的抗议升级时,暴力镇压又频频出现,最终埋葬了政府的合法性。概言之,战后学生运动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告宣言和一幅幅令人血脉喷张的游行画卷,它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各种势力、各种影响都卷入其中,从而对战后学运的起源、类型、走向、参与者、动力等产生重要作用,它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影响着社会变迁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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