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R&D活动与竞争战略的一致性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崔婷婷[1]（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葛晶[2]（2021）在《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网络关系与绩效 ——基于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创新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地区、企业获取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一系列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创新驱动战略落到企业层面主要靠加大研发强度来实现,研发强度高是高科技新创企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高科技企业创新创业活动的关键是实施有效的研发（R&D）战略,而研发战略严重依赖于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任何企业的研发活动都处于社会网络中。对于高科技新创企业而言,需要获得一系列要素来支撑其发展,为此,许多高科技新创企业都会通过外部网络连接的方式来获得这些关键要素。如何通过构建网络关系进而提高研发效率、研发成功率和研发产出质量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对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经由网络关系对绩效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关于企业研发过程、模式及机理的研究,近些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当前研究大多关注两个方面:第一,从外部创新环境的角度分析政府补贴、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第二,基于“结构-行为-绩效”（SCP）的研究范式,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研究某种网络特征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范式可能会忽略创新主体在跨组织层面的网络关系构建,网络机会、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经创新主体优化的网络关系更有助于研发投入转化为绩效。在此种机制中,创新倾向一致性积极影响着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网络关系和绩效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以高科技新创企业为主体,打开了研发强度对绩效影响的黑箱,强调了研发投入如何通过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的加强来提升研发成果转化的效率。同时有机会吸引更多潜在合作伙伴主动寻求合作,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管理能力。最后通过创新倾向一致性的理念筛选出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创新方向相一致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时增加研发投入更容易在产品、服务等方面产生突破式创新。合作伙伴间管理理念及价值观的一致性能够促进伙伴间的协同创新,通过长期的合作和规则的制定形成管理模式的协同演化,从而提升整体研发投入、网络关系对绩效的作用效果。本文基于创新倾向一致性视角对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对所研究变量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对创新倾向一致性的概念进行了初步的定义。之后在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创新倾向一致性调节下的研发强度经由网络关系对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深入挖掘了研发强度对绩效的作用机理,构建了研发强度-网络关系-绩效概念模型。依据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提出了18条假设。随后,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获取来自京津、珠三角、长三角、东北地区的518份有效问卷。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和Bootstrap方法开展了规范的实证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结果:1.明确了研发活动的基础性作用。强调了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对绩效产生的积极影响,在此过程中突出了高科技新创企业通过加大研发力度构建网络关系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得网络分析从静态网络分析转向了动态网络分析。2.基于一致性视角构建了“研发强度-网络关系-绩效”的中介关系概念模型,凸显了网络效应的重要性。从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的两个方面解读网络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了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在研发强度与绩效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打开了研发强度到绩效的黑箱。3.基于资源基础观、社会网络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提出了创新倾向一致性构念,弥补了以往对创新倾向一致性的研究缺失。同时,增加了创新倾向一致性作为调节变量的直接效应研究,提高了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创新倾向一致性能够直接调节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对绩效的影响,并且强调了创新倾向一致性对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优化了研发强度通过网络关系有效开发网络资源的权变性和关键作用,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网络理论。本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创新点:1.采用高科技新创企业作为样本对研发强度、网络关系（中心度、密度）、绩效这几个变量放在一个框架下进行探索。主要研究了研发强度-网络关系、网络关系-绩效,研发强度-绩效的作用机理。现有研究多数表明了研发强度影响绩效的基本逻辑是因研发带来的企业能力与创新产出的提升。即便在开放式创新的背景下,也未能完全厘清网络关系在研发投入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从创新一致性的调节效应视角分析了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强调了网络关系（网络中心度、网络密度）在研发强度对绩效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2.探讨了网络关系在研发强度和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开展有效的研发活动是高科技新创企业重构网络关系的必要条件。高科技新创企业加大研发强度（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不仅能够提升其自身的竞争优势,而且能够提高其网络中心度、增强网络密度,进而为其通过网络关系识别、开发、整合、利用机会和资源创造条件。网络关系是高科技新创企业获取外部资源,进而整合内外部资源的基本条件。但不加管控和治理的网络关系,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高科技新创企业通过加大研发力度能够重构网络关系,具体表现在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均得到提高,再通过网络效应提升研发成果转化的效率,获得网络中的多样化知识和资源,从而获得更多提升企业绩效的机会。3.创新倾向一致性能够提升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对绩效的影响。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提出了创新倾向一致性的构念,并从合作创新的目标、理念和文化等方面的共识性;在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的研发能力、研发重视程度及资源投入等方面的适配性;在文化价值和管理理念方面的一致性方面通过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对其在网络关系对绩效的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深入研究。创新倾向一致性是保证研发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进而实现企业目标的关键,其对高科技新创企业制定创新战略、实施研发计划具有重要意义。网络中心度的提高和网络密度的增强确实会帮助企业接触到更多的网络资源,但是需要本着一致性原则去优化网络关系,才能有效地识别、开发和利用网络资源,使创新活动更有意义。同时,参照战略管理中的共识性和适配性原则确定和调整创新合作伙伴,有助于降低网络的不确定性,为实现预期绩效做出贡献。创新倾向一致性是优化高科技新创企业创新网络的关键因素,一致性越强,网络关系越有助于新创高科技企业识别、开发和利用网络机会及资源,进而实现预期目标。
贾瑞哲[3]（2020）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各国越来越重视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研发补贴成为WTO主要成员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普遍采取的手段。研发补贴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性和在实践中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研发补贴的合法性受到关注。WTO成立之初,各国对研发活动的支持政策受到一定的约束。由于研发补贴具有外溢效应,WTO仅将政府对基础研究、大部分产业研究和一部分竞争前开发活动的援助视为不可诉补贴,单独规定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第8.2条“不可诉补贴”条款下。但该类补贴的合法性仅持续了5年,于1999年底到期失效。研发补贴规则制定的缘由、演进与发展历程及到期失效的原因值得探讨。研发补贴作为一种不可诉补贴的探讨集中在GATT时期乌拉圭回合谈判阶段。虽然各成员最终认同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与不可诉补贴,也将研发补贴纳入了不可诉补贴清单,但分歧仍然存在。这一历史问题导致了多哈回合谈判前有关不可诉补贴规则的磋商中断。最终,研发补贴甚至不可诉补贴均没有成为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议题,WTO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也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僵尸条款”。该条款的失效并不是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造成的,而是由诸多历史性、政治性及谈判性因素导致的。在新一轮WTO改革建议中,不可诉补贴的适用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及。鉴于WTO争端案例的“准判例”性质,本文研究了涉及研发补贴政策最多的两个案例。通过分析申诉方与被诉方对有关研发补贴政策的争议点的抗辩及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做出的裁决,本文进一步剖析具体研发补贴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性问题,并从案例中得到启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分析WTO主要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情况。一方面,美国、欧盟及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在内的WTO主要发达成员都十分重视研发活动,通过拨款、税收等主要的财政手段和少量的金融工具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国内研发补贴。同时,发达成员政策目标、实施主体、补贴手段等制定方面具有策略性。但这些研发补贴政策并不是完全符合WTO规则的,与多边贸易规则存在一定冲突性。另一方面,中国也重视研发补贴政策,虽然通报次数少于其他发达成员,但是研发补贴政策数量较多,研发支持强度逐年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从中国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来看,研发计划和研发税收政策的占比较大、争议较多,存在潜在被诉的可能性也较大;研发规划作为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虽然没有具体的支持措施,但比较容易成为争端中的不利证据。其次,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值得关注。研发补贴政策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它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出口。本文利用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建立起动态非均衡面板数据,对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贸易效应,既可以扩大出口,又能够抑制进口,总体上改善一国的贸易状况。研发补贴政策在长期和短期都具有出口促进作用,而抑制进口只体现在短期。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效应更加明显,而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作用不显着。但整体上看,研发补贴的贸易效应较小,并不能大幅度的提高出口或减少进口,产生重大贸易影响。正因为研发补贴有限的正向效应,才导致该类政策的真实存在。但是,研发补贴对贸易的影响十分有限,因而只是属于可诉补贴的范畴,并不是《SCM协定》直接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如果多边贸易规则不能进行有效约束,则会导致各成员政策的滥用。《SCM协定》直接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已经到期失效,而研发补贴政策的普遍性和争议性都对WTO规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主要成员针对WTO改革发表了声明、提交了建议,补贴规则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对研发补贴规则的分歧依然存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政治、经济、贸易、技术、法律鸿沟难以跨越。在此背景下,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本文认为,WTO可以考虑重新将研发补贴的纳入不可诉补贴清单,同时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公平待遇;各成员还要推动建立有效的研发补贴通报制度。在政策制定方面,各国应摒弃禁止性的研发补贴政策,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还要在合规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研发补贴政策。中国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新一轮研发补贴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议和主张;对内则需要完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的合规性审查制度,注重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策略和技巧;还要正确对待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贸易争端,提前做好应诉准备,建立政策研究和争议储备两大数据库,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权。
吕从钢[4]（2020）在《高质量发展下江西省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关键的时间节点,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持续加大,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根据近年来我国提出的重大经济发展方针政策来看,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思路,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重大政策中均有体现,也将成为经济政策设计和落实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要想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坚持高质量发展。而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财税政策的支持,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中承担着重要职责,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支撑。更好地发挥财税政策效应以推动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特别是关于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能够让创新主体切实获得经济利益,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政府通过强力激励举措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好运行,引导企业积极主动推进科技创新活动。但目前关于我国现行税收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的评估还未能深入推进,如何改善税收政策的不足、优化税收优惠设计、提升科技创新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近期研究的重点。而且在这一研究主题开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江西省作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正在逐步加强创新驱动战略落实,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实效。2019年全省生产总值24757.5亿元,同比增长8.0%,增速为全国第4、中部第1;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1.6%,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6.1%、21.2%,分别提高2.3和4.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00家。江西省已经认识到了税收政策在推动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积极执行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并出台了一些契合自身省情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增值税税率下调、社保缴纳比例下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等。本文以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多重研究视角,利用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尝试测度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的程度大小及其可能存在问题不足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深入剖析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基于文献检索的结果,针对创新激励、主体税种与准自然实验税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高质量发展、阶段性特征与综合税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融资约束、创新行为与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相关研究等进行了综述。进而分析了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的理论基础,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税收政策等基本概念,介绍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外部性理论、创新理论、公共财政理论等,剖析了税收政策作用于创新激励的机理。其次,针对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进行规范分析,重点介绍了部分主体税种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收政策基本情况,分析了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人员投入、创新产出等基本情况,指出创新激励税收政策的税收优惠与创新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税收优惠主体覆盖范围不广、缺乏对于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税收政策对初创企业激励不足等问题。然后,基于准自然实验方法对部分主体税种的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效应存在且显着,但不同税收政策的效应程度大小有差异,验证了研究假设1（不同税收政策在创新驱动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实际激励效果程度均将显着为正）。基于PSM-DID模型对阶段性特征影响下的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质量发展下综合税收政策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十分显着,在融合各类综合政策及阶段性特征影响下的情况下,GZL的综合政策效应达到了15.2%,验证了研究假设2（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影响下,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效应将显着为正）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具体假设。基于融资约束对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结果显示,融资约束对创新激励综合政策产出水平（GZL）存在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是显着存在的,验证了研究假设3（融资约束下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会呈现下降趋势）。最后,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以及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进一步完善现行创新激励税收制度体系,重点优化创新激励阶段性税收政策,积极健全创新激励税收政策多方协调机制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还针对本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今后研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作了相应的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上。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综合文献述评前提下,选择了部分主体税种的税收政策效应进行程度大小的分析,与前人研究相比,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其中基于准自然实验视角下的分析,将多个税种的分析纳入统一框架,较以往分析多了一些可做比较的内容;高质量发展下的综合政策分析则是将最新发展理念与综合分析框架相结合,其应用程度更加深入;同时,积极考察异质性因素,在相关分析已经有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了融资约束这一较为突出的异质性因素进行深入剖析,为异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研究方法上。选择了目前在分析政策效应上较为常用的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方法针对部分主体税种的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进行初步分析,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尝试用PSMDID分析方法,针对目前阶段性特征影响下的综合税收政策效应结果进行实证分析,这一方法的应用目前还较为少见,其得出的综合政策效应结果应该更为可信。在融资约束问题考察上,为了得出更为可靠的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放弃了传统的回归分析模型方法,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方法,通过Frontier4.1计量软件的应用,尝试分析得出更真实的净效应结果,为政策建议提供更强有力的实证分析结论。第三,研究内容上。在多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企业实际运行数据,关于税收政策的相关研究也不断增长。在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之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针对江西省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获取了近千家企业的相关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已经对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特别是高质量发展概念提出以来的相关基础情况了解非常透彻,基于这些样本数据的分析能获取高质量发展下江西省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真实效应结果,对于推动江西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都能够提供成功样板,而且能够有效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时佩雯[5]（2020）在《CEO激励、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企业依靠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逐步趋弱,我国企业成长能力不断面临新的考验。企业要获得持续发展,唯有通过创新与变革,由内而外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在现代企业治理中,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作为企业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的主体,是信息的集中者以及决策的制定者,对企业的创新成长具有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对CEO实施有效的激励,能更好地发挥其人力资本潜能,达成企业发展目标。因此,本文围绕CEO激励主题,深入研究CEO激励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希望在丰富现有理论的同时,为更好地促进我国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借鉴。首先,本文研究思路如下:在自变量设计上,引入了两个层面的变量,一是代表显性激励的短期薪酬激励、中长期股权激励;二是代表隐性激励的CEO管理自主权（两职合一）。同时,引入中介变量研发投入强度,以进一步研究CEO激励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引入调节变量教育程度,研究教育程度与CEO激励的交互作用是否增强了研发投入,从而拓展对CEO激励作用过程的研究。在确定研究框架和思路后,本文梳理了CEO激励、企业成长、企业研发投入以及教育程度的相关理论文献。在CEO激励与企业成长方面,国内外学者虽然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相关课题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高级管理层群体的物质激励,CEO激励与企业成长的研究相对而言不够全面。在中介效应研究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围绕管理激励与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两两研究,较少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研究CEO激励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传导机制。在调节变量方面,较少有学者在CEO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引入CEO教育程度作为调节变量,大多将CEO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作为自变量来研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以激励理论、技术创新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等理论为基础,本文以CEO激励——研发投入——企业成长作为整体理论框架,提出了9项假设。进而以沪深两地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25家具有代表性的高新技术企业,收集了其2014-2017年的样本数据,通过Excel、Eviews以及SPSS等实证软件对其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得出（1）CEO薪酬激励对企业成长有正向影响;（2）CEO持股激励对企业成长有正向影响;（3）CEO自主权（两职合一）对企业成长有正向影响;（4）CEO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5）CEO持股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6）CEO自主权（两职合一）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影响;（7）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有正向影响;（8）研发投入在CEO激励与企业成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9）CEO教育程度在CEO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除此之外,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规模也是显着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及成长的变量,而资产负债率是显着负向影响二者的变量。本研究的理论研究贡献在于:（1）通过验证CEO显性激励、隐性激励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正向影响,解释了不同的激励举措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激励类理论的研究。（2）通过深入探讨研发投入在CEO激励与企业成长中的中介作用,从技术创新的视角解释了CEO激励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应的“黑箱”,充实了技术创新理论的应用;（3）验证了教育程度对CEO激励、企业研发投入中的正向调节作用,挖掘了教育程度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拓展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应用。本文为管理实践提出的建议是: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增长放缓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推动经济复苏。为此,企业在激励机制设计方面,应从人力成本向人力资本投资思维转型;在股东与CEO关系方面,应从互为抗衡向深化合作共赢理念转型;企业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应从投机谋利向自主创新发展模式转型。在具体举措方面,（1）优化导向,进一步将资质选拔与考核优化相结合;（2）利益共享,进一步将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3）完善机制,进一步将物质激励与充分授权相结合;（4）政策支持,进一步将企业投入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以全面支持企业可持续成长。最后,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高新技术企业生存期较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限、有关衡量指标有待进一步研究等限制性因素,本文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在今后研究中有待完善。
邱国庆[6]（2020）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驱动力,也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区域创新的重要性尤其凸显。因此,未来政府如何进一步增强区域创新活力成为学界和决策者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制定创新战略和引领创新发展,塑造创新环境和提供创新服务,积极为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财税保障。可见,创新不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推动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具有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特征的中国财政分权制度能够深刻地影响政府行为决策。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中国财税体制改革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加规范科学的制度平台,有效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不仅仅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制度激励。可见,财政分权能够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刺激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本辖区的经济发展。那么,创新活动作为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经济行为,是否会受财政分权制度的影响呢?然而,目前的已有研究文献却很少关注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鉴于此,研究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探究地方财政行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围绕“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这一核心研究问题,通过对话相关理论、描述特征事实和实证检验,主要探讨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和“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等三个主要问题。本文的理论研究表明:（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模型表明,以财政分权制度为背景,经济相对分权对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创新政策效果具有负面影响,但政治相对集权弱化了经济分权的负面效应。（2）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行为构成约束和激励,地方财政行为波动成为影响区域创新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中,财政科技投入、科技事权划分、地方税收和土地财政成为影响区域创新效果的关键所在。（3）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导致了区域创新存在“竞优”效应,政府间会以相邻或周边地区创新水平为标尺展开“为创新而竞争”。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层面的数据,主要运用固定或随机面板计量模型、中介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中国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财政分权激励机制确实改善了区域创新活动效果,且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表现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2）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强度低于门槛值时,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不显着,当财政分权强度跨越门槛值后,对区域创新产生显着地促进作用。（3）基于地方财政行为视角,财政分权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存在显着中介效应,地方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向地方下放创新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以及地方税收努力程度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策略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遮掩效应”现象。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激励机制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中、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显着。（4）区域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相邻或者周边地区形成了良好的协同创新集聚效应。东、中和西部地区创新也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沿海地区及部分中部地区处于“高—高”空间分布形式。然而,处于“低—高”和“低—低”区域的大部分是西北、西南及东北地区。（5）中国财政分权的影响导致了区域创新的“竞优”效应,会因地区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应。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具有空间“竞优”效应,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空间“逐底”现象。本研究对未来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和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财政分权改革与区域创新发展可实现双赢。首先,推进区域创新的财政分权激励体制应围绕着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进行改革和优化。其次,区别于以往推进区域创新政策模式,新时期推进区域创新发展的政策选择应引入财政治理的新思维,运用财政政策推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必然的选择。未来应重点扩大创新领域财政支出规模,完善科技“双向”分权体制,规范地方税收行为和约束扩张性土地出让行为的政策建议。最后,以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统筹财政与人才政策、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和空间规划等方面,促使财政领域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共同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卫传莹[7]（2020）在《新能源上市企业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阶段,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10多次提到科技、50多次强调创新,并指出创新是促进发展的第一动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考验。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新能源行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以其环保和可循环利用的特点受到国内外各界政府的关注。2006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新能源行业发展的政策,其中对新能源行业的政府补助在帮助企业降低研发风险,调动企业研发积极性,推动企业绩效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新能源企业进行研发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政府对新能源企业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能源企业的资金压力,新能源企业是否将政府补贴有效地利用到研发活动中,并带动企业绩效增长等问题成为我国新能源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近几年,新能源产业在国家的鼓励下已经得到大规模发展。纵观现有文献,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政府补助和企业绩效相关性、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相关性及滞后期上,而将政府补助作为调节因素,研究其在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上起到的调节效应的相关文献却很少。因此,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以外部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权变理论等为理论基础,选取了 2014-2018年59家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我国新能源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政府补助和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政府补助在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希望利用上述研究的实证结果,为政府今后的新能源产业政策调整和提高新能源企业市场竞争力提供合理可行的建议,同时为提高政府补贴资金使用效率,加大企业研发创新力度,实现企业绩效稳定增长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政府补助和研发投入之间都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且新能源上市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政府对新能源企业的补贴政策的优化方案,从而促进新能源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研发活动,提高企业绩效。
吴言波[8]（2020）在《联盟组合配置、知识耦合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技术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能对现有技术范式形成颠覆,同时还可能对现有商业模式产生破坏。但面对技术范式转变与不稳定的客户需求现状,往往需要跨越组织边界的知识与技能,使得外部网络成为技术研发中越来越重要的源泉。因此,企业选择不同行业属性或者跨越不同知识边界的成员构建联盟网络关系,来增强技术范式领域横向或者纵向的交叉融合,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当企业同时与多个合作伙伴保持直接的联盟关系时,就被称为联盟组合。联盟组合利于企业跨越联盟边界开展跨组织学习,并成为联盟间异质性知识和资源流动的有效载体。另外,它还有助于降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避免企业陷入技术创新中的“锁定效应”。目前,已有研究文献关注到联盟组合配置给焦点企业带来的创新收益,但对联盟组合配置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内在机理及其具体作用情境,现有文献仍鲜有展开深入研究,且已有的研究中,其研究结论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为此,本文在借鉴和融合已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社会网络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组织知识创造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视角,紧密围绕“联盟组合配置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建立“联盟组合配置—知识耦合—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框架。并将以下三个子问题为主要核心线索来剖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1）焦点企业构建的联盟组合中,其联盟组合配置与自身的创新能力有何关系?（2）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影响路径是什么?（3）不同联盟管理能力（合作前瞻能力和关系治理能力）对上述作用机制是否会产生不同影响?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本文采用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对其进行了探究。1.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了制造领域、生物领域、以及电子信息领域3家典型的企业,来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以源于实践的理论构想,初步形成了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提出了本研究的初始假设命题,其指出:联盟组合中联盟伙伴多样性、关系联结强度、网络位置权力和共同愿景能通过提高辅助性知识耦合与互补性知识耦合,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2.基于所构建的初始理论分析模型,提出了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并通过对385家本土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的采集,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对联盟组合配置、知识耦合与企业创新能力三者之间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3.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联盟管理能力这一调节变量,从权变视角深入考察不同情境下联盟组合配置对知识耦合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的实证检验,最终形成了联盟管理能力（合作前瞻能力和关系治理能力）影响联盟组合配置与知识耦合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基于以上的研究工作,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焦点企业所构建的联盟组合中,其联盟组合配置对企业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本文通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实地访谈以及对385家企业的问卷研究表明,联盟组合中联盟伙伴多样性、关系联结强度、网络位置权力、共同愿景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2.联盟组合配置通过影响知识耦合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能力。本文通过结构方程对385家企业的数据建模发现:辅助性知识耦合在联盟伙伴多样性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互补性知识耦合在联盟伙伴多样性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辅助性知识耦合和互补性知识耦合分别在关系联结强度、网络位置权力、共同愿景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联盟管理能力在联盟组合配置对知识耦合的作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本文对385家企业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除了合作前瞻能力、关系治理能力分别对关系联结强度与辅助性知识耦合之间的调节作用没有获得支持外;合作前瞻能力和关系治理能力分别在联盟伙伴多样性、网络位置权力、共同愿景与辅助性知识耦合之间存在显着的调节作用;合作前瞻能力和关系治理能力分别在联盟伙伴多样性、关系联结强度、网络位置权力、共同愿景与互补性知识耦合之间存在显着的调节作用。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联盟组合配置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解,其主要的研究贡献表现如下:1.进一步明确了联盟组合配置的内涵及维度。本文认为联盟组合配置是焦点企业通过联盟组合所能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质量、数量、以及多样性,获取网络资源的有效性,以及焦点企业在跨组织领域中地位的灵活性或稳定性。并从伙伴维度、关系维度、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四个方面,将联盟组合配置划分为联盟伙伴多样性、关系联结强度、网络位置权力和共同愿景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结合联盟伙伴多样性、关系联结强度、网络位置权力以及共同愿景的已有研究,开发联盟组合配置的测量量表并应用于本文的实证研究中,从而有助于弥补社会网络理论对联盟组合配置的解释空白,拓展社会网络理论的情景边境。2.解析了联盟组合配置如何作用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本质过程,推动了知识耦合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为联盟组合管理和创新活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已有的理论研究、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解析了联盟组合配置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系统地把联盟组合配置、知识耦合与企业创新能力理论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将知识耦合的本地知识和非本地知识、相似知识和异质性知识等性质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并按其性质将知识耦合提炼为辅助性知识耦合和互补性知识耦合两个重要方面。在探究“焦点企业的联盟组合配置如何发挥作用”这一研究命题基础上,打开并挖掘出联盟组合配置对企业创新能力影响机制的黑箱,在引入知识耦合（辅助性知识耦合和互补性知识耦合）作为不同维度的联盟组合配置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变量时,建立了“联盟组合配置—知识耦合—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框架。3.阐释了联盟管理能力对联盟组合配置与知识耦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机制。现有文献较少从联盟管理的权变视角来关注联盟组合配置的作用情境,本文认为联盟组合配置对知识耦合的作用效果,会受到联盟管理能力的影响而呈现出差异性的改变。因此,本文将联盟管理能力的两个维度（合作前瞻性和关系治理能力）作为调节变量,考察联盟组合配置对知识耦合关系的影响。研究显示,不同的联盟管理能力影响了联盟组合中的知识耦合机制,这一研究结论延伸了现有联盟组合和知识耦合研究的纵深度,并为焦点企业在不同的联盟管理能力下配置恰当的联盟组合战略和知识耦合方式提供了新的管理思维和实践指导。
冯惠文[9]（2019）在《政府创新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发生转变,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此我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然而由于技术创新活动所产生的新知识或新技术等具有公共产品、外部性、不确定性的属性会导致市场失灵,政府往往会制定一系列创新政策进行支持引导。就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而言,常用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对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或产生挤出效应,值得研究。现有文献针对政府创新政策与技术创新投入或技术创新产出的关系研究较多,关于政府创新政策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相对不足。技术创新效率囊括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内容,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技术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政府创新政策对其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首先在分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政府创新政策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等相关理论,探讨了政府创新政策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运用网络DEA模型测算出我国不同性质类型工业企业的综合效率、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政府创新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检验假说的正确性。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1）政府创新政策资源更倾向于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便于获得政府直接资助或其他政策性优惠。（2）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总体而言,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落后于外资企业。（3）政府直接资助、税收优惠能促进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4）政府创新政策在技术创新研发阶段所发挥的激励作用大于成果转化阶段。（5）政府创新政策对不同所有权属性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影响有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在（非国有）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所有权属性调节下,能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发挥更佳的促进作用。
胡晓燕[10]（2019）在《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信息协调和远洋运输成本的下降,跨国企业沿价值链在全球优化配置生产和交易的各工序环节,形成了产品内工序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图谱,使得以最终产品为主的货物贸易逐渐向以中间产品为中心的任务贸易过渡。中国利用自身比较优势,承接了特定的工序环节或生产任务,以此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出口贸易规模迅速扩张,“中国制造”的标签更是享誉全球。然而,根据WIOD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总出口为2.43万亿美元,但归属于中间产品出口中的中国增加值仅占41.6%。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高速增长,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8万亿美元,首次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对外直接投资已然成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业务的两种重要模式。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真实”分工状况,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论机制和实证效应。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真实”分工状况具体体现在规模、结构和地位三个维度。根据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和Wang et al.（2017）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从工序层面界定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概念,并依据2016版W1OD投入产出数据测度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规模、结构和地位。发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规模稳步增长,其增长来源主要是得益于中间产品规模出口的外延式扩张,而非其单位中间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占比的内涵式提升;第二,技术层面和产业结构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均有所改善;第三,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震荡中略有提升。本文以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为切入点探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可行性,及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引起全球价值链分工变化的有效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母国技术要素、生产要素丰裕度和结构、规模经济、交易效率优势四个维度梳理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传导机制。在理论传导效应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两者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规模扩张,但长期中该促进效用有所衰减。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对简单和复杂全球价值链分工规模的促进效用存在差异,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难以实现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的深化。第三,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难以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结构的内涵式优化,但其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产业结构的外延式优化促进效用突出。第四,对外直接投资在长、短期内都表现出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用,但需要关注的是,其长期促进效应小于短期促进效应。
二、企业R&D活动与竞争战略的一致性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R&D活动与竞争战略的一致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 2.1.1 人力资本 |
| 2.1.2 创新 |
| 2.1.3 技术效率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 3.3 本章小结 |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 4.3 本章小结 |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相关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网络关系与绩效 ——基于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总体思路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资源基础理论 |
| 2.1.2 社会网络理论 |
| 2.1.3 知识管理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研发强度研究回顾 |
| 2.2.2 网络关系研究回顾 |
| 2.2.3 创新倾向一致性相关研究 |
| 2.2.4 绩效的相关研究回顾 |
| 2.3 变量间关系研究述评 |
| 2.3.1 研发强度与绩效的相关研究 |
| 2.3.2 研发强度、网络关系在创新管理中的相关研究 |
| 2.3.3 研发强度、网络关系、绩效与创新倾向一致性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与绩效:探索性案例分析 |
| 3.1 研究设计 |
| 3.1.1 研究逻辑与研究问题 |
| 3.1.2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3.1.3 案例选择 |
| 3.1.4 数据收集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信度和效度 |
| 3.2.2 数据处理与呈现 |
| 3.3 分析结果 |
| 3.3.1 基于理论回顾和案例研究的核心构念界定 |
| 3.3.2 基于案例研究的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与绩效: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 假设提出 |
| 4.1.1 研发强度与绩效 |
| 4.1.2 研发强度与网络关系 |
| 4.1.3 网络关系与绩效 |
| 4.1.4 网络关系的中介作用 |
| 4.1.5 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作用 |
| 4.2 理论模型构建与假设总结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5.1 问卷设计的原则 |
| 5.2 问卷设计的流程 |
| 5.3 样本选取 |
| 5.4 变量度量 |
| 5.4.1 研发强度的度量维度及方法 |
| 5.4.2 网络关系的度量维度及方法 |
| 5.4.3 创新倾向一致性的测量 |
| 5.4.4 高科技新创企业绩效的维度与测量 |
| 5.5 选择控制变量 |
| 5.6 预调研及问卷修正 |
| 5.6.1 预试问卷的信度分析 |
| 5.6.2 预试问卷的效度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
| 6.1 正式调研问卷的样本描述性统计 |
| 6.2 正式问卷的信度分析 |
| 6.3 正式问卷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6.4 正式问卷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
| 6.5 相关性分析 |
| 6.6 假设检验 |
| 6.6.1 主效应检验 |
| 6.6.2 中介效应检验 |
| 6.6.3 调节效应检验 |
| 6.6.4 创新倾向一致性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7.1 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对绩效影响的讨论 |
| 7.2 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对网络关系影响的讨论 |
| 7.3 网络关系的中介作用讨论 |
| 7.4 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作用讨论 |
| 7.5 创新倾向一致性对网络关系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讨论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的创新性 |
| 8.3 实践启示 |
| 8.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高科技新创企业运营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大纲 |
| 附录3 变量简写(缩写)表 |
| 附表4 图目录 |
| 附录5 表目录 |
| 致谢 |
（3）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WTO框架下规制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研究 |
| 1.3.2 与不同国家研发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 |
| 1.3.3 研发补贴政策效应有关的相关研究 |
| 1.3.4 与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相关研究 |
| 1.3.5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内容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
| 2.1.1 补贴的经济学含义及理论基础 |
| 2.1.2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1 补贴的概念和分类 |
| 2.2.2 研发补贴的含义 |
| 2.2.3 WTO框架的含义 |
| 第3章 WTO框架下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国际规则 |
| 3.1 WTO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1 《SCM协定》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2 WTO研发补贴规则的演进 |
| 3.1.3 WTO研发补贴规则失效的原因分析 |
| 3.2 与研发补贴政策有关的WTO争端解决案例分析 |
| 3.2.1 欧洲空客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2 美国波音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3 案例的启示 |
| 3.3 本章小节 |
| 第4章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4.1 WTO主要发达成员实施研发补贴政策的现状分析 |
| 4.1.1 美国 |
| 4.1.2 欧盟 |
| 4.1.3 英国 |
| 4.1.4 法国 |
| 4.1.5 德国 |
| 4.1.6 西班牙 |
| 4.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比较 |
| 4.2.1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 |
| 4.2.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5章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5.1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总体情况 |
| 5.1.1 中国研发补贴通报时间虽短但政策数量多 |
| 5.1.2 中国的补贴政策与发达成员存在差异性 |
| 5.1.3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中国研发补贴政策 |
| 5.2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分析 |
| 5.2.1 中国对研发活动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
| 5.2.2 基金拨款和税收优惠是主要手段 |
| 5.2.3 研发补贴政策引导产业发展 |
| 5.3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体系与WTO规则的一致性分析 |
| 5.3.1 研发规划 |
| 5.3.2 研发计划 |
| 5.3.3 研发税收政策 |
| 5.4 本章小节 |
| 第6章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的设定 |
| 6.2 数据选择与变量描述 |
| 6.2.1 数据选择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计量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
| 6.3.2 子样本分析:直接性与间接性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
| 6.3.3 拓展分析:研发补贴政策对进口的影响 |
| 6.4 本章小节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新一轮研发补贴政策制定及实施的背景 |
| 7.1.1 研发补贴政策兼具合规性和合理性 |
| 7.1.2 研发补贴政策实践面临着WTO规则改革 |
| 7.2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实践的建议 |
| 7.2.1 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 |
| 7.2.2 制定和实施合规合理的研发补贴政策 |
| 7.2.3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高质量发展下江西省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创新激励、主体税种与税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 |
| 1.2.2 高质量发展、阶段性特征与综合税收政策效应相关研究 |
| 1.2.3 融资约束、创新行为与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 |
| 第2章 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科技创新 |
| 2.1.3 税收政策 |
| 2.2 基本理论 |
| 2.2.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2.4 创新理论 |
| 2.2.5 公共财政理论 |
| 2.3 作用机理 |
| 2.3.1 基本逻辑关系 |
| 2.3.2 基本作用机理 |
| 第3章 高质量发展下创新激励税收政策的规范分析 |
| 3.1 相关税收政策的情况分析 |
| 3.1.1 企业所得税创新激励优惠政策 |
| 3.1.2 增值税创新激励优惠政策 |
| 3.1.3 个人所得税创新激励优惠政策 |
| 3.2 科技创新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2.1 科技创新研发经费基本情况 |
| 3.2.2 科技创新研发人员基本情况 |
| 3.2.3 科技创新研发产出基本情况 |
| 3.3 创新激励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3.1 税收优惠主体覆盖范围不广 |
| 3.3.2 税收优惠与创新行为之间存在不一致性 |
| 3.3.3 缺乏对于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 |
| 3.3.4 税收政策对初创企业激励不足 |
| 第4章 部分主体税种的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4.1 背景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1.1 背景分析 |
| 4.1.2 理论推导 |
| 4.1.3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4.2 企业所得税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2 实证分析 |
| 4.2.3 稳健性检验 |
| 4.2.4 小结 |
| 4.3 增值税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3.2 实证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小结 |
| 4.4 个人所得税创新激励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4.2 实证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4.4 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阶段性特征影响下的综合税收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
| 5.1 背景分析 |
| 5.2 研究假设和模型设定 |
| 5.2.1 研究假设 |
| 5.2.2 模型设定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 |
| 5.4 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5.4.1 实证分析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下的创新激励综合税收政策净效应实证分析 |
| 6.1 背景分析 |
| 6.2 研究假设和模型设定 |
| 6.2.1 研究假设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6.4.1 实证分析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进一步完善现行创新激励税收制度体系 |
| 7.1.1 积极推动税制改革,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
| 7.1.2 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发挥好政策导向作用 |
| 7.1.3 全面推行增值税改革,普遍降低企业税负 |
| 7.1.4 转变个人所得税征税模式,定向减税促进研发创新 |
| 7.2 重点优化创新激励阶段性税收政策 |
| 7.2.1 把握好阶段性特征,坚持差异化的税收政策 |
| 7.2.2 坚持长期战略原则,提升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 |
| 7.2.3 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税收政策综合治理水平 |
| 7.3 积极健全创新激励税收政策多方协调机制 |
| 7.3.1 推动多方协作,解决好融资约束难题 |
| 7.3.2 积极降低税收优惠门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
| 7.3.3 积极推进立法工作,着力完善跨部门保障机制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CEO激励、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理论演绎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二、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三、统计分析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贡献 |
| 一、理论贡献 |
| 二、实践启示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CEO激励 |
| 二、研发投入 |
| 三、企业成长 |
| 第二节 CEO激励与企业成长的文献回顾 |
| 一、CEO显性激励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
| 二、CEO隐性激励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文献回顾 |
| 一、研发投入强度的相关文献 |
| 二、调节变量CEO教育程度的相关文献 |
| 第四节 理论基础 |
| 一、现代管家理论 |
| 二、激励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 |
| 四、人力资本理论 |
| 第五节 文献综述评述 |
| 第三章 研究假设和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变量设计 |
| 一、因变量 |
| 二、自变量 |
| 三、中介变量 |
| 四、调节变量 |
| 五、控制变量 |
| 六、变量归纳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一、CEO激励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二、CEO激励对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 |
| 三、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
| 四、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
| 五、CEO教育程度的调节作用 |
| 六、假设归纳 |
| 第三节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处理 |
| 一、样本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三、数据处理 |
| 第四节 基础模型构建 |
| 第四章 描述性统计和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 |
| 一、CEO薪酬现状 |
| 二、CEO持股现状 |
| 三、CEO自主权 |
| 四、企业研发投入 |
| 五、企业成长 |
| 六、CEO教育程度 |
|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 第三节 假设检验 |
| 一、主效应分析 |
| 二、中介效应分析 |
| 三、调节效应分析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理论贡献和管理启示 |
| 一、理论贡献 |
| 二、管理启示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
| 2.1.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1.3 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相关研究 |
| 2.2.2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2.3 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财政分权 |
| 3.1.2 中国财政分权 |
| 3.1.3 区域创新效应 |
| 3.1.4 政府行为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公共品理论 |
| 3.2.2 外部性理论 |
| 3.2.3 公共选择理论 |
| 3.2.4 委托代理理论 |
| 3.3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直接效应假说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 |
| 3.3.3 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
| 3.4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假说 |
| 3.4.1 财政科技投入与区域创新 |
| 3.4.2 科技事权划分与区域创新 |
| 3.4.3 地方税收与区域创新 |
| 3.4.4 土地财政与区域创新 |
| 3.5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假说 |
| 3.5.1 基本假设 |
| 3.5.2 理论模型建立 |
| 3.5.3 理论模型推导 |
| 3.5.4 理论模型结论 |
| 3.6 小结 |
| 第4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现状考察 |
| 4.1 财政分权的现状考察 |
| 4.1.1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调整历程 |
| 4.1.2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演变的基本特点 |
| 4.1.3 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程度状况 |
| 4.2 创新水平的现状考察 |
| 4.2.1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历程 |
| 4.2.2 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
| 4.2.3 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状况 |
| 4.3 政府财政行为的现状考察 |
| 4.3.1 财政科技投入规模状况 |
| 4.3.2 科技事权划分状况 |
| 4.3.3 宏观税负水平状况 |
| 4.3.4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状况 |
| 4.4 小结 |
| 第5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直接效应 |
| 5.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5.2.1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2.2 分地区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基于收支自主权指标检验 |
| 5.3.2 基于税收分成率指标检验 |
| 5.3.3 基于市场化进程指标检验 |
| 5.3.4 基于专利强度指标检验 |
| 5.3.5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检验 |
| 5.3.6 基于分时间段检验 |
| 5.4 扩展性讨论:门槛效应检验 |
| 5.4.1 门槛模型设定 |
| 5.4.2 门槛值估计及区间划分 |
| 5.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4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5.5 小结 |
| 第6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中介效应 |
| 6.1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选取 |
| 6.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6.2.1 全国层面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2 分地区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基于专利强度指标检验 |
| 6.3.2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6.4 小结 |
| 第7章 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 |
| 7.1 方法与模型 |
| 7.1.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简介 |
| 7.1.3 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方法 |
| 7.2 空间权重矩阵设计 |
| 7.2.1 邻接权重矩阵 |
| 7.2.2 经济权重矩阵 |
| 7.2.3 距离权重矩阵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空间相关性分析 |
| 7.3.2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
| 7.3.3 实证发现及原因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基于创新产品转化指标检验 |
| 7.4.2 基于收入自主权指标检验 |
| 7.5 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理论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2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分权改革方向 |
| 8.2.2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政策选择 |
| 8.2.3 推动区域创新的财政与其他配合改革 |
| 8.3 未来的扩展性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新能源上市企业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国内外研究 |
| 1.3.2 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影响的国内外研究 |
| 1.3.3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 |
| 2.1.1 政府补助 |
| 2.1.2 研发投入 |
| 2.1.3 企业绩效 |
| 2.2 新能源企业 |
| 2.2.1 新能源产业定义 |
| 2.2.2 新能源企业发展现状 |
| 2.2.3 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软预算约束理论 |
| 2.3.2 外部性理论 |
| 2.3.3 博弈论 |
| 2.3.4 权变理论 |
| 2.3.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假设提出与研究设计 |
| 3.1 假设提出 |
| 3.1.1 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 |
| 3.1.2 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 |
| 3.1.3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2.2 变量选取及定义 |
| 3.2.3 模型设定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实证研究 |
| 4.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
| 4.1.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1.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2 回归分析 |
| 4.2.1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2.2 政府补助和研发投入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2.3 政府补助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成果和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8）联盟组合配置、知识耦合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关键概念界定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章节安排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联盟组合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联盟组合的概念辨析 |
| 2.1.2 联盟组合内涵界定 |
| 2.1.3 联盟组合形成动因研究 |
| 2.2 联盟组合配置研究综述 |
| 2.2.1 联盟组合配置的内涵及来源 |
| 2.2.2 联盟组合配置的构成要素 |
| 2.2.3 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创新的研究现状 |
| 2.3 知识耦合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知识耦合的内涵 |
| 2.3.2 知识耦合构成要素 |
| 2.3.3 网络视角下知识耦合的形成机制 |
| 2.4 联盟管理能力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联盟管理能力的内涵 |
| 2.4.2 联盟管理能力的构成要素 |
| 2.5 研究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案例研究 |
| 3.1 问题提出 |
| 3.2 研究设计 |
| 3.2.1 案例选择 |
| 3.2.2 数据收集 |
| 3.2.3 数据分析过程 |
| 3.3 案例企业简介 |
| 3.3.1 东方电气集团 |
| 3.3.2 丝丽雅集团 |
| 3.3.3 长虹集团 |
| 3.4 案例内数据分析 |
| 3.4.1 联盟组合配置 |
| 3.4.2 知识耦合 |
| 3.4.3 企业创新能力 |
| 3.5 跨案例比较研究 |
| 3.5.1 联盟组合配置与知识耦合 |
| 3.5.2 知识耦合与企业创新能力 |
| 3.5.3 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创新能力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联盟组合配置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模型 |
| 4.1 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创新能力 |
| 4.1.1 联盟伙伴多样性与企业创新能力 |
| 4.1.2 关系联结强度与企业创新能力 |
| 4.1.3 网络位置权力与企业创新能力 |
| 4.1.4 共同愿景与企业创新能力 |
| 4.2 联盟组合配置与知识耦合 |
| 4.2.1 联盟伙伴多样性与知识耦合 |
| 4.2.2 关系联结强度与知识耦合 |
| 4.2.3 网络位置权力与知识耦合 |
| 4.2.4 共同愿景与知识耦合 |
| 4.3 知识耦合与企业创新能力 |
| 4.4 知识耦合的中介作用 |
| 4.5 联盟管理能力的调节作用 |
| 4.5.1 合作前瞻能力的调节作用 |
| 4.5.2 关系治理能力的调节作用 |
| 4.6 联盟组合配置对企业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的概念模型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原则 |
| 5.1.2 问卷设计过程 |
| 5.1.3 问卷防偏措施 |
| 5.2 研究变量度量 |
| 5.2.1 联盟组合配置 |
| 5.2.2 知识耦合 |
| 5.2.3 联盟管理能力 |
| 5.2.4 企业创新能力 |
| 5.2.5 控制变量 |
| 5.3 问卷的预调研 |
| 5.3.1 小样本分析方法 |
| 5.3.2 小样本数据分析 |
| 5.3.3 问卷定稿 |
| 5.4 大样本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
| 5.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
| 5.4.2 样本特征描述 |
| 5.5 主要实证方法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 6.1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
| 6.1.1 联盟组合配置 |
| 6.1.2 知识耦合 |
| 6.1.3 联盟管理能力 |
| 6.1.4 企业创新能力 |
| 6.2 联盟组合配置影响企业创新能力机理的验证 |
| 6.2.1 初步数据分析 |
| 6.2.2 初始模型构建 |
| 6.2.3 整体模型的初步拟合 |
| 6.2.4 整体模型的修正与确定 |
| 6.2.5 中介效用的分析与验证 |
| 6.2.6 模型效应分解 |
| 6.2.7 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结果汇总 |
| 6.3 联盟管理能力的调节作用验证 |
| 6.3.1 相关分析 |
| 6.3.2 模型回归分析 |
| 6.3.3 回归结果汇总 |
| 6.4 结果与讨论 |
| 6.4.1 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探讨 |
| 6.4.2 知识耦合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探讨 |
| 6.4.3 合作前瞻能力的调节效应探讨 |
| 6.4.4 关系治理能力的调节效应探讨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7.2.1 理论贡献 |
| 7.2.2 管理启示 |
| 7.3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9）政府创新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本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
| 2.1 理论基础 |
| 2.2 研究假说 |
|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创新政策的现状分析 |
| 3.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
| 3.2 政府创新政策的现状分析 |
|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测算 |
| 4.1 效率测算模型 |
| 4.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4.3 测算结果及分析 |
| 5 政府创新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 变量选取 |
| 5.3 实证分析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文献综述 |
| 1.2.2 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效应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 1.3.2 文章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3.5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及全球价值分工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 |
| 2.2 比较优势理论 |
| 2.2.1 动态比较优势 |
| 2.2.2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变 |
| 2.3 增加值视角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 |
| 2.3.1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涵 |
| 2.3.2 基于增加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学表达 |
| 2.3.3 GVC分工中“分工”概念的属性维度 |
| 第3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机制 |
| 3.1 OFDI对母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机制 |
| 3.1.1 OFDI对母国技术要素升级的影响机制 |
| 3.1.2 OFDI对母国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效应 |
| 3.1.3 OFDI对母国规模经济的影响机制 |
| 3.1.4 OFDI对交易效率的影响机制 |
| 3.2 比较优势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机制 |
| 3.2.1 基于技术差异和交易效率差异的动态比较优势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
| 3.2.2 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
| 3.2.3 基于规模经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 |
| 3.3 OFDI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分工规模的传导机制 |
| 3.4 OFDI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传导机制 |
| 第4章 基于增加值核算框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指标测度 |
| 4.1 增加值核算方法与传统统计方法的比较 |
| 4.1.1 传统统计方法的“重复统计”问题 |
| 4.1.2 传统统计方法中的分工收益与贸易规模错位问题 |
| 4.2 基于增加值视角的GVC研究的技术基础和分解框架 |
| 4.2.1 增加值的衡量:世界投入产出数据 |
| 4.2.2 增加值的衡量: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
| 4.2.3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GVC分解框架 |
| 4.3 基于增加值分解下的GVC分工参与度指标 |
| 4.3.1 垂直专业化指数(VS) |
| 4.3.2 增加值出口(VAX) |
| 4.3.3 GVC参与度指标(GVC_Participation) |
| 4.3.4 GVC分工规模指标(V_GVC) |
| 4.3.5 GVC分工规模指标与其他指标的区别 |
| 4.4 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地位指标 |
| 4.4.1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GVC_Position) |
| 4.4.2 全球价值链长度与分工地位指标(GVC_Pos) |
| 第5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化 |
| 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 |
| 5.1.1 中国OFDI规模扩张 |
| 5.1.2 中国OFDI的结构变化 |
| 5.2 中国参与GVC分工规模扩张与结构演化 |
| 5.2.1 中国参与GVC分工规模演化进程 |
| 5.2.2 中国参与GVC分工结构演化 |
| 5.3 中国的GVC分工的地位 |
| 第6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规模和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OFDI对GVC分工规模效应分析 |
| 6.1.1 GVC规模的综合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来源 |
| 6.1.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模型形式检验 |
| 6.1.4 OFDI对GVC分工规模的综合效应分析 |
| 6.1.5 OFDI对GVC分工规模的中介效应分析 |
| 6.1.6 OFDI对简单和复杂GVC分工的规模效应分析 |
| 6.1.7 OFDI对GVC分工规模的滞后效应分析 |
| 6.2 OFDI对GVC分工结构效应分析 |
| 6.2.1 OFDI对GVC分工结构深化效应分析 |
| 6.2.2 OFDI对GVC分工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第7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7.1 研究方法 |
| 7.1.1 ARDL建模和边界协整检验 |
| 7.2 模型设定即数据选取 |
| 7.2.1 ARDL模型的协整检验 |
| 7.2.2 ARDL模型设定 |
| 7.2.3 数据来源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单位根检验与边界协整检验结果 |
| 7.3.2 ARDL模型结果分析 |
| 7.3.3 稳定性检验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理论研究总结 |
| 8.1.2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逆向吸收”与“自主研发”双轮驱动,构建技术升级的良性循环 |
| 8.2.2 针对新型分工特点,抓住“全球价值链变革”机遇 |
| 8.2.3 兼顾对内对外投资效应,打造国内完整梯度产业链 |
| 8.2.4 加强增加值核算的研究与国际合作,增强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成果 |
| 致谢 |
四、企业R&D活动与竞争战略的一致性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高科技新创企业研发强度、网络关系与绩效 ——基于创新倾向一致性的调节效应研究[D]. 葛晶. 吉林大学, 2021(01)
- [3]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D]. 贾瑞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高质量发展下江西省创新激励的税收政策效应研究[D]. 吕从钢.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5]CEO激励、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D]. 时佩雯.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中国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研究[D]. 邱国庆. 辽宁大学, 2020(08)
- [7]新能源上市企业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分析[D]. 卫传莹.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8]联盟组合配置、知识耦合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研究[D]. 吴言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7)
- [9]政府创新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D]. 冯惠文.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10]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研究[D]. 胡晓燕. 云南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