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从文化诗学的视角，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两汉三国时期的史料为研究线索，对广义界定下的前四史中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追溯和分析。两汉三国属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中国中古时期，其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对整个中古及后世文学活动的影响深远。《史记》、《汉书》、《三国志》是两汉三国时人所著，其史家的文学观念和史书中历史人物的文学观念具有同时性，与其所处的时代亦有内在的同步性。而《后汉书》虽非时人修史，但作为东汉时期现存的、较为丰富可靠的历史材料，也能够提供东汉文学观念形成的历史文化场景。本文发现前四史中呈现的文学观念，是以儒学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并且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儒学对于中国早期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义理和现实上的原动力。依据《史记》和《汉书》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实用原则影响下的西汉初年诸学混杂的文学观念，在西汉中叶收束为具有实际政治力量和广泛社会感染力的儒学文学观念。西汉中叶及其后儒学独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中，存在着曾经被我们在狭义界定的文学观念研究中所忽略的文学生长力：由儒学传习所带来的学术自由辩论之风；在儒学学术义理熏陶下西汉士人表现出依经立义、直言极谏的精神独立品格；依归于儒家宗旨的文章之艺开启西汉社会的重文之风。而《后汉书》的史料则展示了儒学学术内部生长力推动东汉文学观念由独守一经向博通众学转化的文化发展趋势，导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汇通、儒家五经之学与黄老、刑名诸学兼通、学术与文章之义贯通，使东汉文章呈现出宗旨义理化和篇章典雅化的整体趋势。然而探究东汉博通文学观念形成的深层原因时，本文发现以儒学为中心兼通众学的文学观念进展，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是东汉士人的私门教授保障了儒学学术发展的相对自主性，以及儒学自主发展形成的士林自由舆论所带来的士人文学权的彰显。《三国志》及裴松之的补注展现了曹魏时期儒学专业学术规模内缩，而两汉儒学培养的具有独立精神的士人群体，将文学观念扩容为学术与文章并立的泛化状态。一方面五经之学成为士人的基本学养，士人持守儒家义理，据义而行，使两汉以来士人的群体性独立精神向名士高行分散，以士人的尊严，逸出了君臣等级体制的精神笼罩，产生出个体自守道义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士人由于经学规模内缩而有余裕将兴趣扩展至老易玄谈，使士人群体性的独立精神亦向超脱尘世的理想发展，从而逸出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致用思想，进而产生个体超逸于俗世的独立精神。此即刘咸炘先生所言“儒者狷而醇，道者狂而肆”的自由品貌。曹魏时期广义界定下文学观念的扩容，正是士人独立精神自我选择的体现。比如曹丕、曹植及建安诸子截然不同的文学取向便彰示了曹魏时期士人将文学之业泛用到自己好尚中的倾向。所以广义界定下两汉三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是儒学道统支持下学术相对自主、士人精神独立的结果。而且两汉三国文学观念对整个中古文学观念多元化发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提供了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