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沈家本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其法律思想涉及到法律体制的方方面面,而狱制思想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沈家本可以说是中国监狱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一般说来,狱制既不关乎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普通人现实生活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却为何会引起一代法学家如此的关注呢?追溯近代史,我们会发现,国人对于西方典章文物的探求即肇始于研究其狱制,而监狱本身则触及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系统。清末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就是“治外法权”,而西方人实行“治外法权”的一个非常堂而皇之的借口就是中国狱制的黑暗与刑罚的残酷。因此,监狱制度这类“小课题”在当时就成为了影响清政府大政方针的“大课题”,成为了“内政外交之最要之举”,由此引起作为政治家的沈家本的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回顾整个清末变法修律的过程,所卓有成效者也是狱制的改革。因此,本文试图对沈家本先生的狱制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一下扼要的梳理。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与它所处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沈家本生活在一个面临激烈巨变的时代,内外交困,各种思潮涌起,社会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裂变。沈家本等一代学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学习西方的各种理念与具体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这就决定了他们思想体系的形成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思想潮流紧密相联。同时,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尊严感与文化责任感,又必须与传统思想相维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困惑。从狱制思想这一小课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老一代学人所面临的困境与他们走向世界的曲折的心路历程。沈家本在狱制改良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狱制的理论体系。沈家本作为大清臣民,幼读经史,受儒家思想熏陶,身上打下了极深的儒家“仁政”与“慎刑”的思想烙印,成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对上自唐虞,下至明代刑制的总体研究,莫不从“仁”字着墨,以“仁”为衡。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沈家本生活在中西法律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晚年受命为修律大臣,主持编译了西方许多法律和法学著作,自然会从西方资产阶级法律中汲取营养,他的“仁”的思想也就染上了西方所谓的“人道主义”色彩,成为中西法律文化融合的产物。沈家本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狱制改良的实践活动,如学术的传播、监狱的立法、监狱管理人才的培养、新式监狱的建立等。狱制改革在清末变法过程中独树一帜,稍见成效。“终日言变法,逮至国本已伤,而收效卒鲜……然其中有变之稍善而未竟其功者,曰监狱”。虽然如此,结果毕竟还是差强人意。如何平衡变革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在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似乎不仅仅是老一代学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所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