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分散与非农劳动供给——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经验证据（论文文献综述）
王泽润[1]（2021）在《中国开发式扶贫的内涵、历程与政策效果评估》文中提出
王彦东[2]（2021）在《基于融资约束的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及融资租赁选择偏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业机械化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农业现代化重要的技术支撑,农业机械对于提升农牧业生产率非常重要。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必然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近年来众多因素造成我国的农业机械化面临发展瓶颈,农机行业供给侧改革结构性调整是一个方面,而农机购置的有效需求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农业机械购置投资相对来说是农户最大额的生产性投资,农户自身积累的内源性融资往往难以满足购机资金需求,而不成熟的农村金融市场普遍存在信贷配给情况,信贷需求往往难以得到满足。那么农户农机购置是否面临融资约束?不同类型的融资约束是否会影响农户农机购置行为?近年发展起来的融资租赁业务政府将其视为解决满足农村金融市场多样化需求的重要金融创新服务,农机融资租赁作为一项有效缓解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金融创新服务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提倡。但是一项金融服务产品的创新除了基于供给侧的考虑以外更应该基于需求者的视角进行设计,承租者农户作为参与主体是否愿意参与以及倾向于什么样的融资租赁合约方案是值得探讨的。鉴于此,本文选取通过对内蒙古部分盟市的农牧区进行调研获得一手实地调研数据,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对农户的农机购置行为以及农机融资租赁选择偏好进行研究,总结农户农机购置行为特征以及农机融资租赁的选择意愿及偏好,并提出进一步优化农机融资租赁业务,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1）尽管农业机械化发展进入结构性调整期,但是农机购置需求依然旺盛,农户的自有财力无法满足购买大型农机具的资金需求。农村普遍存在“小型农机无需融资,大型农机无处融资”现象。现有融资的金融机构渠道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农机融资困难在于贷款额度小、利率高、到账时间长和周期不灵活,农户在购买农机时存在结构性融资约束问题。（2）基于农户农机购置的融资需求的调研数据,应用直接识别法识别在农农户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问题。进一步研究表明,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农户是否受融资约束是影响农户农机购置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其中需求型融资约束并不会影响农户农机购置意愿和购置规模,而供给型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购置意愿和购置规模均有显着影响。除了本文重点探讨的融资约束因素以外,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营特征等因素的研究结论基本和以往的研究文献一致。（3）基于承租人视角探讨农户对农机融资租赁的认知及参与意愿,分析影响农户参与农机融资租赁的主要因素。农机购置过程中受到融资约束是选择参与农机融资租赁的前提。农户除了基于自身条件的考虑,更关注农机融资租赁业务的费率水平、融资期限、抵押担保、增值服务等方面的属性,其中抵押担保影响最大、其次是融资周期、最后是增值服务。而不同特征的农户对于这些属性的偏好也存在一定异质性,农户对不同属性的支付意愿也不同。所以要想推广农机融资租赁业务,必须从农户的需求出发设计合约,创新模式。（4）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加大政府支农政策力度,破解农户农机购置需求的融资约束;加强新型金融模式宣传,提高农户农机融资租赁认知水平;加快模式和服务方式创新,增强农机融资租赁的市场竞争力;建立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维护农机融资租赁各参与主体利益;营造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引导农机融资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等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1）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农户农机购置行为。从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特征的角度为农户个人农机投资不足提供新的解释,以期为国家下一步出台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借鉴;（2）从承租方的微观视角研究农户农机融资租赁的参与意愿,结合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分析基于缓解农户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目的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这方面的文献做一点有益补充;（3）应用选择实验法分析农户农机融资租赁属性的选择偏好。应用选择实验法探究农户对于农机融资租赁属性的偏好及其支付意愿,以期为承租方在设计农机融资租赁合同方案或者国家出台鼓励农机融资租赁发展政策建议的时候提供现实参考。
葛颖[3]（2021）在《电子商务对农户行为、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文中指出电子商务作为解决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流通销售问题的有效途径,一直是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例如,农村电子商务连续八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农业电子商务试点方案”、“互联网+现代农业”、“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数字乡村”等工作相继启动。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农村电子商务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表现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从2014年的1800亿元快速增长到2019年的1.7万亿元;从业主体迅速增加,截止到2019年农村网店达到1384万家,带动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农产品上行规模高速增长,2019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约3975亿元。我国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电子商务这种新型商务技术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拉动农产品上行、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然而,电子商务是否实现了带动农产品上行、扩大农户的消费需求、壮大县域经济的初衷?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中国农业、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健康有序发展,而且为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提档及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建议。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运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内蒙古自治区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与全国县域社会经济指标为例,识别了电子商务对农户行为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以期回答以下问题:电子商务影响农户行为的机理是怎样的?电子商务对农户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以及电子商如何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陈述如下:（1）农户电商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内蒙古的微观实证。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发展以及对农户行为产生影响的前提条件是农户采纳电子商务,因此识别农户电子商务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理论上,无论农户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倾向于采纳电子商务,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促使其采纳电子商务的主要因素。然而,基于微观农户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仅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中的通讯支出对农户电商采纳行为具有显着的影响。进一步的主观解释表明,农户电子商务的认知和操作能力限制了其电商采纳行为。（2）电子商务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分析。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严重制约了全国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和中国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理论上看,电子商务促进了农户的消费,基于微观农户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电子商务促农户消费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电子商务不仅可以促进农户的家庭非生产性消费又可以提高农户的家庭生活性消费;通过增加农户的家庭总收入来提升农户的家庭消费,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具有完全的中介效应。（3）电子商务对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的影响:基于内蒙古五原县的案例。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市场边界理论分析发现,电子商务节省了农户销售农产品的交易成本、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边界。在此基础上,以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成功利用电子商务销售农产品的农户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五原县农户在原有产业优势的前提下,多方式规避了农产品鲜活易腐的特性,抓住政策机会,利用农户熟知的社群电商成功销售农产品;此外,电子商务通过扩大市场、提高农产品单位价格、减少交易成本、优化种植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以及羊群效应推动农产品上行。（4）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实证分析。从理论上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通过政策效应、就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准确评估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运用多期倍差法实证检验电子商务是否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产生了影响,结果显示,示范项目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安慰剂检验、匹配倍差法检验后依然成立;示范项目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带动效果显着,但对第三产业的带动效果最为显着,县域经济由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为主导,优化了县域产业结构;示范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大于东部沿海地区。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基于市场与不确定条件下的跨期消费理论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户消费行为影响机理,同时运用内蒙古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电子商务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既丰富了不确定条件下跨期消费理论在电子商务促消费方面的应用,又拓展了电子商务促消费领域农户微观视角的定量研究。第二,基于市场交易成本理论与市场边界理论解释电子商务对农户销售农产品行为的影响,以内蒙古五原县的案例进行分析,发掘电子商务促进农户销售农产品的内在逻辑,全面揭示农户成功利用电子商务销售农产品的特点。第三,提出示范项目通过政策效应、就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例实证检验了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上述研究发现,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制定农村电子商务相关政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王永仓[4]（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刘丸源[5]（2021）在《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既是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也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性不平等,还和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有关。某一国家地区或人口群体的贫困大都表现为有密切关系直观可见的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现象,有着复杂深刻的生产方式基础与经济社会根源,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受制于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贫困本质与根源等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和经验讨论。消除贫困是人类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追求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前提,贫困现象首先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就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更是将贫困视为研究的基本命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大多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市场失灵等经济运行或个体性质层面,研究导致贫困发生的技术性成因,较少从生产方式层次或经济制度出发,对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进行系统深入剖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制度选择与结构性减贫施策,从实践上来看也存在诸多局限。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贫困的本质,深入剖析贫困发生与摆脱的运行规律、制度根源和影响因素,提出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方略、制度安排与减贫机制,以及区域与群体上的结构性减贫策略,最终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反贫困研究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启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启动大规模减贫计划,推进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实现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反贫困研究的科学性。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决定性成就,但是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补齐扶贫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国家普查期,检验成效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做好脱贫攻坚质量的综合测度和评估,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提升脱贫质量,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质量成色才经能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贫困成因与表征及多维度量、减贫施策及成效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献,但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关于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多为诸如“五个一批”等脱贫路径及政策成效的分析,缺乏聚焦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深入考察。一些涉及脱贫质量的研究,多是基于能力贫困或多维贫困方法的减贫成效测度,较少涉及脱贫质量的系统研究或高质量脱贫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不只是脱贫目标的如期完成,还有贫困地区的高质量退出、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不仅表现为贫困发生率等进度性或规模性脱贫指标的达成,还反映多维、稳定、可持续脱贫和返贫风险可控等质量指标的实现。这种全面而可持续的高质量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显着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科学剖析贫困的经济性质与变化规律,结合中国贫困结构性分布国情和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构建脱贫质量和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界定与度量,审视与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质量,从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两个方面,研究提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与施策重点。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1）首先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提出如何理解脱贫质量、如何推动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这一研究核心主题;（2）围绕贫困研究与脱贫质量分析,进行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审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减贫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研究成果,评述了中国精准扶贫与提升脱贫质量的研究进展,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科视角;（3）进而,围绕本文核心主题——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针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析框架,提出与之相适宜的多维度量标准,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多维涵义、本质特征与度量标准;（4）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与测度方法,一方面,进行中国反贫困质量评价和成效分析,另一方面,采集典型区域的样本数据,对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开展经验实证分析;（5）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探讨提出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即夯实高质量脱贫的物质基础,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以之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和贫困治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贫困成因与表征、贫困识别与测度、减贫路径及施策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有瞄准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中国面临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交汇点,研究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聚焦脱贫质量和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研究,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也可以为中国夯实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尝试构建了一个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析框架。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国际上诸如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成果,高质量脱贫范畴即从全员脱贫、可持续脱贫、多维系统脱贫以及相对贫困解决等综合视角,对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探讨高质量脱贫的特征、识别与测度等问题,针对中国高质量脱贫进程运用数据实证评估了脱贫质量短板,全面地界定了高质量脱贫的因素等问题,针对脱贫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三,对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经验。论文在对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和论断基础上,选择以四川省阿坝州为典型区域样本,采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综合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张雪[6]（2021）在《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文中认为农业种植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适应了国民对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升级,保障了国家粮食与食品安全,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助力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但目前农产品的供给结构仍然不平衡问题,部分品种存在过剩和卖难问题,又有部分品种严重依赖进口。玉米作为中国的三大主粮之一,其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时期。玉米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库存积压严重、优质玉米供给不足以及玉米价格国内外倒挂等一系列发展问题。2016年,国家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形式,促进了玉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作用的发挥。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是诱发玉米种植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那么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除宏观政策影响以外,是否还会受到自然因素、农户群体内部互动或者家庭资源禀赋的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农户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行为,充分挖掘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因素,对玉米种植区域的优化、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玉米质量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供给视角,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双重维度,探析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为优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借鉴。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借鉴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的框架结构,首先从外部因素维度,揭示气候变化和补贴政策通过影响玉米的单产和价格,进而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然后从内部因素维度,剖析土地流转和社会网络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风险分担效应,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分析部分。首先,本文基于3402份市级数据（162个市1998—2018年）,运用动态差分广义矩模型（DIF-GMM）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户适应性行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未来气候变化对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其次,基于3402份市级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分析了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并对不同政策的影响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再次,基于2015年和2018年辽宁省117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最后,基于辽宁省467份玉米种植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Bootstrap）及工具变量方法（IVProbit）,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外部因素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具体表现为气候变化显着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单产,进而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且农户适应性行为在气候变化对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此外,补贴政策有效促进了政策实施区域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对不同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相较于“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政策,临时收储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作用更强。从内部因素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来看,土地转入促进了农户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主要是因为规模经营带来收益增加。从农户和村庄的异质性分析来看,土地转入会显着促进纯农业户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相较于有特色产业的村庄,无特色产业村庄的土地转入户更倾向于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此外,农户在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过程中倾向于模仿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行为,且对亲缘网络中其他农户的模仿程度强于地缘网络。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决策对样本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主要是源于学习型模仿和风险分担两种机制的推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强化气候变化预警机制,因地制宜地订差异化气候适应策略,并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适应中的服务功能和示范作用。其次,将补贴政策由单一的价格激励措施逐渐向多元化支持方式转变,并适当向优质玉米生产区和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再次,鼓励农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经营,保障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最后,完善市场信息传播机制,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推广作用,促进区域性专业化生产。
程晓宇[7]（2020）在《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西部贫困县的村庄普查数据》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瞄准式减贫政策之一,精准扶贫在减贫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2013年底到2019年,中国共减少贫困人口 9348万,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0.6%,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但精准扶贫政策并非完美无瑕,瞄准失误、资源错配以及被帮扶对象内生脱贫动力不足,一直是政策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难点与挑战,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精准扶贫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中国即将开启相对贫困治理的新篇章。在此背景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果,并深入探讨影响其政策效应发挥的机制,不仅有助于全面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优势与不足,总结中国精准扶贫经验,为2020后相对贫困治理提供重要借鉴,还有助于为国际扶贫事业提供中国经验。本文采用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三个行政村的追踪普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的瞄准效果和帮扶效果,进一步深入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首先,本文利用反事实模型法和AF法两种方法识别多维贫困户,在控制测量误差的条件下科学判断精准扶贫的瞄准效果;其次,为深入探讨影响瞄准偏误的因素,本文重点考察了社会资本对贫困瞄准的影响及机制,构建了农户社会资本指数,考察了农户社会资本是否是导致精准扶贫瞄准失误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了社会资本对贫困瞄准的影响与精英俘获现象的关系;再次,本文评估了精准扶贫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农户模型理论与微观住户调查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分析精准扶贫对贫困人口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帮扶方式,即实物转移支付和现金转移支付的影响差异;最后,本文探究了精准扶贫中由瞄准失误导致的资源错配现象对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影响,在梳理农村内部不平等趋势及特征基础上,利用测算与分解不平等指数方法,分析精准扶贫补贴对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影响,并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建档立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完成了建档立卡“回头看”后,样本县的瞄准效果得到了改善,控制贫困测量误差的影响后,极端贫困漏评率仅4.97%。第二,农户社会资本是导致精准扶贫瞄准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非贫困农户拥有更多社会资本,增加了其成为建档立卡户的可能性,挤占了属于贫困农户的建档立卡名额,导致了瞄准偏差。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精准扶贫资源分配过程中,社会资本并不是“穷人的资本”。第三,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精准扶贫导致了“养懒汉”现象。整体上,精准扶贫未显着减少贫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时间。进一步分析表明,实物转移支付显着增加了建档立卡人口的农业劳动时间,但对非农劳动时间没有显着影响。这说明,精准扶贫的帮扶政策中,条件于劳动供给的帮扶政策增加了贫困人口的劳动供给。第四,总体上,精准扶贫政策有缓解贫困地区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较小,而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本文的结论对2020后在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实施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启示为:在贫困治理对象方面,基于本文发现当前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的精准扶贫政策主要覆盖了极端贫困群体,忽略了贫困地区农村大量存在的边缘贫困群体,2020后的相对贫困治理应当以解决边缘贫困群体的贫困问题为主。在贫困治理机制方面,精准扶贫瞄准受到村庄内部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难以利用外部制度设计加以消除。因此,在开展扶贫工作的同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监督力度,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防止减贫资源错配。在帮扶制度方面,其一,建立以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为目标的帮扶机制,强化以职业能力培育为主的能力帮扶,培育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其二,持续完善低保制度、基本养老、医疗救助制度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格局,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力度,发挥其在相对贫困治理与缓解不平等中的双重作用。
陈思[8]（2020）在《贫困地区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及其对收入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减贫事业既关乎国内社会稳定与人民福祉,又关系到全球人类事业的进步。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郑重承诺,全党上下齐心协力、奋勇拼搏,率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战役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资源要素,无疑是实现脱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先后于2014年和2016年印发关于金融助力脱贫的实施意见,意在不断提高金融助农水平,以政府为主导的正规借贷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西部贫困地区因自然条件差、产业发展滞后、贫困发生率高且程度深,是我们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政府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和金融扶贫工程的大背景下,金融使用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内在联动关系势必出现新变化,下列无法忽视的问题值得重点讨论:（1）农户采纳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即哪些因素影响农户借贷意愿,而又有哪些因素影响农户借贷规模差异;（2）金融供给的持续增加是否会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产生影响?若有影响,正规借贷影响农户收入的机制是什么,具体会通过什么中介路径作用于农户不同来源收入;（3）立足于已分化农户群体现实,正规借贷对农户群体内部影响是否存在一致性?若有差异,是会造成“益贫”还是“益富”;（4）哪些因素导致了农户增收效应差异?即哪些因素与正规借贷联动后,是加速了农户增收效应的形成,还是抑制了农户增收效应的发生?回答以上问题有助于我们厘清正规借贷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政府找准金融助农切入点,实现农户脱贫致富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基于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7个国家级贫困县710户农户追踪调查数据和理论分析表明:（1）西部贫困地区农户信贷资金大部分来源于亲戚朋友间的无息借贷,正规借贷使用频率虽低于非正规借贷,但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此外,农户资金用途以生活消费为主,生产经营为辅,信贷资金规模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银行贷款利息率有明显下降趋势,而信用社贷款利率则无明显变化;（2）户主年龄、家庭非健康人数、老人数、是否受过职业培训和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对借贷意愿有显着正向影响;家庭土地块数对其借贷意愿有显着负向影响;家庭非健康人口数、老人数、儿童数量、外出务工数、总人口数、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是否加入合作社和人际交往费用对农户借贷规模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土地面积对其借贷规模有显着负向影响;（3）从总体来看,正规借贷使用对农户收入有显着正向影响。从结构来看,正规借贷对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有显着正向影响,而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影响不显着,其中对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作用要强于工资性收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正规借贷分别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来提升本地务工收入和农业经营性收入,两种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1.46%与12.44%;（4）从异质性来看,随着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其正规借贷增收效应越大,特别是对精英阶层收入提升作用最为明显。正规借贷减贫效应不明显,对贫困户收入提升作用不明显,而对非贫困户收入提升有正向作用。鉴于此,不同农户正规借贷增收效应差异无疑会拉大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5）资本禀赋特征是造成农户使用正规借贷增收效应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将资本禀赋解构为对应的人力资本（教育水平）、物质资本（固定资产原值和土地面积）和社会资本（是否加入合作社）等三个维度,将其引入与正规借贷的交互,探究两者之间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会促进其正规借贷增收效应的形成,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和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越大,正规借贷增收效应越大,而加入了合作社的农户相较于未加入合作社农户而言,有助于提升其正规借贷增收效应形成的效率。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西部贫困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统筹兼顾“量”与“质”双提升。加强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水平。创新工作模式,着力降低农户融资成本;第二,多措并举提升施政的精准性,力促政策间协同效应的形成。政府应强化金融与其他综合性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培育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步伐,形成示范带动作用,并持续性地深化农村改革,盘活农户家庭各类资产,实现价值提升;第三,多重机制有机结合,提高信贷资金的扶贫效率。政府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构建扶贫产业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严防正规借贷加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风险发生。
杨广勇[9]（2020）在《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文中研究指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领域,相继作出了农村税费改革、新农村建设、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财政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有效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促进了农业农村发展。然而,地方政府自有财力供给不足和大量财政资金沉淀并存的矛盾相当普遍,财政资金配置低效问题在涉农领域表现尤为突出。为优化财政涉农资金配置,集中有限资源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中央政府于2016年启动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将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中央财政涉农资金按照原渠道下达,但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贫困县,由其按照权责匹配原则自主实施。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在现有财政体制框架下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和地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创新。鉴于此,论文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提出进一步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纾解的有序衔接提供决策依据。理论上,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渠道主要包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整合和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整合,这是由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决定的。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涉及决策主体、审批主体、实施主体、监督评价主体。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预算理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助推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而且可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聚焦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可以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从政策变迁看,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自2013年以来逐步由地方自主探索转变为区域整体推进。通过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整体情况分析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总体规模庞大且保持增长态势,但其高速增长难以持续;地方政府在涉农领域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相对更高、财政分权程度相对更低。进一步通过湖南省和安徽省两个不同类型贫困县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在整合资金的使用方向和项目配置方面,均以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为主,其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规模在2019年均提升了 60%以上,而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资金配置相对不足,其中湖南省洞口县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出现36.65%的降幅;在整合资金的项目选择依据和绩效考评方面,均建立了脱贫攻坚项目库管理制度,且编制了绩效目标,但均存在着项目库资金缺口过大、绩效管理链条不全等问题。为实证分析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中部四省229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能够显着提高农业产出水平,即产生增产效应,贫困县的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较非贫困县可提高1.47个百分点;不同类别的贫困县产生的增产效应均是显着的,但存在明显差异,国家扶贫重点县最高,增产效应高达2.55个百分点,连片特困地区县次之,达到1.22个百分点,省级扶贫重点县最低,仍达到1.04个百分点;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即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未能通过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增收的产业基础仍不牢固;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增产效应被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长遮掩了 5.5%,增收效应被地方财政支农支出相对规模的增长遮掩了71.18%,适度规模下的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和涉农投入绩效提升更为可取。最后,提出促进财政涉农资金有效整合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层面,加快涉农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合理划分,深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推进财政涉农资金实质整合;地方政府层面,推动地方涉农部门职责的分工协调,深化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配套政策层面,通过加快财政转移支付、预算绩效管理等立法进程,提升财政治理法治化水平等。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尝试从财政分权视角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从预算管理体制特别是财政分权特征出发,尝试构建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双向传导机制,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纵向传导机制、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横向传导机制,其可通过政府间权责的合理划分和财力的协调适应、部门间职责的分工配合和预算管理职权的统筹整合产生增产效应,通过购买性支出间接渠道、转移性支出直接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其次,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从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验证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2）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客观评价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是我国首次由中央政府直接推动的涉农资金重大改革试点,对于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但实施四年多以来,相关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因果推断研究在现有文献中是鲜有涉及的。本研究在梳理我国贫困县政策和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基础上,从粮食主产区中部四省选择了 129个贫困县和100个非贫困县共229个县1374个观测样本,运用双重差分准自然实验方法发现,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具有显着的增产效应,但直接的增收效应并不显着。（3）发现连片特困地区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增产效应的异质性。按照处理组样本贫困县类别进行分类检验,发现不同类别的贫困县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中产生的增产效应存在显着差异,连片特困地区县的增产效应低于国家扶贫重点县,但明显高于省级扶贫重点县。考虑到连片特困地区县农业生产成本等因素,这一结论更具积极意义,尤其是对于未来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改善相对贫困状况,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杨均华[10]（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二、风险分散与非农劳动供给——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经验证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风险分散与非农劳动供给——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2）基于融资约束的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及融资租赁选择偏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业机械 |
| 2.1.2 农机购置行为 |
| 2.1.3 融资租赁 |
| 2.1.4 农机融资租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农村金融市场供求理论 |
| 2.2.3 融资租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及融资租赁选择偏好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融资租赁缓解农户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机理分析 |
| 3.1.1 融资租赁缓解农户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内在动因 |
| 3.1.2 农机融资租赁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 |
| 3.1.3 融资租赁缓解农户农机购置融资约束的效应分析 |
| 3.2 农户融资约束识别机制分析 |
| 3.2.1 融资约束的类型识别 |
| 3.2.2 农户融资约束直接识别法基本步骤 |
| 3.2.3 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测算理论分析 |
| 3.3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 3.3.1 农户农机购置行为理论分析 |
| 3.3.2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影响分析 |
| 3.4 农户农机融资租赁参与意愿及选择偏好理论分析 |
| 3.4.1 农户融资行为理论分析 |
| 3.4.2 农户农机融资租赁参与意愿及选择偏好的理论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业机械化及农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1 农业机械化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农业机械化整体水平稳步提升 |
| 4.1.2 农业机械保有量下降,农机投资后劲不足 |
| 4.1.3 农机行业交易遇冷,在竞争中进行结构性调整 |
| 4.2 农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
| 4.2.1 农机融资租赁业务在我国起步较晚 |
| 4.2.2 农机融资租赁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
| 4.2.3 农业机械融资租赁发展存在的问题 |
| 4.3 本章小结 |
| 5 调研样本特征及农户农机购置金融服务供求分析 |
| 5.1 调研情况简介 |
| 5.2 样本特征描述 |
| 5.2.1 受访户主基本特征分析 |
| 5.2.2 家庭基本情况分析 |
| 5.2.3 生产经营状况分析 |
| 5.3 农机保有情况及购置需求分析 |
| 5.3.1 农户农机保有状况分析 |
| 5.3.2 农户农机需求情况分析 |
| 5.4 调研样本金融服务供求特征分析 |
| 5.4.1 金融服务需求特征分析 |
| 5.4.2 金融服务供给特征分析 |
| 5.5 农机购置金融服务状况分析 |
| 5.5.1 农机购置融资金融服务需求分析 |
| 5.5.2 农机购置融资金融供给情况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农户融资约束识别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农户融资约束的识别过程分析 |
| 6.1.1 需求型融资约束 |
| 6.1.2 供给型融资约束 |
| 6.1.3 农户融资约束识别结果 |
| 6.2 农户融资约束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 6.2.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农户融资约束程度测算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选取 |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融资约束程度估算 |
| 6.4 本章小结 |
| 7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购置行为的影响研究 |
| 7.1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
| 7.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2 模型设定 |
| 7.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投资意愿影响 |
| 7.3.2 融资约束对农户农机投资规模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8 农户农机融资租赁参与意愿及选择偏好研究——基于缓解融资约束视角 |
| 8.1 理论分析与模型设定 |
| 8.1.1 理论分析 |
| 8.1.2 模型设定 |
| 8.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变量选取及描述 |
| 8.3 实证结果分析 |
| 8.3.1 农机融资租赁参与意愿 |
| 8.3.2 农机融资租赁选择偏好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调查问卷 |
| 作者简介 |
（3）电子商务对农户行为、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电子商务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1.2.2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数据及资料来源 |
| 1.5.1 二手数据资料 |
| 1.5.2 实地考察与访谈资料 |
| 1.5.3 问卷调查数据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基本概念 |
| 2.1.2 其他相关概念 |
| 2.1.3 相近概念之间的辨析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农户行为理论 |
| 2.2.2 消费者行为理论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4 社会资本理论 |
| 2.2.5 市场均衡理论 |
| 2.2.6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3 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3 内蒙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内蒙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
| 3.1.1 内蒙古农村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规模变化 |
| 3.1.2 内蒙古农村电商规模与其他省市的比较 |
| 3.2 内蒙古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特点 |
| 3.2.1 政策支持 |
| 3.2.2 农村电子商务支撑服务体系建设 |
| 3.2.3 示范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
| 3.3 农民电子商务应用情况 |
| 3.3.1 数据来源 |
| 3.3.2 农户网购程度 |
| 3.3.3 农户网购技能熟练度 |
| 3.3.4 农户网购平台 |
| 3.3.5 农户网购原因 |
| 3.4 内蒙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4.1 农村电商的推动政策与实际需求存在偏差 |
| 3.4.2 配套资金的下放与使用不合理 |
| 3.4.3 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作用未充分发挥 |
| 3.4.4 冷链物流的高成本限制了农产品上行 |
| 3.4.5 农产品产业链各环节均存在不利于农产品上行的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4 农户电商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内蒙古的微观实证 |
| 4.1 农户电商采纳行为理论模型 |
| 4.1.1 农户电商采纳理论模型:消费者电商采纳分析 |
| 4.1.2 农户电商采纳理论模型:生产者电商采纳分析 |
| 4.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
| 4.2.1 人力资本与农户电商采纳行为 |
| 4.2.2 社会资本与农户电商采纳行为 |
| 4.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变量选取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农户采纳电子商务行为描述性分析 |
| 4.4.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4.3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4.4.4 农户不愿意采纳电子商务的原因分析 |
| 4.5 讨论 |
| 4.6 本章小结 |
| 5 电子商务对农户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的分析 |
| 5.1 理论分析框架 |
| 5.1.1 电子商务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机理 |
| 5.1.2 电子商务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的中介效应机理 |
| 5.2 模型与数据 |
| 5.2.1 模型设置 |
| 5.2.2 变量构建 |
| 5.2.3 数据说明 |
| 5.3 描述性统计与实证结果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基本模型的回归分析 |
| 5.3.3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
| 5.4 结论与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6 电子商务对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的影响:基于内蒙古五原县的案例 |
| 6.1 相关文献综述 |
| 6.1.1 有关的经济学解释 |
| 6.1.2 有关的文献综述 |
| 6.2 研究方法与案例来源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案例来源 |
| 6.3 案例分析 |
| 6.3.1 电子商务改变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的机理 |
| 6.3.2 农户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农产品的特点 |
| 6.3.3 农户通过电子商务销售农产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6.4 理论分析 |
| 6.4.1 电子商务促进农户销售农产品的模式 |
| 6.4.2 电子商务对农户农产品销售行为的影响 |
| 6.5 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7 电子商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例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7.2 模型构建与变量描述 |
| 7.2.1 模型选择 |
| 7.2.2 数据来源 |
| 7.2.3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分析 |
| 7.3.1 倍差法的前提假设条件 |
| 7.3.2 示范项目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示范项目对县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果分析 |
| 7.3.5 地区异质性检验 |
| 7.4 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内蒙古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成就与问题并存 |
| 8.1.2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的电子商务采纳行为 |
| 8.1.3 电子商务提升了农户的家庭消费 |
| 8.1.4 电子商务成为农户销售农产品的新载体 |
| 8.1.5 电子商务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效果显着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优化农村电子商务相关政策 |
| 8.2.2 积极完善推动农产品上行的基础体系 |
| 8.2.3 加大对普通农民电商知识的宣讲 |
| 8.2.4 基于已有产业优势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
| 8.2.5 “引进+培育+合作”吸引电子商务人才 |
| 8.2.6 依托电子商务优化县域产业结构 |
| 8.3 进一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 1.2.1 贫困 |
| 1.2.2 贫困人口 |
| 1.2.3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贫困、反贫困以及脱贫质量研究进展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
| 2.1.1 贫困研究的方法论 |
| 2.1.2 贫困的根源与本质 |
| 2.1.3 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路径 |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 2.2.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贫困探索 |
| 2.2.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 |
| 2.2.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
| 2.3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观点 |
| 2.3.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贫困本质及其解决的理论观点 |
| 2.3.2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
| 2.3.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
| 2.4 脱贫质量相关研究 |
| 2.4.1 脱贫质量理论分析 |
| 2.4.2 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进展 |
| 2.5 小结 |
| 3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 |
| 3.1 高质量脱贫内涵 |
| 3.1.1 高质量脱贫是既定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全员脱贫 |
| 3.1.2 高质量脱贫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 |
| 3.1.3 高质量脱贫是涉及收入、教育、医疗的多维度系统脱贫 |
| 3.1.4 高质量脱贫是消除绝对贫困且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全面脱贫 |
| 3.2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度量 |
| 3.2.1 脱贫质量的层次和内涵 |
| 3.2.2 高质量脱贫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效 |
| 3.2.3 高质量脱贫的多维识别与度量 |
| 3.2.4 边缘贫困人口识别 |
| 3.2.5 脱贫人口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度量 |
| 3.3 影响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
| 3.3.1 经济发展水平 |
| 3.3.2 制度政策因素 |
| 3.3.3 脱贫方式和机制设计 |
| 3.3.4 区域和个体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质量视角下的中国扶贫历程考察与质效评价 |
| 4.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的历史考察 |
| 4.1.1 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 年) |
| 4.1.2 体制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
| 4.1.3 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 年) |
| 4.1.4 双轨并行阶段(2008-2012 年) |
| 4.1.5 精准扶贫阶段(2013 年至今) |
| 4.2 中国扶贫开发脱贫质量和成效评价 |
| 4.2.1 关于中国脱贫质量的相关论述 |
| 4.2.2 中国扶贫开发的质量与成效 |
| 4.3 “数量与质量双导向”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
| 4.3.1 将宏观经济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
| 4.3.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
| 4.3.3 构建开放式治理贫困体系 |
| 4.3.4 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多维度国家减贫战略 |
| 4.3.5 跨政府部门的减贫机构设置 |
| 4.3.6 实施益贫式增长、共享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 |
| 4.3.7 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扶贫机制 |
| 4.4 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意义 |
| 4.4.1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
| 4.4.2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 |
| 4.4.3 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证分析 |
| 5.1 贫困测量及分解 |
| 5.1.1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
| 5.1.2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
| 5.1.3 多维贫困的测量 |
| 5.1.4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
| 5.2 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 5.2.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2.3 关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4 关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脱贫家庭高质量脱贫因素分析—以四川阿坝州为例 |
| 5.3.1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 5.3.2 研究设计 |
| 5.3.3 关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4 关于非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5 收入脱贫家庭致贫原因的影响因素 |
| 5.4 本章小结 |
| 6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 |
| 6.1 夯实高质量脱贫的基础 |
| 6.1.1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 6.1.2 培育富民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 6.1.3 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
| 6.1.4 关注贫困人口的益贫式增长 |
| 6.2 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 |
| 6.2.1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 6.2.2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 |
| 6.2.3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2.4 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 6.3 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
| 6.3.1 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提升反贫困效率 |
| 6.3.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 6.3.3 大力引进社会力量,提高脱贫效能 |
| 6.3.4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类实现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农户多目标效用理论 |
| 2.1.2 农户供给反应理论 |
| 2.1.3 参与者智力决策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关于农户行为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相关研究 |
| 2.2.3 外部因素对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相关研究 |
| 2.2.4 内部因素对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相关研究 |
| 2.2.5 文献述评及本文的改进之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
| 3.1 理论分析 |
| 3.1.1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3.1.2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3.1.3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3.1.4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3.2 研究框架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 4.1 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 4.2 ‘镰刀弯’地区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 4.3 收储制度改革对玉米播种面积变化影响分析 |
| 4.4 调研区域玉米播种面积变化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5.1 假说提出 |
| 5.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设置 |
| 5.2.3 模型选择 |
| 5.3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 5.4 单产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5 农户适应性行为的调节效应分析 |
| 5.6 未来影响预测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6.1 假说提出 |
| 6.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设置 |
| 6.2.3 模型选择 |
| 6.3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样本匹配检验 |
| 6.4.2 平衡性检验 |
| 6.4.3 改变时间窗宽检验 |
| 6.4.4 安慰剂检验 |
| 6.5 异质性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7.1 假说提出 |
| 7.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设置 |
| 7.2.3 模型选择 |
| 7.3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 7.4 内生性处理 |
| 7.5 作用机制分析 |
| 7.6 异质性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8.1 假说提出 |
| 8.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变量设置 |
| 8.2.3 模型选择 |
| 8.3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 8.4 内生性处理 |
| 8.5 作用机制分析 |
| 8.6 异质性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对策与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文章 |
（7）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西部贫困县的村庄普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人、答辩委员会签名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目标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贫困瞄准概念界定 |
| 2.1.1 贫困瞄准的定义与分类 |
| 2.1.2 精准扶贫的定义 |
| 2.1.3 瞄准方法综述 |
| 2.1.4 精准扶贫的瞄准方法 |
| 2.2 瞄准效果文献综述：评估方法、效果与影响因素 |
| 2.2.1 评估方法 |
| 2.2.2 瞄准效果 |
| 2.2.3 影响因素 |
| 2.3 帮扶效果理论基础：农户模型理论 |
| 2.3.1 福祉效应与行为激励 |
| 2.3.2 农户模型的基本理论 |
| 2.3.3 可分离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2.3.4 不可分离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2.3.5 对不平等的影响 |
| 2.3.6 对农户行为影响的总结 |
| 2.4 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演进与贫困现状 |
| 3.1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 |
| 3.1.1 扶贫政策的演进 |
| 3.1.2 精准扶贫政策 |
| 3.1.3 社会保障制度 |
| 3.2 中国农村贫困与不平等现状 |
| 3.2.1 农村贫困现状 |
| 3.2.2 农村不平等现状 |
| 3.3 贵州省农村贫困与精准扶贫 |
| 3.3.1 农村贫困现状 |
| 3.3.2 精准扶贫政策实践 |
| 3.4 样本县农村贫困与精准扶贫 |
| 3.4.1 样本县基本情况介绍 |
| 3.4.2 样本村贫困现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瞄准效果研究 |
| 4.1 引言 |
| 4.2 评估方法 |
| 4.2.1 反事实模型多维贫困识别法 |
| 4.2.2 AF多维贫困识别法 |
| 4.2.3 瞄准效果评估法 |
| 4.3 统计描述 |
| 4.4 精准扶贫瞄准效果计算结果 |
| 4.4.1 基于消费贫困的瞄准效果 |
| 4.4.2 基于反事实模型多维贫困的瞄准效果 |
| 4.4.3 基于AF法的多维贫困的瞄准效果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4.5 对瞄准结果的讨论 |
| 4.5 精准扶贫瞄准失误影响因素分析 |
| 4.5.1 自上而下识别中的影响因素 |
| 4.5.2 自下而上识别中的影响因素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资本对精准扶贫瞄准的影响研究 |
| 5.1 引言 |
| 5.2 社会资本对贫困瞄准的影响机制 |
| 5.2.1 机制分析 |
| 5.2.2 社会资本的度量 |
| 5.3 变量设定与描述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模型 |
| 5.4.2 估计结果分析 |
| 5.4.3 剔除精英俘获效应 |
| 5.4.4 稳健性检验 |
| 5.4.5 对内生性的讨论 |
| 5.5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 |
| 6.1 引言 |
| 6.2 精准扶贫的帮扶措施 |
| 6.3 精准扶贫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分析 |
| 6.3.1 基于农户模型理论的分析 |
| 6.3.2 文献综述 |
| 6.4 实证策略 |
| 6.4.1 模型 |
| 6.4.2 数据与变量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统计描述结果 |
| 6.5.2 基础估计结果 |
| 6.5.3 不同转移支付方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
| 6.5.4 对不同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匹配效果检验 |
| 6.6.2 敏感性分析 |
| 6.7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对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农村内部不平等趋势 |
| 7.2.1 1995—2011年农村内部不平等趋势 |
| 7.2.2 精准扶贫以来农村内部不平等趋势 |
| 7.3 精准扶贫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
| 7.3.1 影响机制 |
| 7.3.2 文献综述 |
| 7.4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 7.4.1 不平等指数及分解方法 |
| 7.4.2 数据说明 |
| 7.5 不平等指数的测算与分解结果 |
| 7.5.1 贫困地区农村内部不平等的趋势与现状 |
| 7.5.2 精准扶贫以来农村内部不平等的变化 |
| 7.5.3 按收入来源分解 |
| 7.5.4 按村分解 |
| 7.6 实证研究 |
| 7.6.1 分位数回归模型 |
| 7.6.2 实证结果分析 |
| 7.6.3 稳健性检验 |
| 7.7 本章小结与讨论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8）贫困地区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及其对收入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数据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数据 |
| 1.6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本研究的创新 |
| 1.6.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农户理论 |
| 2.2 正规借贷概念与内涵 |
| 2.3 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3.1 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行为被解释变量的处理和相关研究方法 |
| 2.3.2 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2.3.3 关于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评述 |
| 2.4 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研究 |
| 2.4.1 正规借贷使用的增收效应实证研究 |
| 2.4.2 正规借贷作用于农户收入的机制研究 |
| 2.4.3 关于正规借贷与农户收入之间关系的文献评述 |
| 2.5 正规借贷与农户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研究 |
| 2.5.1 正规借贷与农户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
| 2.5.2 关于正规借贷与农户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农户正规借贷行为特征与收入状况:描述性证据 |
| 3.1 资金用途 |
| 3.2 融资渠道 |
| 3.3 信贷金额 |
| 3.4 信贷利息 |
| 3.5 信贷意愿与可得性 |
| 3.6 农户收入与信贷之间的关系 |
| 3.6.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宏观层面 |
| 3.6.2 正规借贷使用与收入增收:微观层面 |
| 3.7 正规借贷使用与收入差距:基于微观层面 |
| 3.8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1 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行为分析的理论框架 |
| 4.2.2 资本禀赋对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假说 |
| 4.3 样本特征、变量与模型 |
| 4.3.1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
| 4.3.2 变量说明 |
| 4.3.3 模型构建 |
| 4.4 结果与分析 |
| 4.4.1 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规模程度分析 |
| 4.4.2 资本禀赋对农户使用正规借贷行为的影响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使用正规借贷对其收入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1 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 |
| 5.2.2 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结构及作用路径的影响分析 |
| 5.3 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3.1 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
| 5.3.2 模型选择与说明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2 正规借贷对农户收入结构影响及作用路径的实证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 |
| 5.6 进一步讨论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已分化农户使用正规借贷增收效应差异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1 不同收入水平借贷户的增收效应差异 |
| 6.2.2 贫困借贷户与非贫困借贷户的增收效应差异 |
| 6.2.3 不同资本禀赋特征借贷户的增收效应差异 |
| 6.3 实证方法与变量描述 |
| 6.3.1 实证方法 |
| 6.3.2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不同收入水平下借贷户的增收效应分析 |
| 6.4.2 正规借贷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收入影响的分析 |
| 6.4.3 正规借贷对农户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
| 6.4.4 正规借贷与农户资本禀赋联动下的增收效应差异分析 |
| 6.5 进一步的讨论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加强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统筹兼顾“量”与“质”双提升 |
| 7.2.2 强化政策的协同效应,多措并举提升施政精准度 |
| 7.2.3 多重机制有机结合,提高信贷资金的扶贫效率 |
| 7.3 未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论文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贫困县脱贫的相关研究 |
| 2.2 关于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相关研究 |
| 2.3 关于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论分析 |
| 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界定 |
| 3.1.1 财政涉农资金的范围 |
| 3.1.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内容 |
| 3.1.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理解 |
| 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理论依据 |
| 3.2.1 公共产品理论 |
| 3.2.2 财政分权理论 |
| 3.2.3 公共预算理论 |
| 3.3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传导机理 |
| 3.3.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业产出的传导路径 |
| 3.3.2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对农民收入的传导路径 |
| 第4章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变迁与实施情况 |
| 4.1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演变历程 |
| 4.1.1 地方自主探索阶段:2005-2012年 |
| 4.1.2 区域性整体推进阶段:2013年至今 |
| 4.2 财政涉农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1 整体概况 |
| 4.2.2 农业发展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2.3 农民脱贫增收财政资金的配置情况 |
| 4.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与典型案例 |
| 4.3.1 贫困县发展概况 |
| 4.3.2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政策规定 |
| 4.3.3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的典型案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 |
| 5.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5.1.1 研究假设 |
| 5.1.2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对农业产出的效应 |
| 5.3.3 对农民收入的效应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传导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
| 6.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1 研究假设 |
| 6.1.2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6.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1 中介变量选取 |
| 6.2.2 数据来源 |
| 6.3 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农业产出的传导效应 |
| 6.3.3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传导效应 |
| 6.3.4 地方财政涉农支出的传导效应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与奖励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 2.1.5 非农就业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 4.3.1 变量选择 |
| 4.3.2 描述性统计 |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方法说明 |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 5.3.1 变量定义 |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 6.3.1 变量设置 |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 6.3.5 描述性统计 |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 7.2.1 变量设置 |
| 7.2.2 统计性描述 |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7.3.2 方法说明 |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介绍 |
四、风险分散与非农劳动供给——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经验证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开发式扶贫的内涵、历程与政策效果评估[D]. 王泽润. 西北大学, 2021
- [2]基于融资约束的农户农机购置行为及融资租赁选择偏好研究[D]. 王彦东.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1)
- [3]电子商务对农户行为、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为例[D]. 葛颖.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01)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5]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刘丸源. 四川大学, 2021(12)
- [6]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D]. 张雪. 沈阳农业大学, 2021(05)
- [7]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西部贫困县的村庄普查数据[D]. 程晓宇.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8]贫困地区农户正规借贷行为及其对收入影响研究[D]. 陈思.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
- [9]贫困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效应评价及其优化[D]. 杨广勇. 山东大学, 2020(04)
- [10]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