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为了考察城市产生和演化背后的原因和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对城市集聚进行理论研究,并以中国数据作为经验支撑。其中综合运用了区位和社会空间辩证分析方法,并结合了数理建模和计量经济学分析手段。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城市是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的某个空间范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不同的外部性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当集聚力起主导作用时,集聚收益大于集聚成本,产生集聚经济,城市处于成长期;当分散力起主导作用时,集聚成本大于集聚收益,产生集聚不经济,城市会通过向外扩张以分摊成本,如果集聚成本快速上升,超过了一定的极限,城市将会进入衰退期。在整个区域层面,城市集聚既是区域非均衡发展的产物也是其原因。因此,本文首先是综合城市模型和中心—外围模型基本特征,建立新经济地理数理模型,为城市集聚中依次出现的城镇、城市极和城市群,提供了一个一般性解释。然后,利用模型,考察了1978年后中国地区差距、城市形态、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流动的阶段性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该模型还表明,正是集聚过程中向心力和离心力间的此消彼长,才决定了城市集聚的空间形态和经济效应。在单个城市层面,本文分别从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两方面展开研究。集聚经济既包括静态集聚经济,也包括动态集聚经济。静态集聚经济,主要研究外部性来源和作用机制,从而为城市产生原因和类型差异提供解释。对于城市集聚中出现的明显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差异,本部分首先通过对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的细分,并加入交流外部性来区分了其不同的外部性来源;其次,又对其集聚机制分别从中间品投入、公共品和市场区进行了研究,并从资金联系和技术联系上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并存的原因;再次,具体针对中国284个地级市,实际测算了其专业化和多样化指数,考察了这些城市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特征差异;最后,利用2003—2005年面板数据,分析和比较了影响城市集聚经济的因素,其中特别考察了专业化和多样化的相对贡献。动态集聚经济,是研究城市集聚产生后,什么样的因素和机制可以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本部分首先对城市化、城市集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进行了考察,从而减少了经验分析中关于内生性的争论;其次,在对城市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的考察中,除了市场机制,本部分还增加了对非市场机制和空间组织系统的研究;最后在对中国的经验研究中,本部分以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密度分别作经济增长和城市集聚的代理变量,利用1998—2005年中国20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就单个城市而言,促进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特别是城市集聚的影响。单个城市的集聚不经济源于集聚成本的快速上升。本文也正是基于对集聚成本的研究,提出了制定相关政策的新视角。在促进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中,无论是市场的还是非市场的因素,都具有很强的自我强化特性,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方政府单纯促进集聚收益的政策是相对有限的。然而,考虑到城市集聚经济是收益减去成本后的净效应,并且微观经济主体往往是“自利”而非“自制”的,那么地方政府的城市政策重点就应该放在集聚成本的控制上。因此本文对三类主要的城市集聚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分别进行了理论和经验上的研究,其中特别对城市污染与收入水平、城市污染与人口规模作了较为详尽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与集聚成本相对应,提出了城市治理中的三条准则——土地利用规划中的理性增长、环境资源管理中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关系调整中的和谐共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