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日伪时期战时劳工统制政策及劳工的斗争(论文文献综述)
吕春月[1](2020)在《东北沦陷时期关东军邮政检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邮政检查制度起源于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日本也于一战期间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邮政检查。及至九一八事变,为统一东北舆论及阻断“不利”信息传播,日本关东军便如法炮制在东北各沦陷区实施邮政检查制度,并由关东宪兵队具体执行。关东宪兵队根据形势不断强化检查的力度、加大检查的范围,对东北在住所有人实施侵犯通信秘密的邮政检查活动,“有效”防止了伪满洲国实态的传播、日本侵略野心的传播,并在关东军的“消极”防谍、“积极”防谍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极大地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在东北生活的其他国人的苦难。
曹书林[2](2020)在《抗战时期伪河南省公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伪河南省公署是日本在河南沦陷区扶植的最高统治机构,统治时间长达7年有余。其间,伪省公署内部设立了完善的厅处组织系统,并下设道、市、县等各级伪政权,管辖范围遍布豫东、豫北40余县。伪省公署作为沦陷区的“新兴政权”,积极致力于整顿统治秩序,其目的既是为日本侵华提供稳定的后方基地,也是为了保证日伪的长久统治。为恢复地方统治秩序,伪省公署把职员队伍建设作为第一要务。伪省公署成立后,积极招揽原国民政府职员,填补“新政权”的人员空缺。随着日伪统治的不断稳固,伪省公署试图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把公职人员的管理引入“正规”。但各级伪组织擅权独断,任意阻截伪省公署的“用人大权”,各伪机关内部也普遍存在“夤缘幸进”、“任亲营私”等现象。伪省公署的各项职员管理制度止于纸面。因伪职员是治理沦陷区的基干力量,薪津待遇备受伪政府的关注,各种加俸、津贴不断。可是,随着沦陷区物价上涨、资源短缺,伪职员的生活变得十分拮据。再加上日伪的思想灌输与言行控制,伪职员的生活经历了由比较舒适到十分艰难的过程。武装力量是伪省公署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依靠。伪省公署控制的武装力量主要由警察、警备队及地方自卫团组成。近代警察出现以后,其在维护政府统治秩序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伪省公署在继承原国民政府统治基础上,继续加强对警察的扶持与利用。通过伪省公署的整治,警察在维护沦陷区治安中的作用得到强化,并且为配合日军侵华,“特务”及“情报”成为基层警察的主要工作。伪警备队主要担任讨伐及警备任务,通过伪省公署的改编与训练,伪警备队成为协助日军侵华的重要力量。但因伪警备队的经费没有专项财政拨款,各地藉故乱加摊派,增加了民众负担。沦陷区普遍存在的地方武装团体,伪省公署以“自卫团”的形式加以改编。“自卫团”的成立,虽然增强了伪政府“剿共”、自卫能力,但大批素质低下的武装团体收入伪政府,以“政府官员”的名义横行霸道、欺压民众,动摇了日伪的统治基础。因河南沦陷区曾是中日战争的重要战场,各项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同时,受水旱蝗灾的影响,沦陷区的社会一片混乱,秩序亟待修补。所以,伪省公署在强化自身统治能力之时,也不断加大对沦陷区社会、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与统制。首先,伪省公署通过设立救灾机构、拨款筹粮、修筑堤防等措施,对沦陷区的灾患进行治理。受钱粮不足、执行不力的影响,伪政府的救灾最终失败。为了恢复统治秩序,伪省公署又对基础设施进行修缮,如修建仓储、恢复工厂、建设道路等。但伪省公署在进行社会建设时,各项措施虎头蛇尾、政策落实大打折扣,除了事关日军侵华的项目有所成绩外,其他措施多收效甚微。在关乎社会治安的狱政建设中,伪省公署虽然制定了诸多修建措施,但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基层管理者拖延搪塞,致使各项措施流于形式,狱政建设乏善可陈。其次,因沦陷区被日军当作资源供应基地,所以伪省公署在实施经济统制之时,备受日本侵华策略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伪省公署主要是在配合日军侵华实行经济封锁、军需掠夺、劳力输出。伪省公署的各项经济措施,完全受日方策略的主导,其目的是为日军侵华提供资源支持。而且,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伪省公署不顾沦陷区灾歉严重、资源枯竭的事实,借征缴税收之机,下发各种缴税规则,令各级伪机关加大催缴力度,巧立名目、乱发摊派。在伪省公署的经济统制之下,沦陷区的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再次,思想方面,伪省公署旨在树立日伪统治权威,加强对沦陷区民众的思想控制。在日方策略的指导下,伪省公署一方面加强“反共倒蒋”、“反击英美”的政治宣传,引导舆论导向,另一方面,通过留日教育及强制日语学习,灌输亲日思想。伪省公署还通过整顿学校教育、加强宗教控制等手段,强化民众对日伪统治“合法性”的认同,建立起辅助日本侵华的思想氛围。总之,伪河南省公署为维持控制区的“长治久安”,曾对关乎其统治的各个领域进行强化建设。但伪政权的施政始终受日方政策的主导,一切以日本侵华利益为导向。伪政权内部也充斥着各种争权夺利、朝令夕改、敷衍怠惰等情事,整个社会风气污浊败坏、统治秩序混乱不堪。最后随着日本侵华势力的败退,伪省公署的统治也宣告终结。
刘成强[3](2020)在《抗战时期上海地区“伪工会”与劳资关系研究(1937-1945)》文中指出“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地区的众多工厂遭到战火的破坏,工人流离失所,或沦为难民。至1937年底,除“孤岛”外,日军几已占领上海。国共两党原有的工人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或被彻底摧毁,工人失去合法表达诉求的机关。随着上海局势的稳定,工厂逐步开工,日伪试图利用工会组织笼络工人,向租界渗透,以求完全控制上海。本文通过梳理抗战时期上海地区“伪工会”组织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劳资关系造成的影响,阐释在特殊背景下影响工人的民族意识与政治选择的多种因素,透视变动时局下上海社会发展的动向。1938年10月,由日本军部驻沪特务机关直接操纵的“中华工人福益会”粉墨登场,该会是日伪控制的第一个全市性“伪工会”。但工人很快识破“福益会”的面目,拒绝加入该会。“福益会”创建失败后,日伪并没有放弃对上海地区工会组织的领导与控制,继而创办“上海工运协进会”、“上海市总工会”、“上海特别市总工会”、“上海市工会整理委员会”、“工人团体审查委员会”等“伪工会”组织。这些“伪工会”组织,不仅拉拢工人,还深入资方内部,妄图构建日伪操纵下的劳资关系,服务于伪政府的统治。抗战时期,上海百物腾贵,工人生存压力增大,时局环境的变化致使劳资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脆弱。在畸形繁荣之下,工人为求生存与资本家对抗,这为“伪工会”插手劳资事务提供了机会。抗战期间,上海地区爆发的几次较大规模的劳资冲突,“伪工会”都在其中作梗。面对“伪工会”的攻势,国共两党号召工人反对“伪工会”,保障自身利益。特别是中共在工人中积极宣传组织,或利用“伪工会”继续进行斗争,这不仅保障了工人的利益,更使工人加强对自身社会地位与作用的认知。抗战时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上海地区劳资之间关系本身较为脆弱。再加之“伪工会”的干扰、渗透,无疑给劳资双方之间增加沟通的难度。但动荡与机遇并存,抗战时期也是政治力量发挥空间较大的时期。中共在上海工人中因势利导,保障工人的利益需求,强化工人自身的阶级认同,也深刻影响着工人的政治选择。
宋铁勇[4](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研究说明“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武洋[5](2020)在《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全国的党组织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1923年-1938年间东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融合了党的白区工作、苏区工作、武装斗争以及抗日民族革命等诸多内容,在领导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取得显着成绩的基础上,也对全国的革命起到了重要的配合和推动作用。而由于东北地区社会环境和地缘条件的特殊性,又使东北党的组织建设和革命活动呈现出与关内其他地区不同的路径和特征,使之在追随和贯彻中共中央的政策之余,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同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具有一定的先行意义。本文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政党与社会相互动的研究视角下,对1923年至1938年间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发展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得出中共在东北地区的斗争经验与革命意义。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交代文章的写作缘起、介绍本次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研究方法、创新之处、重点难点,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史、东北党组织及其革命斗争、东北地方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东北地区开展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东北的区域社会特征,移民对东北农村和城市发展造成的影响以及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群体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兴起的三条路径,分别是中东路沿线俄国革命的传播、东满和吉东地区朝鲜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以及192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建党活动。第三部分为第二、三章。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参考,探究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史,还原东北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状态。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下,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使中共东北地方党的组织规模、分布、党员的民族和阶级构成等发生重大改变;从组织系统的运行机制、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基层组织的真实形态,可以看出其组织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勉强维持组织运转的弱势平衡;而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更令东北地方党组织在复杂多变的革命环境下难以充分施展能量和手段,只得艰难求存。第四部分为第四章。探讨东北党组织对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以及东北工人对中共政策的反应,首先对东北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斗争意志进行分析,认为其较高的工资待遇、薄弱的斗争意识都使其参与革命的愿望并未达到十分迫切。接下来分为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和东北沦陷时期,将中共的工运政策与外部环境的掣肘进行对比,进一步阐述工人阶级对于革命态度的变化以及东北工人运动的最终走向。第五部分为第五章。主要探讨东北沦陷后,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的融合与互动。事变前农村经济的崩溃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事变后农村社会的权力真空状态是使农民革命化的关键性催化剂,也令党和军队得以在农村立足;党对于农民的组织和动员维护了根据地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使农民不仅是革命的追随者更是革命的参与者;“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更使根据地的政权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扩大,令各阶层群众紧密团结到了党的周围;而随着日伪当局愈加严酷的封锁和讨伐,根据地农民群众不得已做出求生的本能选择,导致了东北农村根据地的最终丧失。第六部分为结语。对以上五部分内容进行总结,进而探讨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自身建设与革命活动的区域特色和先行意义。东北一直以来都与关内有着差异巨大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特征,使中共东北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带上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先行意义则在于,在外部革命环境发生改变之后,迅速转变了斗争方向,以“抗日统一战线”取代“苏维埃革命”作为斗争的指导方针,具有超前的进步意义。
王辰伟[6](2020)在《控制与重塑:华北沦陷区日伪劳工统制研究》文中指出华北地区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伪在占领区内实施各种“开发计划”,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为保证劳工的正常供应,日伪对华北劳工采取从募集、分配到管理的全面统制的政策。因此,战时华北劳工的流动,就受到日伪的控制,主要流向伪满、伪蒙疆、华中、日本本土和朝鲜等地区。为迫使华北劳工自愿地接受日伪的统治、为其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日伪通过控制和重塑这两种手段,贯彻其劳工统制政策。一方面,从组织上对华北劳工进行控制。恢复行政单位的劳工管理机构,例如社会局等;设立日伪控制下的劳工组织,例如新民会、华北劳工协会等。另一方面,在生产和生活中控制劳工。控制劳工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将其限缩在工厂及附近区域,便于管理。一昧地对劳工进行严格的控制,易于激起劳工的反抗,并非长久之计。因此日伪企图重新塑造符合统治需要的劳工。首先,通过“新民主义”的教育,从思想上改造劳工;其次,通过各种社会运动,从行动上改造劳工;最后,在劳工群体中树立典型。华北日伪当局通过控制和重塑两种手段,保障其劳工统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无论是严格的控制,还是软性的重塑,日伪在华北的劳工统制政策最终归于失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造成包括华北劳工在内的中国广大民众深重灾难的根源。日本将华北多数工矿企业归属“国策”公司所有,成为另类的“国有企业”,将日军占领前劳资关系中资方的角色,由资本家转变成华北日伪当局,因此工人将斗争的矛头由资本家转向华北日伪当局。再加上民族矛盾已然成为华北沦陷区的主要的社会矛盾,华北劳工具有很强的斗争性。中共根据整个抗战局势的变化,结合华北游击战的特点,制定出有效的华北沦陷区工人运动政策,领导华北劳工的抗日斗争。劳工群体的斗争方式分为非武装和武装两种。非武装斗争是在日资工厂企业中进行怠工、破坏生产等活动;武装斗争则主要集中在日本控制的铁路沿线和矿山附近,工人组织游击队破袭铁路、厂矿,同时配合八路军作战。华北沦陷区工人的抗日斗争,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为华北地区的最后解放做出巨大的贡献。
齐祎[7](2020)在《抗战时期中国人对日本下层民众的认识 ——以《日本评论》与《战时日本》为中心》文中提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发行了相当数量的日本研究杂志,《日本评论》与《战时日本》均为其中的代表性刊物,本论将对其刊载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整理,总结其中的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下层民众的文章,以战时日本国内的人民生活状况为研究对象,研究日本下层民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介绍因为战争而激起的人民的反抗,了解当时中国人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战时日本下层民众生存状况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前至结束后这一段时期中国人对日本下层民众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面对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日本侵略的扩大,中国人难免会产生敌视日本人的情感,仇恨情绪蔓延,曾经中国人由于历史、文化上的相近和长时间的求学日本而产生的对日本的亲近感发生转向。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人中的大量知识分子都受到了日本高等教育,个人主观上对日本怀有好感;客观上对内鼓舞中国民众的士气、对外拉拢日本下层民众共同对抗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在认知这一群体时多将民众与政府分别对待。这种复杂的心态直接反映在了日本研究杂志的文章当中,加之研究杂志自带的学术性与传媒性,作者对日本下层民众的经济生活、受教育问题、社会运动的认识便与纯客观的真实存在了些许的错位。另外,同一时期刊行的受日伪政权控制的日本研究杂志,如《日本评论》的上海复刊版等,其文章的观点又带有日本色彩,标榜学术与客观却又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标榜中立却又在美化侵略战争,使民众认知愈发复杂化。本文希望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学者们既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又同情下层民众的复杂态度,提醒国人以理性的观点看待日本民众。同时杂志内容与真实是否相符需要理智的判断。
李勇[8](2020)在《日军入侵与安徽社会生态破坏(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之心由来已久,安徽省作为中国华中地区的重要省份,在抗日战争期间,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和破坏,社会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陷入凋敝、经济秩序一片混乱,民众物质生活日益艰难;文教事业遭受灭顶之灾,日伪在沦陷区广泛实施烟赌娼毒化政策,并控制社会宣传,导致社会风气逐渐败坏,沦陷区民众精神世界也陷入困顿。战争前期,日军来势凶猛,炮火所及,玉石俱焚。除了与国民党守军在各地进行的攻防战外,日军还在安徽主要城镇和广大农村狂轰滥炸,大肆屠杀民众,毁坏房屋农田,掠夺城乡经济资源。战火直接破坏了安徽的社会生态环境,安徽城乡满目疮痍。安徽大部沦陷后,日本又在安徽扶植省、县、区各级伪政权,强化保甲制,设立特务机关,对安徽沦陷区进行严密的社会控制,将安徽社会经济、文化纳入日本侵华战争轨道。经济生产环境是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安徽地区的经济资源,破坏安徽沦陷区的经济生产环境,对安徽的社会经济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沦陷初期,日本侵略者对安徽城乡进行“竭泽而渔”式疯狂掠夺,在安徽主要城镇和广大农村,大肆屠杀民众,掠夺城乡经济资源,大量粮食和其它各类物资被直接抢夺作为军用战略物资。随着日军“速战速决”作战计划破灭,单纯的抢掠物资已经无法满足其战争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开始在安徽沦陷区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从物资、工矿业、金融业等方面统制安徽沦陷区经济,搜刮安徽的战略资源以达“就地自给”目的。安徽省的社会经济生态受到空前破坏,经济陷入全面的萧条和破败。文化生态同样是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教育是社会文化生态不可或缺的的重要方面,它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日寇为了破坏安徽沦陷区的教育事业,以武力强行关闭大量学校和教育机构、开办日伪学校以奴化广大青少年、培植知识界的汉奸傀儡,致使安徽省教育遭遇重大打击。为了毒化、腐化沦陷区的社会风气,挫败中国人民抗争意志,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推行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从新闻报刊、图书出版、电影戏剧等方面严格统制社会文化宣传,无耻鼓吹“王道乐土”、“大东亚圣战”,造成安徽社会文化一片乌烟瘴气。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对安徽沦陷区产生了持久的、深重的影响。经济生态的破坏,使安徽沦陷区经济秩序陷入混乱,战前稍有起色的民族工商业经济遭受灭顶之灾,农业经济也受到重大打击,沦陷区粮食极度短缺连民食问题都无法解决。农业、工商业、金融业日渐凋敝,安徽的社会经济陷入全面萧条和衰败,以致战后长期难以恢复。经济的衰败还加重了沦陷区民众所承受的苦难,战火摧毁了民众生产、生活环境,大批民众无家可归,四处流亡。生活在日伪统治下的民众,生活物资奇缺,生活水平极差,还时刻受到来自日伪军警的威胁,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同时,沦陷区的民众长期生活在侵略者的压迫之下,人格尊严被侮辱践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压抑在心中不得爆发,精神衰颓,斗志萎靡;整日里接受日伪的奴化宣传,整个社会一片乌烟瘴气。生存空间的挤压和反抗无能使得一部分人逐渐麻木、妥协、卑躬屈膝,甚至卖身投靠、沦为汉奸。
金科[9](2020)在《沦陷时期杭州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1937-1945)》文中认为1927-1937年是民国时期杭州发展的“黄金十年”。在此期间,杭州的现代化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杭州民众的生活总体稳定,有了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然而七七事变以后,日军的野蛮侵略打断杭州现代化发展的进程。随着日军南下,民众纷纷逃亡,杭州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沦陷初,杭州的城市被破坏,各行各业都陷入停滞。随着日伪政权构建起沦陷区的殖民秩序,杭州社会治安逐渐好转,人口回归。然而因为日伪的高压统治与竭泽而渔的掠夺破坏,杭州的社会经济发展远不及战前水平。沦陷初,日军通过军事入侵,制造种种暴行,造成的人口和财产损失不可数计,民众的生活从“常态”转向“非常态”。匮乏的物资、阻断的交通、脏乱的城市环境等各种问题随后凸显,严重影响普通民众日常的生活,使其生活质量大幅下滑。沦陷后期,杭州民众的生活从“非常态”转向“殖民化常态”。各种因素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杭州物价疯涨,生活指数飙升。普通民众的日常支出与收入差距加剧,尤其是工薪阶层入不敷出,沦陷区民众生存困难,生活逐步陷入崩溃。作为杭州沦陷区普通民众中的一部分,单帮客、劳工、学生、僧尼等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不同,然而他们的共同经历和心态都反映出在日本殖民秩序压迫下普通民众艰难的生活。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对沦陷区实行“以战养战”的殖民统治政策。然而在其统治的过程中,沦陷区的现代化进程受阻,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被破坏,沦陷区对日的补给能力进一步下降。沦陷区民众,更是中日战争的首要受害者。民众因为日军暴行无法产生对沦陷区政府的信任,同时生存的困难进一步激发出他们的反日意识与行为,促成他们形成民族自我身份的认同,这也使日本的镇压成本上升。这宣告日本殖民统治的失利与侵华战争的注定失败。
冯佳[10](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说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二、论日伪时期战时劳工统制政策及劳工的斗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日伪时期战时劳工统制政策及劳工的斗争(论文提纲范文)
(1)东北沦陷时期关东军邮政检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1.研究目的 |
2.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1.中国研究现状 |
2.日本研究现状 |
3.总体评价 |
三、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1.研究方法 |
2.本文的创新点 |
第1章 日本邮政检查制度的起源与实施机构 |
1.1 日本邮政检查制度的起源 |
1.1.1 世界邮政检查制度的肇始 |
1.1.2 日本邮政检查制度的起源 |
1.2 邮政检查活动的实施机构 |
1.2.1 执行者的变迁——从递信省到日本宪兵 |
1.2.2 东北沦陷时期实施邮政检查的组织机构 |
1.3 小结 |
第2章 东北沦陷时期实施邮政检查的几个阶段 |
2.1 东北沦陷初期的邮政检查 |
2.1.1 关东军对东北邮政大权的侵夺 |
2.1.2 邮政检查的实施 |
2.2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的邮政检查 |
2.2.1 关东宪兵队的邮政检查活动 |
2.2.2 秘密组织伪保安局的邮政检查活动 |
2.2.3 多元邮政检查机关的有机运营 |
2.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邮政检查 |
2.3.1 强化对外国邮件的统制 |
2.3.2 强化对军事邮件的统制 |
2.3.3 防卫状态下邮政检查的全面强化 |
2.3.4“合法化”的邮政检查活动 |
2.3.5 对英美战俘邮件实施检查 |
2.4 小结 |
第3章 为封锁消息而实施的邮政检查 |
3.1 通过邮政检查掩盖日本侵略野心 |
3.1.1 通过邮政检查阻断日本意欲侵略全中国的信息传播 |
3.1.2 通过邮政检查掩盖日本“移民”国策的侵略本质 |
3.2 通过邮政检查封锁有损关东军形象的信息传播 |
3.2.1 通过邮政检查阻断关东军战败的信息传播 |
3.2.2 通过邮政检查阻断关东军军纪涣散的消息传播 |
3.2.3 通过邮政检查阻断日本士兵厌战的消息传播 |
3.3 通过邮政检查封锁伪满洲国“王道乐土”的实态 |
3.3.1 通过邮政检查封锁抨击“五族协和”的言论 |
3.3.2 通过邮政检查封锁伪满洲国民众生活困苦的实态 |
3.3.3 通过邮政检查封锁伪满洲国劳工的悲惨境遇 |
3.4 小结 |
第4章 为防谍而实施的邮政检查 |
4.1 通过处置日军及相关人员书信防止军事机密泄露 |
4.1.1 通过邮政检查防止日军部队编成装备等信息泄露 |
4.1.2 通过邮政检查防止日军军事部署的信息泄露 |
4.1.3 通过邮政检查防止军事工程信息泄露 |
4.2 邮政检查在防范中国抗日情报活动中发挥的作用 |
4.2.1 通过邮政检查探查抗日动向 |
4.2.2 将邮政检查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破坏抗日组织 |
4.3 通过邮政检查探查苏联情报活动 |
4.3.1 通过邮政检查掌握“满”苏边境苏联基层情报人员动向 |
4.3.2 通过邮政检查搜查无线谍报网K2L |
4.3.3 通过邮政检查调查白俄动向 |
4.4 小结 |
第5章 东北沦陷时期邮政检查制度的评价及影响 |
5.1 东北沦陷时期邮政检查制度的评价 |
5.1.1 邮政检查制度的性质 |
5.1.2 邮政检查制度的实施特点 |
5.2 东北沦陷时期邮政检查制度的影响 |
5.2.1 钳制思想自由压制民族自决 |
5.2.2 削弱了通信作为沟通媒介的作用 |
5.3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2)抗战时期伪河南省公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二 资料综述及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 学术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伪省公署的建立及内部机构的设置 |
一 抗战初期日军对豫北等地的占领 |
二 伪省公署的建立过程 |
三 伪省公署内部机构的设置 |
第二章 伪省公署对公职人员的管理 |
一 伪公职人员的来源与结构 |
二 伪公职人员的人事管理 |
三 伪公职人员的薪津及生活 |
四 日籍职员的任用及管理 |
第三章 伪省公署控制下的武装力量 |
一 警察 |
二 警备队 |
三 地方自卫团 |
第四章 伪省公署对沦陷区社会的“重建” |
一 整修基础设施 |
二 加强治安建设——以狱政为例 |
三 施行灾害救治 |
第五章 伪省公署对沦陷区经济的统制 |
一 实施经济封锁 |
二 收缴军需物资 |
三 强迫劳工输出 |
四 强化税务机制 |
第六章 伪省公署对沦陷区思想的控制 |
一 加强政治宣传 |
二 整顿学校教育 |
三 灌输亲日思想 |
四 实施宗教控制 |
第七章 伪省公署的机构调整与日伪在河南统治的终结 |
一 抗战后期伪省公署的机构调整 |
二 日伪在河南统治的终结 |
结语 |
一 伪省公署的施政及效果 |
二 伪省公署的性质解析 |
参考文献 |
一 档案类 |
二 报刊类 |
三 史志资料 |
四 着作类 |
五 论文类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3)抗战时期上海地区“伪工会”与劳资关系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四、研究重点、难点与方法 |
第一章 上海地区工会组织的重组与劳资关系 |
第一节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地区的工会组织 |
一、事变前后上海地区的工厂与工人 |
二、日军对原有工会组织的破坏 |
第二节 日伪对工会组织的重组 |
一、中华工人福益会的成立 |
二、塑造“福益会”:笼络工人与加强工会组织管理 |
三、中华工人福益会的穷途末路 |
第三节 中华工人福益会与劳资关系 |
一、事变后上海劳资关系的基本概况 |
二、中华工人福益会对劳资纠纷的调解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伪工会”组织的扩张与劳资关系 |
第一节 上海工运协进会与“和平运动” |
一、上海工运协进会的成立 |
二、工运促进“和运”的尝试 |
第二节 两个“总工会”的同时存在 |
一、从上海工运协进会到上海市总工会 |
二、上海特别市总工会的成立 |
第三节 经济的恢复与“伪工会”组织的劳资调解 |
一、畸形发展的上海经济与劳资纠纷的进发 |
二、上海工运协进会的劳资政策与调解 |
三、明争暗斗:上海地区“伪工会”组织的混乱与劳资关系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伪工会”职能的调整与劳资关系 |
第一节 “伪工会”劳资调解职能的弱化 |
一、上海市工会整理委员会的成立 |
二、工会整理委员会的政策与劳资调解 |
第二节 “伪工会”职能调整后汪伪的劳资调解 |
一、工业生产的衰退与劳资争议的增多 |
二、“社运会”对上海工会组织的控制与领导 |
三、“社运会上海分会”的劳资政策与调解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后“伪工会”职能的转变与劳资关系 |
一、全面沦陷后上海地区的工业与劳资关系状况 |
二、社会福利局与工人团体审查委员会的建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伪工会”强力干预劳资关系的困局 |
第一节 国共对“伪工会”的打击与劳资政策宣传 |
一、中共对日伪的方略 |
二、国民党对日伪的被动策应 |
第二节 “伪工会”与1940年法商电车公司工潮 |
一、工人的生存压力与罢工传统 |
二、工潮的延续与“伪工会” |
三、国共基层工会与“伪工会” |
第三节 抗战胜利与上海工人 |
一、上海工人地下军 |
二、工人的政治选择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章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先行研究述评 |
一、1934 年以前沙俄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查研究 |
二、日本占领及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 |
三、中苏共管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 |
引言 |
第一节 近代边疆危机态势 |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大面积领土强占与资源掠夺 |
二、俄国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及其将东北残存领土“俄罗斯化”企图 |
三、英国强行牛庄开港及其在东北的利益 |
四、日本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觊觎与渗透 |
五、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
第二节 列强对中国民族交错地带的矿产资源调查 |
一、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资源调查 |
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资源的调查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 |
引言 |
第一节 东清铁路计划出笼及沙俄对矿权的掠夺 |
一、东清铁路计划出笼与实施 |
二、沙俄对东清铁路沿线矿权的侵夺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运营 |
一、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东清铁路的初期经营 |
二、俄商包办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第三节 中东铁路燃料供应与煤矿的掠夺式开采 |
一、中东铁路的燃料需求 |
二、东清铁路公司与俄商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
三、煤炭资源开采于呼伦贝尔地方的经济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 |
引言 |
第一节 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一、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探查 |
二、中东路事件前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的掠夺 |
三、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抛弃 |
第二节 中苏合办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一、苏联工矿企业运营经验的引入 |
二、中东路事件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统制与统治: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 |
引言 |
第一节 日本产业统制政策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一、日苏交接扎赉诺尔煤矿过程 |
二、满炭系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统制 |
三、日本殖民后期统制政策的调整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统治下的煤炭资源掠夺 |
一、日本人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勘测 |
二、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三、日本煤炭资源掠夺对“兴安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 |
引言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光复与中国共产党对煤矿的军事接管 |
一、扎赉诺尔光复 |
二、中国共产党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军事接管 |
三、秘密建党建政背景下的煤矿恢复 |
第二节 煤矿工会在中苏共管期间的作用 |
一、煤矿工会的筹建与基层动员 |
二、苏联一长制与工会在煤矿运营中的协调 |
三、煤矿公开建党与工会面向的转变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的进程 |
引言 |
第一节 中苏关于交还中长铁路的谈判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涉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谈判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的具体过程 |
二、扎赉诺尔煤矿在回归缓冲期的基本情况 |
第三节 回归祖国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整与发展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调整 |
二、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遥远的边陲社会: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 |
引言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与矿区的形成 |
一、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 |
二、扎赉诺尔行政建置变迁 |
三、扎赉诺尔矿区的形成与发展 |
第二节 煤矿招工与扎赉诺尔移民社会的形成根源 |
一、扎赉诺尔煤矿招工与地方人口结构演变 |
二、扎赉诺尔地方经济结构 |
三、扎赉诺尔社会生活 |
第三节 以煤矿为核心的单位体制形成 |
一、煤矿的“单位”化进程 |
二、单位制社区 |
本章小结 |
终章 |
第一节 扎赉诺尔煤矿与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的社会表征 |
第二节 “国家中心性”对于“地方性”的整合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致谢 |
(5)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时限划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创新点及难点 |
第一章 东北地区革命开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
第一节 东北社会的区域特征 |
一、移民社会 |
二、农业与农村 |
三、工业发展与工人队伍 |
第二节 共产主义运动在东北的兴起 |
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中东路沿线的传播 |
二、朝鲜移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东北 |
三、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第二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结构与党员构成 |
第一节 组织规模与组织系统演化 |
一、组织规模及其分布状况 |
二、组织系统的演化 |
第二节 党员构成情况 |
一、党员的民族构成 |
二、党员的阶级构成 |
第三章 东北地方党的组织形态与经费状况 |
第一节 层级关系与组织运行 |
一、领导方式与信息沟通 |
二、巡视制度的建立与加强 |
第二节 基层组织形态 |
一、基层组织概况 |
二、支部形态 |
第三节 东北党的经费状况 |
一、东北党组织的经费来源 |
二、东北党组织的经费困境 |
三、经济困难的解决途径 |
第四章 东北党组织对工人的发动 |
第一节 东北工人群体概况 |
一、东北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考察 |
二、历史上的斗争与东北工人阶级的特点 |
第二节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党与工人运动 |
一、工运力量的积蓄与爆发 |
二、国、共两党对于东北工人的争夺 |
第三节 伪满时期中共领导下东北工人运动的走向 |
一、工运形势的转机与工运政策的滞后 |
二、“统一战线”与满总的成立 |
三、工人运动与抗日游击运动的融合 |
第五章 党组织、抗日联军与农村社会 |
第一节 农村革命力量的积蓄 |
一、东北党组织农村工作的开拓 |
二、农村社会矛盾的酝酿与激化 |
三、朝鲜共产党人的加入与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 |
第二节 游击根据地内的农民与党 |
一、事变后的农村社会与游击队的生存空间 |
二、农民的拥护与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
三、将农民纳入党的组织系统 |
第三节 党与农村依存关系的形成与打破 |
一、党组织与农村社会的相互依存 |
二、日伪高压政策下根据地的生存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后记 |
(6)控制与重塑:华北沦陷区日伪劳工统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史回顾 |
三、概念界定和论文思路 |
四、研究方法、重点与难点 |
第一章 日本劳工统制政策和华北劳工的流动 |
第一节 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掠夺政策的演变 |
一、“七七”事变之前的限制入满政策 |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骗招政策 |
三、强制劳动政策 |
第二节 战时华北劳工的移动 |
一、伪满和伪蒙疆 |
二、华中 |
三、日本本土和朝鲜 |
第二章 日伪对华北劳工组织和生产生活的控制 |
第一节 劳工统制机构的演变 |
一、沦陷初期的日伪政府劳工事务管理机构 |
二、新民会及其下属机构 |
三、华北劳工协会 |
第二节 工矿企业中对劳工的管控 |
一、生产上的严酷管理 |
二、生活上的全盘掌控 |
第三章 再造“新民”:日伪对华北劳工的重塑 |
第一节 思想精神的培育 |
一、新民主义 |
二、劳资协调 |
第二节 日伪“运动”工人 |
一、“反英”运动的原因 |
二、“反英”运动中的利用劳工 |
第三节 日伪打造“华北建设模范战士” |
一、制造“模范”的缘由 |
二、树立劳工典型 |
第四章 华北沦陷区的工人运动 |
第一节 中共关于华北沦陷区工人运动的政策 |
一、战略防御阶段:从激进到灵活的转变 |
二、战略相持阶段:深入敌区,加强领导 |
三、战略反攻阶段:占领要地,配合反攻 |
第二节 华北沦陷区劳工的抗日活动 |
一、非武装斗争 |
二、武装斗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抗战时期中国人对日本下层民众的认识 ——以《日本评论》与《战时日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现状 |
1. 中国人的日本认识研究 |
2. 中国人的日本民众研究 |
(三) 研究方法 |
一、 杂志在近代中国的创办与发展 |
(一) 杂志的创办与发展研究 |
(二) 杂志中的作者群 |
(三) 社会影响与刊行意义 |
二、 民众生活状况研究 |
(一) 对经济生活的认识 |
1. 日本政府劳动力统制政策 |
2. 物质资料生产的激变与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
3. 就业、收入与工作状态研究 |
(二) 民众思想教育 |
1. 抗日学者对日本教育的认知 |
2. 日伪学者为法西斯教育的辩护 |
(三) 战争下日本社会之怪现象 |
三、 民众运动 |
(一) 主要思潮与社会政治运动 |
1. 主要思潮与政治组织研究 |
2. 军民的不满与其反战运动 |
(二) 法西斯主义的反击 |
四、 对日本民众的观点与认识 |
(一) 日本民众形象的特点 |
(二) 民众形象中的战争责任认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日军入侵与安徽社会生态破坏(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五、社会生态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日本对安徽的侵略 |
第一节 战前安徽社会生态 |
一、安徽的战略意义 |
二、安徽经济社会 |
第二节 日本在安徽沦陷区建立统治 |
一、日军入侵安徽 |
二、日本在安徽建立统治 |
第二章 日军入侵对安徽经济社会生态的破坏 |
第一节 战争对安徽城乡环境的破坏 |
一、日军在主要城市的烧杀抢掠 |
二、战争对乡村环境的破坏 |
第二节 日军经济统制对经济社会生态的破坏 |
一、物资统制 |
二、产业统制 |
三、金融统制 |
第三章 日军入侵对安徽文化社会生态的破坏 |
第一节 破坏教育事业 |
一、抗战前安徽教育事业的发展 |
二、日军对安徽教育的破坏 |
三、日本在安徽实施奴化教育 |
第二节 日伪统治下社会风气的败坏 |
一、烟赌娼毒化政策 |
二、沦陷区的奴化宣传 |
第四章 社会生态破坏的影响 |
第一节 对安徽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社会经济凋敝 |
二、经济秩序混乱 |
第二节 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
一、物质生活的艰苦 |
二、精神世界的困顿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成果 |
致谢 |
(9)沦陷时期杭州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概念界定 |
(四)史料来源、研究方法 |
一、沦陷前杭州的“常态”时期 |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杭州 |
(二)“常态”下的日常生活 |
二、沦陷初杭州的“非常态”时期 |
(一)杭州的沦陷 |
(二)“非常态”下的日常生活 |
三、沦陷后期杭州的“殖民化常态”时期 |
(一)杭州市伪政府的建立 |
(二)“殖民化常态”下的日常生活 |
(三)“殖民化常态”下的特定人群 |
四、杭州沦陷区日本殖民统治的失败 |
(一)打断杭州现代化发展进程 |
(二)破坏民众的日常生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三、研究方法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一、自然因素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二、救灾体制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一、赈济粮款 |
二、组织借粮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一、减免公粮 |
二、减租减息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一、节约募捐 |
二、准备代食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一、兴修水利 |
二、发展合作社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一、发展纺织业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四、论日伪时期战时劳工统制政策及劳工的斗争(论文参考文献)
- [1]东北沦陷时期关东军邮政检查制度研究[D]. 吕春月. 吉林大学, 2020(03)
- [2]抗战时期伪河南省公署研究[D]. 曹书林. 郑州大学, 2020
- [3]抗战时期上海地区“伪工会”与劳资关系研究(1937-1945)[D]. 刘成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5]区域社会与革命互动 ——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研究(1923-1938)[D]. 武洋. 吉林大学, 2020(08)
- [6]控制与重塑:华北沦陷区日伪劳工统制研究[D]. 王辰伟.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抗战时期中国人对日本下层民众的认识 ——以《日本评论》与《战时日本》为中心[D]. 齐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日军入侵与安徽社会生态破坏(1937-1945)[D]. 李勇. 安徽大学, 2020(07)
- [9]沦陷时期杭州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研究(1937-1945)[D]. 金科.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10]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