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自白抒情诗在继承和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取得了瞩目成就。曾获普利策奖等众多诗歌奖项的著名诗人、2003至2004年度美国桂冠诗人路易斯·格吕克(Louise ElisabethGlück,1948-)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由于从小就受到家庭熏陶,格吕克谙熟西方古典文学作品,如圣经故事和古希腊罗马神话。在她的诗歌里,她创新性地把神话中的故事和原型人物与具有强烈自传性内容及当代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把神话故事和其中的人物嫁接在当代语境和现实之中,并对神话进行颠覆式改写,首创了“组诗体”诗集(book-length poetic sequence)这一独特的诗集形式。她的诗集《阿勒山》(Ararat,1990)及其之后的作品《野蝴蝶花》(The WildIris,1992)、《绿茵场》(Meadowlands,1996)、《新生》(Vita Nova,1999)、《人生七阶》(The Seven Ages,2001)和《阿弗诺湖》(Averno,2006)都沿用并不断完善了这一形式。这一创新形式的运用使她的诗既具有自白诗和后自白诗的自传色彩,又具有史诗般的厚重和气势;既具有个人抒情诗的亲切感,又有现代主义诗歌的客观距离感;既严肃深刻,又不乏后现代主义幽默和讽刺。本论文试图通过分析格吕克在其诗歌中经常引用和改写的圣经和古典神话故事以及这些神话在其诗歌中的作用,进而探讨和研究诗人对神话进行改写过程中的颠覆性、其颠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以及诗人对神话改写的价值和意义。全文由引言、主体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从路易斯·格吕克的诗歌显著特点和独特风格为切入点,结合国内外对其诗歌的研究状况,点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作为当代美国诗歌主流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格吕克已经是英美众多评论家评论的焦点诗人之一。许多有关其作品的论文和评论频现于诸如《美国诗歌评论》和《诗刊》等著名杂志。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有《路易斯·格吕克:改变你之所见》(Louise Glück:ChangeWhat You See,2005)和《路易斯·格吕克诗歌主题评介》(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A Thematic Introduction,2006)。前者收集的是评论家有关格吕克诗歌的评论文集;后者以研究格吕克的诗歌主题为重心。遗憾的是,两书主要涉及到的是格吕克的前期作品,对诗人的近期作品《新生》和《阿弗诺湖》只是偶有提及,或是随笔带过,缺乏更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国外学者还没有就格吕克对神话的运用及其颠覆性改写进行过专题研究。在国内,对格吕克的研究,除了像《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张子清,1995)和《新编美国文学史》(王守仁,2002)等专著中需要更新的作者简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本论文试图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一方面通过对格吕克的诗歌文本与其中涉及的古典神话原型之间的对比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对格吕克与美国诗歌传统、特别是与后自白诗领域的对比研究,强调她在创作过程中对古典神话改写的创新性和颠覆性、其颠覆性的表现形式、此种改写的社会意义及其对后自白诗歌发展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首先从格吕克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入手,指出:把古典神话与自传成分巧妙结合为一体是格吕克诗歌的最显著特点,体现了她在诗歌领域的继承和突破;她对神话的运用不只是简单地作为典故加以引用或进行类比或暗示,而是一种颠覆性改写。由于受到自白派诗人洛厄尔、普拉斯和后自白派诗人斯坦利·库涅茨等人的影响,她的第一部诗集《长女》(Firstborn,1968)具有明显的自白诗的特点。第二部诗集《沼泽地上的房屋》(The House on Marshland,1975)中虽然自传色彩浓烈,但她在运用古典神话和圣经典故方面的才华已经初露端倪。该诗集所涉及和改写的古典神话故事和人物包括《圣经》中的耶稣诞生、希腊爱神阿佛洛狄特、童话故事人物汉斯和历史人物圣女贞德等。接下来的作品中,不仅是诗集的内容,而且所有诗集标题都具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下落的影子》(Descending Figure,1980)中的标题既蕴含生命的陨落,也暗示伊甸园的失落。该诗集中的长诗《花园》改写了圣经中的伊甸园神话;《阿佛洛狄特》改写了希腊爱神的传统形象。最值得一提的是《哀歌》(Lamentations)一诗。该诗戏仿《圣经》中的《耶利米哀歌》,把《圣经》中有关人类的堕落神话视为创造,认为上帝把人类分成了三部分:“男人、女人和女人的身体”。这一点可谓是格吕克审视家庭和社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对理解和研究格吕克的诗歌至关重要。诗集《阿喀硫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Achilles,1987)中的标题就表明了它与希腊神话人物阿喀硫斯的关联。其中涉及到的神话还有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达佛涅与太阳神阿波罗之间的故事、风信子的传说、马拉松战役、以及西西弗斯的故事等。以上作品中对古典神话的运用,虽然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但是它们为诗人的后期巅峰之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格吕克的首部“组诗体”诗集《阿勒山》融神话与自传于一体。诗中的阿勒山既指格吕克姐姐和父亲的墓地所在——一个名为“阿勒山”的犹太人墓地,也指《圣经》中诺亚在洪水中停靠方舟的阿勒山。该诗集中还包括该隐和阿贝尔、索罗门国王断子案等著名的圣经故事。《野蝴蝶花》回到了伊甸园神话,为格吕克赢得了普利策奖。在《绿茵场》里,诗人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原型,把主人公奥德修斯与其妻帕涅罗珀之间的爱情故事与一桩面临解体的现代婚姻交织一体;《新生》的标题使人联想到著名意大利诗人但丁的《新生》,其中又有两则经典神话故事贯穿始终:一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代表作《埃涅伊特》中有关迦太基国女王狄多与特洛伊战争英雄埃涅阿斯之间的爱情故事,一是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爱情神话;《人生七阶》的标题暗示了它与莎士比亚的剧作《皆大欢喜》中雅克所作的著名的人生七阶论的关联。《阿弗诺湖》以古希腊神话中有关阿弗诺湖的传说和冥后珀尔塞福涅的神话故事为原型。通过对格吕克诗歌中所涉及的神话故事和人物的分析,不难看出:格吕克对童话故事和古希腊史诗中的故事的处理已不仅仅是作为典故而借用或者暗指,而是一种颠覆性改写。第二章从分析神话故事和人物在格吕克诗歌中的主要作用开始,论述古典神话在格吕克诗歌中所起的主要功能和她对古典神话的颠覆性改写。本文认为,神话在格吕克的诗歌中主要有三大功能:第一,神话被用作一种疏远手段、一种掩饰自传内容的面具,使作者在自传与神话、亲近与疏离、主观与客观之间寻求到了一种平衡,克服了自白诗和后自白诗歌中自传色彩过浓、过于自我的弊端。这一手段的运用赋予了自传色彩的内容更加普遍的意义。第二,神话起到了背景衬托和主题构架的作用。格吕克所采用的神话故事都为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神话,这些神话为读者与作者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了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公共平台,也为作者对神话的颠覆性改写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格吕克在她的诗集中、特别是在《阿勒山》及其之后的“组诗体”诗集中所选择的神话的主题与整部诗集的主题吻合,因此,这些神话故事在实际中起到了构建诗集骨架的作用。神话在诗集《阿勒山》、《野蝴蝶花》、《绿茵场》、《新生》和《阿弗诺湖》都发挥了这一功能。第三,神话为格吕克的诗歌增添了戏剧效果和喜剧色彩。格吕克的自传体抒情诗的主题和基调一贯深沉灰暗,多涉及心灵创伤、爱情挫折、夫妻间的矛盾、生存与死亡等严肃主题,神话元素的介入避免了一味的个人情感倾诉,为自传体抒情诗增添了戏剧效果。作者对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的巧妙处理,尤其是对其颠覆性的改写,使得每部诗集都具有喜剧成分,不乏后现代讽刺与幽默。格吕克对神话的颠覆性改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神话中传统叙事模式和叙述视角的颠覆;另一个是对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颠覆。格吕克在运用神话的过程中,一改传统神话中以男性主人公为中心的全知全能叙事模式,赋予女性人物优先话语权。在格吕克笔下,神话中的原型英雄人物如奥德修斯、埃涅阿斯、厄尔普斯等退居幕后,他们都失去了原有的伟大和神圣的光环,如同当代普通人一样被欲望、家庭和事业等问题所困扰,就连传统意义上的上帝也经过了去神圣化处理。与之相反,原神话中的女性角色如帕涅罗珀、喀尔刻、狄多、欧律狄刻、珀尔塞福涅以及次要角色如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走到了前台,从独特视角看待周围世界并表达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抒发各自的独特感受。格吕克在改写神话过程中对传统观念的颠覆首先是对上帝造物神话的颠覆。格吕克相信神灵的存在,但是她反对神话故事中关于上帝创造人类这一观念,认为,是人类创造了神话中的上帝,而非是上帝创造了人类。其次,格吕克在改写神话过程中颠覆了父权文化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据伊甸园神话,上帝首先创造了亚当,为消除他的寂寞和孤独,取其一根肋骨又创造了夏娃,后因为夏娃未能抵制住诱惑而偷食禁果,导致了人类的堕落,人类从此被逐出伊甸园。长期以来,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把人类的堕落归咎于女性这一传统观念一直主导和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为了颠覆这一理念,格吕克改写了有关伊甸园的神话。在她的诗歌里,上帝,更确切地说是当今社会,把人类分为“男性、女性和女性的身体”。这一颠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不仅具有嘲讽意味,讽刺当今社会把女性的内在和外表割裂开来的评判标准,同时也表达了格吕克对女性与生俱来的生理弱势的无奈和对女性自主、独立和平等的诉求和愿望。其次,格吕克对女性所遭受压迫的根源具有独到的见解。她认为,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不仅在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文化,女性也是共谋。此外,格吕克通过诗歌中的人物还对爱情、生存与死亡等主题表达了深刻的见解,具有丰富的哲理。基于前两章对格吕克对神话的颠覆性改写的探讨,本论文的第三章主要分析和研究格吕克对神话的颠覆性改写的意义和价值。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格吕克对神话的运用和改写是对后自白诗歌发展的重要贡献,代表了后自白诗歌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她对神话的巧妙运用改变了多数自白诗人和后自白诗人过多的表白和倾诉所带来的过于主观的印象。不同诗歌人物间的对话,再加上诗人对神话的戏剧化处理,使后自白抒情诗拥有了更丰富的形式和更深刻的内涵。其二、格吕克对神话的颠覆性改写体现了她对当代美国文化和社会的批评,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正如她在《回忆录》一诗中所言,她的诗不仅是为了“汲养”和“生存”,而且是为了“抨击”。格吕克以一位女性作家的敏锐和胆识,一方面抨击了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女性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性,同时,她对道德沦丧和暴力等社会问题表现出了强烈关注,表达了一名艺术家对世界未来的悲观和无奈。通过研究和探索格吕克在其诗歌中对神话的改写及其改写的价值和意义,本文试图得出以下结论:一、格吕克在其诗歌中对古典神话的改写极具创新性和颠覆性。通过赋予传统神话中次要人物、特别是女性角色以独立的话语权和独特视野,把神话人物置于当代生活和社会背景之中,格吕克对古典神话的改写挑战和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对古典神话故事和神话人物形象的传统认识,从而以新的视角审视当代文化问题、家庭危机、以及人类的生存危机等。二、通过对古典神话的改写和对自传素材与当代生活素材的嫁接,格吕克不仅展现给了读者一曲“自我之歌,”而且诉说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她极具自传性质的诗歌一方面是一位当代社会女性艺术家的生活写照,另一方面,她所经历的失落和孤独、挫折和痛苦,如同狄多、珀尔塞福涅一样,具有普遍性和社会性。她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悲观态度既体现了艺术家们对战争和暴力的痛恨,也表达了众多艺术家们的无奈和绝望。三、格吕克对神话故事的创新性运用是对后自白抒情诗的一大贡献,给个人抒情诗带来了新的活力,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她首创的“组诗体”诗集形式。她在诗歌方面的创新表明了诗歌创作的无限潜力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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