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八十年代中期登上诗坛,八十年代后期声名鹊起,九十年代被广泛关注:诗人西川的重要性几乎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愈加明显的。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对西川似乎感到疲惫,但回顾西川的创作道路,理清其写作脉络,不仅仅具有文学史的意义,或许会对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产生积极作用。西川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86年以前为学徒期,从《秋声》到《起风》,西川迅速完成了对诗艺的锤炼,确立了宁静、克制、优雅的诗风;追求形式感和音乐性,同时对世界的隐秘性和中古农业社会的“乌托邦时间”表现出极大兴趣。1986-1992年为转型期,稳定的“西川体”被“纯诗”写作倾向的潜流裹胁,随着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变迁,修辞策略和时间观不断发展。1992年以后为“伪箴言”期,语言发生巨大变化:不和谐、黑暗、理性、非理性、哲学众声喧哗;歌唱性、叙述性、戏剧性合一的综合效果,借助于反讽和戏剧化的“伪箴言”体写作成为可能,并渐趋成熟。本论文从修辞和语境角度清理西川诗歌的产生、形成和剧烈变更的脉络及原因,通过对西川诗歌发展作历时性考量,探测诗人写作策略和姿态的流变,并梳理出中国新诗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的发展脉络,给出其诗观和写作策略的发展原因。行文过程将结合典型文本的细读式分析,试图在较为广阔的文学空间内,结合尽量宽泛的参照系统,对西川诗歌进行合理的界定和评价。引论部分,通过对三个时期西川诗歌的比较分析,提出如下问题:西川诗歌从最初的青春抒情到早期宁静、克制的纯诗倾向、九十年代的浑浊、泥沙俱下,西川诗歌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完成其蜕变的?这种写作的变化是否蕴含更多的信息?第一部分,抽取文本,从历时角度考虑西川前期诗歌在语言、结构等修辞技巧上的发展线索,指出这种转变的根由在于其纯诗倾向。界定“纯诗”在八十年代文化语境下的内涵和边界;细致分析其声音修辞策略,对于诗歌情感倾向和诗人形象确立的意义。以休姆（T·E·Hulme）的理论对“新古典主义”进行描述性定义。在广泛的文本细读基础上,分析西川“怀旧与乌托邦”的时间观的具体内涵。第二部分,选取《汇合》作为转型期文本,从诗写策略到时间观的变化,看社会转型期乌托邦时间观幻灭的意义。第三部分,从文本结构、语言、声音层面,结合社会语境的剧烈变更等因素,指出自《致敬》开始的西川诗歌,改变写作策略的内在原因及必然性。结合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对反讽的定义、袁可嘉关于新诗戏剧化的描述,理出西川的写作指向为戏剧化。辨析“伪箴言”的特定诗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评价西川对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贡献。以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时间观和米沃什（Czeslaw Milosz）的写作策略可能给西川诗歌造成的潜在影响,给出另一个观察视角。余论部分,指出西川诗歌写作的向度,其意义在于赓续了中国新诗史上对于“文体”的不倦追求,及对时代及诗歌的道德意义。西川成为“文体作家”和“道德作家”的具体所指,这种写作对于当代诗歌的启示。委婉论及西川九十年代诗歌的写作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