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物价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中最敏感、最突出的问题,也是男女老少、干部群众日常工作生活中议论最多的话题。早在1980年,世界银行的布鲁斯教授就预言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都会在价格问题上“卡壳”。价格问题解决了,改革就会继续前进;解决不了价格问题,改革就会停滞或倒退。其实,在任何社会中,无论其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范畴内处于什么地位,它的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价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和价格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开启了价格改革的航程。价格改革的方向、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战略步骤。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波三折”而又“稳步推进”的过程,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价格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当属“惊险的一跃”,其改革成败与市场制度的建立“荣辱与共”。然而,由于长期受“左”的倾向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中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而横遭批判,物价和工资长期处于冻结状态,价格体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后,价格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也随之启动。1984年之前,价格改革总体上仍局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计划价格中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比价和差价进行适度调整,改革的主要思路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即只有在供求状况有所缓解后,才对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影响较小的小商品价格放开。1979—1984年中国的价格改革,在取得了显著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为强化改革力度、深化改革层次和扩大改革领域提供了契机。在“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改革思路引导下,1985年1月,国家取消了计划外价格不得高于计划内价格20%的限制,这标志着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政策的正式实施。另外,中国理论界和中共中央高层的思想碰撞,对这一政策的确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价格“双轨制”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回避。因此,经济领域针对“双轨制”的利弊及存废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着“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尤其是计划内、外两种价格的高额差价催生出一个新的“倒爷”阶层,并由此加剧了“寻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混乱状况,政策制定者在1986年已开始考虑如何实现双轨价格尽早并轨的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价格并轨思路主体的“价、税、财联动”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由于双轨制价格的实施造成了“官倒”盛行及严重的市场不公,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经济改革开始进入胶着阶段。于是,在“长痛不如短痛”的思想影响下,强行并迅速并轨的思路逐渐占据上风。1988年,决策层决定放开价格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实行“物价闯关”,以完成价格并轨。结果,这直接导致当年全国大范围的物价上涨,加之群众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随之而起。最终,尚不具备宽松环境和充分条件的激进“闯关”决策遭受重创。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并决定把1989、1990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次年11月,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克服的诸多问题,以及由于所谓“官倒”而造成的社会的巨大混乱,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做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价格改革逐渐向稳步推进道路的回归,“有步骤的、稳妥”的价格改革重新取代了激进的“物价闯关”。治理整顿期间,双轨价格渐趋接近,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最终结束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格局,“双轨制”价格悄然并轨。1992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价格体制改革最终进入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形成完善阶段。相反,前苏联东欧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因改革思路的偏差及其它原因,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改革陷入低谷。在国内外的比较研究中可见,渐进式改革思路在中国的历史合理性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那种对价格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困难重重,到90年代初又轻而易举自然过关的描述,既无法让人明白当代中国历史上价格改革为什么先难后易,也无法让人理解为什么这种如此容易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系又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之后,能源等基础品的价格问题时至今日仍在困扰着我们?因此,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拂去时间的尘埃和人为的涂抹,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一个拉长的镜头从而更加立体和客观的角度,展示中国价格改革进程中的众多片段,对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展望今后的价格改革前景,显然并非简单的回顾之旅,而是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