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随着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化解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有识之士最为关注的问题。各种生态运动以及生态学的理论演进,无不说明人类正在致力于建构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生态观。把生态观引入玄学研究中来,是当前玄学研究的新动向。玄学既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主张将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中解放出来;又强调人与社会的协调,主张将人从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前者所涉及的是自然生态问题,后者所讲的是社会生态问题。本文尝试从这两个纬度入手,通过对玄学原典的深入解读,挖掘与梳理玄学的生态观、审美观,并进一步分析这些观念在魏晋文学艺术中的表现。全文由六部分组成,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说明了四个问题:魏晋玄学研究现状综述、本文问题的提出背景、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玄学哲学方面的研究、玄学与文学及美学方面的研究,为本文准确把握玄学思想提供了便利,并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近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学者开始挖掘、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资源,以期为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催动下,不少学人开始尝试把生态观的研究引入玄学中,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作了充分的学术准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玄学生态观与审美观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尚需进一步地深入探讨与完善。第一章主要介绍魏晋玄学产生的生态背景以及玄学基本思想与生态背景之间的关系。就自然生态环境看,魏晋时期,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自然灾害频繁,危害深重;乱砍滥伐,毁林严重;环境污染加重。就社会生态状况而言,汉末魏晋政治局势混乱,民不聊生;经学式微,促成了思想解放与自主意识的形成。原有的经学已不可能解决它自身导致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恶化的问题,时代呼唤新的哲学思想出现,玄学应运而生。玄学家们渴望通过玄学,将人从功利主义和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从而从汉末以来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恶化的泥淖中走出。玄学思想是通过对儒道元典的注解而阐释形成的,因此,它的思想与儒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作为玄学思想理论源头的《周易》、《老子》、《庄子》的生态智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寻玄学中的生态审美思想。第二章采取了个案研究的方法,选取了王弼、阮籍、嵇康、郭象这几个有代表性的玄学家,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这两个纬度上,细致分析了他们的生态观。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对自然与名教进行了双向的诠释,致力于使天道自然与人道自然相互转化,两者完美结合,从而成就一个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人类社会自由和谐的理想局面。在有无之辨中,王弼认为“无”是万事万物的始基,要想保持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多样性统一,就要掌握自然之道的整体性,注意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蕴含着素朴的生态整体思想。王弼把整个的自然和社会都看成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自组织系统,为了保持系统的稳定、和谐发展,就要因顺自然,使系统中的万事万物顺其自然之性,充分发展,达其自然之至。王弼反对人为的“造立施化”、“以形制物”,主张“万物自相治理”,尊重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竹林时期,大道陵迟、世风衰败的黑暗社会现实,无情地粉碎了正始玄学乐观的生态社会理想,此期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与阮籍,彻底地以人道自然来解释天道自然,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执着地构建完美的人格,主张仿效自然界,建立无君的人类社会。嵇康与阮籍以元气为本,认为自然一体。其养生论的总原则是“形神相亲,表里俱济”,重视养形,但更重视养神,认为养神是养形的基础。主张“少私寡欲”、“用智遂生”,将人们的欲望调整在有益于健康的范围之内。音乐是嵇康养生的一种重要方式,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精神,调和人的情感,使人在困苦中也不感到苦闷,注意到了艺术对于精神生态平衡的重要价值。嵇阮的养生论具有强烈的生命关怀,他们强调从生命的自然意义上去理解和对待生命,反对人性异化,这种重视生命价值、看重生命尊严的生命观,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生态的生命观。嵇阮的矫枉过正,带来了新的问题,使名教与自然处于对立的两极,过分发展了人的自然本性,他们的无君社会虽然令人神往,但注定只能是镜花水月。玄学发展到元康时期,又回到了儒道会通的老路。元康玄学的代表人物郭象,在把儒家的社会本性与道家的自然本性相互融通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化说,赋予万物以独立、平等的地位。郭象注意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因相成,重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提出“全我而不效彼”,认为人应该认清自己的性分,顺从本性,不弃我殉物。郭象主张“虚以待物"、“宽以容物”,以达到“玄同彼我”的逍遥境界。在社会生态观上,郭象认为理想的圣人应该“无心而顺物”、“无己而顺物”,从而“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强调通过个体的和谐,复归整个社会的和谐。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生态视域下的玄学审美观。魏晋玄学崇尚自然,以自然为美,即以本色、本性为美,反对过度地文饰,这种对原生态和本色的倡导,反映到美学观念上,则是素朴、自然的审美理想和形态的形成。玄学对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关系的重视,使得魏晋时期自然山水开始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导致了自然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玄学对社会生态问题的关注,使它想方设法要把人从等级制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导致了个性自由的觉醒,对自然人格的崇尚。而玄学的理想人格,则体现着对于审美理想的追求。魏晋士人在山水赏会中,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欣赏中,实现了诗意的、审美的人生。儒家的自然审美观与道德伦理的弘扬相关,自然物是仁的道德的化身,本身还不是独立的审美对象。道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相统一的关系,开始有意识地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自然,但对自然的赞颂是为了宣扬道的精神与境界。玄学消解了人与物的尖锐对立,认为人是万化之一,人应该取法自然,以合于自然为美。魏晋士人在山水赏会之中,更是流露出了对自然的喜爱之情,体现了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山川之美是因其自身而美,而不是因为比拟了道德或是衬托了人物而美。魏晋士人把自己的深情投射到自然万物上,从而把自己加以自然化。玄学在自然人格的塑造中,体现着对本性之真的赞颂与渴望。儒家讲究以理节情,道家主张清心寡欲,玄学重情,强调人性自然。魏晋人物品藻既不同于汉儒品评人物以纲常名教为标准,也不同于精研名理者专注于人物的才性、志业,而是以审美的眼光,从人物的风骨、气质、韵味等方面品评,注重人物的内在精神,崇尚人物内在的情致品质之美,所以“清”、“神”是使用得最频繁的概念。理想的人格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士人们挣脱了名教的束缚,放浪旷达,于山水之中畅神悟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第四章主要研究了生态审美观照下的魏晋文学艺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使得魏晋时期山水田园诗、山水画得到了蓬勃发展;对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视,导致了此期文学的自觉,而文的自觉反过来又更进一步促进了人的觉醒。魏晋文学艺术从本原上说,更接近生命的自然属性、生命的本质,更符合生态学的原则。在魏晋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自然山水还不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自魏晋开始的山水田园诗,从内容与形式上开拓了美学的领域和视野,打破了以往单纯的僵化的道德伦理式的吟咏,为我们描绘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融合的情境,具有着生态意味。本文以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为例,表明魏晋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描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亲相融,真实地呈现了此期士人的精神世界与生存境遇,体现着生态乌托邦的追求。魏晋时期的山水画,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图象化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山水画是富有生态精神的代表之一,本部分以山水画家宗炳与王微的画论为例进行了说明。玄学对主体情感的张扬,促成了人的个性自由的觉醒。人的觉醒引发了文的自觉,从而导致了文学理论、文学创作走向了独立的、健康的发展之路。文学理论对真性情的倡导、文学创作对真性情的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的自觉。魏晋时期的文学创作,体现了人的觉醒之后个性情感的高涨与张扬,其中,游仙诗可为此期文学作品中对人性自由进行艺术表白的代表。而玄学影响下的文的自觉,既强调发展人的自然的禀性,又把人从儒家群体伦理道德中解放了出来,渴望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精神生态获得平衡,使人与社会的和谐成为可能。尽管这一目标有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魏晋士人们还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功效。结语部分,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的生命的关注、玄学生态审美观与文学艺术对于精神生态平衡的建构三个方面阐释了本文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我们应该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使古代生态智慧焕发出勃勃生机,更好地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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