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楚文化是先秦时期的地域文化,当今学者在研究时又把楚地细分为荆楚,湘楚,巴楚,吴楚等。本文所指的楚文化,我们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描述来界定,将西楚、东楚、南楚都纳入到楚文化之中,其范围包括荆楚、吴楚、越楚、徐楚、湘楚,几乎涵盖了西汉时期的整个南中国。《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第一部在大一统的社会下总揽各种地域文化的史学与文学著作。它以人物为中心,反映出人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同时,从对历史人物的记录中,体现出浓烈的人文精神。由于《史记》详今略古的创作方法,《史记》中的楚人所占的比例在《史记》所记录的人物中相对较大,从而引起了我们对司马迁与楚文化进行探索研究的兴趣。本文前三章对《史记》与楚文化的联系进行详细论证,在第四章对《史记》与楚文化的关系进行史传文学上的横向比较,以发现《史记》与楚文化关系上的独特性,在结语部分对《史记》所受楚文化的影响和楚文化所受《史记》的影响进行总结。第一章从司马迁的角度考察《史记》中楚文化的由来,及司马迁对楚地文化关注的原因和司马迁对楚文化所做的贡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溯自己的祖先为楚人颛顼,将自己归属于楚人的后裔。司马迁在《史记》中,时而称其父司马谈为太史公,时而称自己为太史公,对于“太史公”一词,据台湾学者朱希祖所考,“太史公”本为官职“太史令”,司马迁将“太史令”在《史记》中称为“太史公”是司马迁从楚俗将“令”称为“公”,可见司马迁以楚人自视,对楚文化在心理上有着认同感。秦始皇焚书坑儒,烧毁大量典籍,其中各先秦诸侯国的史料也遭到损毁,造成史料的匮乏。司马迁以其实录的精神和传统史家的责任感,在壮游和跟随武帝的寻访中进行实地考察,收集历史资料,并在《史记》中对楚地谣歌进行收录,也使得楚文化能够更加真实和系统地保存下来,司马迁在对楚文化的整理和保存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二章从《史记》的文学性角度出发,探索《史记》在文学方面与楚地文学的关系。《史记》不仅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记录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有文人的作品,也有民间风格的谣谚,但主要还是民间风格的谣歌。从司马迁收录文学作品的标准下来看《史记》中所收录的楚地文学作品,其文人作品多具有讽谏的目的,体现出批判精神和抒情性质,在方法上则擅长用神奇的想象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进行比喻,体现出一定的浪漫风格;而具有民间风格的楚地谣歌多体现出浓郁的悲剧精神和强烈的抒情性质。从《史记》的角度来关照,《史记》作为文学作品也体现出浓烈的性质,尚奇的浪漫风格和浓郁的悲剧精神。可以说,在文学风格上,《史记》与楚地文学有着相似性,而楚地文学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也与司马迁的文学精神相一致。第三章从司马迁的角度来探索其与楚文化精神的关系。《史记》中的楚人体现着楚地的人文精神,它们主要有奋斗精神,反抗精神,复仇精神,爱国精神等,司马迁个人的精神与楚地人文精神具有一致性。本文从司马迁的生活环境,《史记》所记录的楚地历史人物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楚地文学批判精神的主动继承等方面,来探讨楚文化精神是如何对司马迁产生影响的。司马迁的《史记》通过对楚文化的记录,将楚人的精神在《史记》之中凝聚在一起,以此将楚文化更好地与其他地域文化进行了融合。第四章从《史记》与楚文化关系的角度,将其与《左传》、《汉书》与楚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考察《史记》与楚文化关系在史传文学中的独特性。《左传》的作者是鲁国史官左丘明,由于鲁国推崇周礼,《左传》则以中原理性文化的视野来关照楚地文化,在《左传》中楚人一致被视为蛮夷,而将其文化也排除于中原文化之外,但《左传》中已经揭示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方面上,《左传》,《史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汉书》所体现出的楚文化气质与《史记》相比,在对楚文化的认同,情感的抒发和批判精神上都已经减弱,这与班固和司马迁的个性、生活的历史背景不同有关,三者相比,更能够体现出《史记》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