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欲从三层视角来考察肺结核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化过程。第一部分是从“肺痨”到“肺结核”病名翻译变化的角度,考察两种不同的医学文化体系观念,和彼此之间的交融理解。此部分介绍了来自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中的“肺结核”和“痨”的概念,并考察了当中国的“痨”碰上西方的“结核”之后,在翻译“肺结核”病名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揭示了由中医的“痨”到西医的“肺结核”的疾病认知变化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尽管晚清至民国人们仍然乐于使用“肺痨”这个概念来作为肺结核的病名,但不可否认的是,细菌理论基础上的肺结核观念仍被作为一种科学知识被人们逐渐接受。第二部分是在近代公共卫生防治运动、民族主义叙述语境中,讨论国家、西医和社会团体认知中的肺结核观念。这一部分注重考察四个部分,即民国时期的肺结核著作、西医在中国为推进肺结核防治所作出的努力、20世纪初“中国乃肺结核大国”的认知、近代中国肺结核防治运动的“以防代治”原则。在这个部分中,笔者试图说明,细菌理论的双面性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一方面,细菌理论伴随着民国公共卫生制度的兴起、国家卫生行政体系的建立开始树立其权威性。此时的肺结核防治运动,也试图通过一系列防痨宣传,使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了解肺结核传播的细菌学原理。细菌理论也由此开始进入大众生活的视野。这场运动也将普通人也拉进了公共卫生运动之中,认为普通人也要担起保护自己防卫疾病的责任,并重塑了道德标准,如不能随地吐痰等等。而另一方面,与大范围的防范结核菌斗争相比,此时在肺结核中西医治疗领域中,西医的竞争力十分有限。西医和公共卫生专家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有效药物和处方的情况之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预防,因此强调“以防代治”原则。同时,这一部分也肯定了西医、社会组织和国家对于近代肺结核防治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西医大范围的细菌学防治“胜利”,与其在治疗上的“守势”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这种对比的背后,也表明西方细菌理论、公共卫生进入中国,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卫生宣传手段以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步伐的努力。第三个部分则是在近代中西医之争的背景下,探究西医与中医在治疗肺结核领域内的一系列竞争与交流。第一节主要考察了西医针对中医治疗肺结核手段的一系列抨击、中医的回应及其内部的分歧三个部分。第二节则提出这样的疑问,肺结核民国时期的西医和中医本身,面对肺结核这种中西均无绝对治疗方案的疾病时,是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融?在此部分中,笔者以张公让(西医)及罗止园(中医)两人的双重视角,探寻了中西医师们在肺结核治疗中的态度与表现。最后笔者指出,这种对比的背后,表明了近代中医的双重性特点。西方细菌理论、公共卫生进入中国,国家要求通过建立公共卫生制度、实行卫生宣传以推进国家现代化步伐,因此,传统中医在公共卫生领导角色中处于“失语”地位。但是,中医无力参与预防肺结核运动,中医仍试图通过典籍整理,宣扬自身对于肺结核治疗的有效性。面对西医的进攻,中医内部虽有分歧,但中医对于肺结核这种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疾病的讨论,却表现出中医试图吸纳西式医学,二者共融的面向。而在此时的民间肺结核治疗领域之中,病人表现出的“痨病恐惧症”,既反映了西医肺结核防治宣传的成功,也证明了当时中西医双方对于肺结核治疗的无力。恐慌的病人们更多乐于利用西医的技术手段去证实疾病——结核菌的存在,并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不断地去尝试中医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