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横光利一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特殊的作家,其文学作品是特定时代造就的特别文化产物,像他这样因为时代变迁而受到极端甚至完全相反的价值认定的作家是极其少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横光既是时代造就的“文学之神”,又是被时代所嘲弄的牺牲品。横光的文坛境遇,也直接反映了日本近现代文学的沉浮。解读横光的文学,对理解近现代日本文学的变迁有重要意义。横光利一1898年出生于日本福岛县,从小就是学校里的明星。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西方的表现派、达达主义、未来派、立体派、超现实派等新兴艺术派别流入日本,文坛呈现出新的契机,新秀作家辈出,数十名作家共同创办了《文艺时代》杂志。1924年,横光利一在创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头与腹》。对此,千叶龟雄评论其为“新感觉派的诞生”。由此,新感觉派的名称正式确立,新感觉派运动蓬勃兴起。横光的作品处于新感觉派的中心地位,其写于1928年至1931年的长篇小说——《上海》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集大成之作。此后,横光以短篇小说《机械》为标志鲜明地从新感觉派转向新心理主义。二战结束后,横光因为种种参战活动作为战争责任人被激烈抨击,于1947年在强烈的批判中走完了自己丰富曲折的一生。晚年未完成的大作《旅愁》更多地展现了横光回归东方的心境。对于横光利一的评价,随着时代的变迁转变颇大。新感觉派时代,一度被文坛称为“文学之神”。1945年之后,因其在战争时代宣扬国粹主义,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战后10年左右,对横光的完全否定的风潮才渐渐平息,以平井野,伊藤整和小田切秀雄为代表的评论家的研究成果纷纷问世,出现了对横光作品重新认识的思潮。时至今日,很有必要重新探讨横光作品的意义。《上海》从1928年到1931年连载于杂志《改造》,是横光基于一个月的上海体验,以1925年发生在上海的五卅惨案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横光的“野心之作”。作品中,作者以其在上海的见闻为素材,描写了幽灵般滞留在上海的日本人的生存状况。参木喜欢土耳其浴室里的女孩阿杉,遭到浴室老板娘阿柳的嫉妒,被解雇的阿杉走投无路沦落风尘。参木的朋友甲谷是一位木材商人,对舞女宫子一见钟情,希望娶其为妻,却遭到拒绝。因为与上司的冲突而失业的参木在高重的东洋棉纺织公司重新就职,在反帝运动中两次救出女共产党员芳秋兰,芳却因为和参木的接触而行踪不明。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激化,罢工开始了,再次失业的参木走访了沦落风尘的阿杉,两个人在阿杉昏暗的房间中同病相怜,互相安慰并等待陆战队的到来。《上海》并不是和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一样的纪实文学,而是一部企图探讨各种问题的长篇小说。作品对人物生活描写较少,各章的联系也不那么紧密,主要由人物的活动所组成,可见其动态小说的特征很明显。近年来,文学界十分盛行对于《上海》的研究,各种论点激烈展开。争论的焦点除了对于艺术手法的探讨外,大多是站在批判军国主义的立场,强烈抨击作家以及作品;另一方面,少数右翼分子为了替战争做辩解,美化作者的战争态度,片面曲解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的思想。可以说,这两种倾向对作家和作品都没有做客观的论述,因此拙论重读《上海》,在战前局势激烈动荡的背景下,解读横光所看到的上海,阐明作家思想中各种势力的激烈碰撞,以此来考察作为文学家的横光在时代的变迁中变动的人生观,以及作者的日本国家思想。《上海》中登场人物有20人之多,每个人都有各自鲜明的立场。这些人中,横光着重描写的是拥有一张“白皙明敏的中古代勇士的脸”的参木。参木不能用一直以来的单一描述——“唐吉诃德”或者“虚无主义者”来简单概括。这个人物包含多个侧面,有着极其复杂的人物形象。参木的本质在笔者看来,归根于信念和道德在与现实的不调和甚至分裂中所导致的彷徨的精神状态。首先,工作中的不正当行为碰触到了参木的道德底线,而这种不正当行为体现了潜藏在国际金融市场表面下的资本主义的腐败。参木在参观纺织工厂内工人们的劳动状态后,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掠夺原材料和劳动力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一方面对工人表示同情,另一方面赞成日本为了发展而可以不择手段地获取原料和劳动力的行为。这种矛盾是横光本人内心彷徨的写照。日本的经济实力与欧洲的对比之下显得更加贫弱,横光觉得光靠金融投资,不可能打败强大对手。看到当时上海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参木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如何做东洋的支配者”,同情一瞬间消失,扔掉了不适用的空虚的道德的横光,为侵略扩张之路扫除了思想障碍。围绕主人公参木,各种各样女性的故事集体上演。笔者举三个女性为例,分别探讨她们的象征意义,以此来阐明主人公内心的彷徨实质。参木一直爱着作品中从未正面出场过的已为人妻的竞子,对竞子的爱得不到补偿,这种心情和对阔别十年的日本的思念之情有着相似之处。所以,竞子象征着回不去的日本;而阿杉则是被蹂躏的日本的象征;而有着新思想的芳秋兰又与参木的思想格格不入。参木虽然爱着她们,却不能为她们做任何事情。正如参木同样深爱日本,却报国无门。找不到生存意义的参木徘徊在异乡上海的街头。参木最后得出的结论,“身体所占领的空间,就会不断成为日本的领土”,“我的身体就是领土”,以此作为滞留在上海的人生意义。横光把自己希望为日本做贡献却无能为力的无力感通过参木表现出来,并且得出结论,为了挽救阿杉,给竞子幸福,必须成为东洋的统治者。为了使日本成为强者,必须紧紧握住东洋的统治权,由此横光更加坚定了其东洋主义的侵略信仰。透过对参木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到投影在主人公身上的横光的彷徨。1928年,横光利一为了给面临内忧外患的日本以及在创作上遇到危机的自己寻找出路,来到上海。自己的理想、信念因为时代的变迁被一次次颠覆。寻求问题解决办法的横光把自己内心的彷徨借由参木以及参木与周围的各种人物的交流表现出来。对于日本的未来、殖民地控制的问题、金融市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各种的思索和彷徨,借参木之口一一加以探讨从而表现出来。彷徨的最后,横光所想到的答案是“无论如何做东洋的支配者”。这为战争期间横光的思想做了铺垫。作为横光思想彷徨的根源,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首先,是由对马克思主义的不信任和认识不足所导致。横光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兴趣,作为毕生的研究课题来对待。但是,他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层面。芳秋兰人物形象的设定,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员的实际情况,体现了横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种种不足,导致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既向往又抗拒,既渴望又排斥。最初的杂志版本中,有一些参木赞同芳秋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描写,但在最终的定本《上海》中,这些描写被大量删除,从中可见横光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越来越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其次,原因还在于横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横光借甲谷之口说了种族论,表现出了对西方的敌意和抵抗,而这种对西方的敌意仅仅是为了其母国日本着想。强大的西方列强威胁日本的利益,横光希望可以驱逐西方列强,由日本独得上海的殖民权。横光认可上海作为殖民地的存在,并且认同各国的殖民者在上海的掠夺,这是横光思想的基础,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公然践踏。横光又用山口极端的军国主义作为对比,来证明自己民族主义思想的正当性。这是一种诡辩。横光的思想虽然和露骨的军国主义不完全一样,但是,却也是赤裸裸的侵略思想,构成侵略扩张的意图。由此可见,横光利一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足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之中,最后开始走上了国粹主义的道路。联想到作者战争期间的参战行为,《上海》被认为是属于作者的国粹主义思想的准备阶段的作品。横光后来的国粹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当时日本整体社会的反映,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堕落。横光最后以未完成的大作《旅愁》,表现了自己回归日本的心境。《上海》和《旅愁》在东洋问题上有很多相关之处,对于理解作品和作家的思想有重要意义。限于篇幅,将此问题作为今后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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