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养蚕业是江浙农民最重要的副业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全国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养蚕有五要素,蚕种排在首位。晚清以降,江浙地区对蚕种进行了改良。蚕种改良既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表征和橱窗,也是中国融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折射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它的兴起与推进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现代农业科技引入、与农民结合以及农村社会变迁的新视角,也为我们开启了研究晚清和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新领域。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采用文献研究、个案分析等方法,以江浙地区为切入点,以当时国民政府着力最多、成效最著,又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影响极大的蚕种改良为研究对象,通过蚕种改良研究现代农业科技是如何逐步被引入国内并传播到农村的,农民是如何认知和接受现代农业科技的,社会各方对现代农业科技与农民的结合都有什么样的期盼,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达到了什么样的后果,在现代农业科技下乡的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阻力和困境,并就如何去化解这些矛盾提出自己的意见。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言”部分简要介绍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及史料来源。在第一章“江浙地区的蚕业生产与土种产销”中,作者考察了蚕种改良兴起的背景及其必然性,认为,蚕丝业不仅曾对江浙地区的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当地农民的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江浙地区的蚕桑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农学裹足不前的同时,西方农业科技日新月异。由于土种的缺陷,加之缫制技术的落后,建立在传统农业技术基础上的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日益受到挑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日丝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在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不断缩小,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国蚕丝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进行蚕种改良既是改善民生问题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民族工业,改变国际贸易状况,减少漏厄的当然要求。在第二章“从初识到并举——1898-1922年的江浙地区蚕种改良”中,作者提出,最初,由于对国际大势懵懂不清,对国际市场的变化缺乏了解,多数国人对蚕桑之利的丧失及应对之策浑然不知,置身对外贸易第一线的海关洋员康发达了解到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及中国蚕丝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找到了问题的结症,提出了学习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制造改良蚕种等主张。甲午战争使中国创深痛巨,民族危机的加深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觉醒,他们对中国蚕丝外贸面临的严峻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日渐理解和开始接受康发达的建议。罗振玉等人的上海务农会首先进行实验,请来日本技师运用现代科技检测和去除蚕毒,制造改良蚕种。林启上书浙江巡抚要求建立新式学校,培育蚕种改良专门人才,并派青年赴日学习现代蚕业科技。他手创的蚕学馆和后来建立的江苏女子蚕业学校一方面运用现代科技制造改良蚕种,另一方面将现代制种技术传授给学生,并对毕业生在各地开办的新式蚕种场给予技术支持,为江浙地区蚕种改良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晚清光、宣之际,与日本积极改良蚕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腐败的清政府在蚕种改良方面殊少作为,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降至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企业界以及政府对学习西方农业科技,进行蚕种改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逐步加深,并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蚕种改良,形成了多方并举的局面。其中教育机构和丝商团体成为推进蚕种改良的主力。政府虽也建立了育蚕试验场等机构,但经费短缺,管理滞后,因此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前,受国内农业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改良蚕种仍是纯种,本身质量尚待提高,与土种相比优势不太明显,农民因未受农业科技知识的洗礼,对改良蚕种了解不多,缺乏信任,尚处于观望阶段,加之落后的饲育方法,从而使改良的成效受到限制。在第三章“1923-1932年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中,作者指出,1923年,江苏女蚕校开始设立育蚕指导所,使之成为在农村灌输现代育蚕科技的基地。通过指导人员的努力,农民对改良蚕种的认同增加了,从内心开始予以接受。在此阶段出现了专业制种场,农业科技人员研制出了杂交蚕种,改良蚕种的抵抗力显著增强,而秋蚕种的制造也使农民从农业科技的发展中获益。原有的教育机关继续发展,新建的蚕业学校则为江浙两省蚕业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对科技下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不断增长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市场,改良蚕种制造人才的培育又使得蚕种场数量不断增加。随着产量上升,质量提高,价格下降,改良蚕种日益受到普通农民的欢迎。在这一时段的蚕种改良中,丝业资本家、地方绅士和国民政府均为蚕种改良做出了贡献。丝业资本家或者亲自设立蚕种场,制造改良蚕种,或者设立指导所,指导农民采用科学方法饲育改良蚕,或利用收购价格的杠杆来引导农民饲育改良蚕种。绅士则出钱出力,利用在农民中具有较高威望的优势,帮助在各地设立指导所,进行蚕业改良的宣传。南京国民政府以晚清和北洋政府前所未有的程度重视蚕种改良,不仅建立专门的蚕业研究试验和推广机关,而且颁布法律法规,明确改良蚕种的规格和技术标准,对改良蚕种的生产和销售,对改良蚕种制造商的资质提出要求,对不法制种商人进行打击,还对农民进行识别假冒伪劣蚕种的教育,逐步成为改良的主要力量。尽管国际市场依然变幻莫测,但在1923年至1931年间,江浙地区出现了改良种场纷纷创建,改良事业逐步推进的局面。第四章“危机与应对:统制经济下的蚕种改良”主要研究了1933-1937年间本地区的蚕种改良。文章认为,1931年后,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人造丝的冲击,加之天灾人祸的并发使中国蚕丝业陷入困境。为了应对危机,振兴丝业,复兴农村,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南京国民政府自1933年起逐步实行了蚕业统制,希望运用行政手段推进蚕种改良。他们在江、浙两省设立了蚕桑改良模范区或改良区,在育蚕中心区域设立指导所,强制或引导农民使用改良蚕种,并用茧行统制来对农民施加影响。由于农民原先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因此从外部引入实属无奈之举,但却不能指望一蹴而就,在“科技下乡”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农民的心理特点、思维习惯,并使农民在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的同时,在经济上得到科技带来的实惠,从而由衷地认同新技术;与此同时,政府应切实履行行政职能,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政策环境。1933年在浙江发生的历时数旬,地跨三县的农民反对取缔土蚕种风潮充分说明了现代农业科技在农民中扎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表明这是一个需要各方齐抓共管、协调努力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需要具备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条件的长期的过程。在第六部分“余论”中,作者首先对蚕种改良的绩效进行了评估,认为蚕种改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尽管我国改良种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但蚕茧的质量和产量均有所提高,品种混杂的问题得到解决,农民收入因此增加,也为民族缫丝业的发展和生丝出口的增长作出了贡献。从全国的情况看,江浙地区的蚕种改良走在了前列,为其他地区的改良提供了范例。接着,文章对1937年之后本区的蚕种改良进行了探讨,指出,正当江浙地区蚕种改良事业稳步推进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江浙蚕区亦为战火殃及,农村经济趋于萎缩,改良种的生产与推广均受到严重破坏。8年抗战期间,日本在江浙沦陷区内实行了蚕种统制,国民政府在浙东山区整合原有蚕业改进力量,继续进行蚕种改良,但由于政局动荡,正常的蚕业生产和经营无法进行,科研活动缺乏应有的条件,改良种不能正规生产,于是,农民自制土种死灰复燃,蚕种改良事业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恢复了蚕种统制,并采取了一些扶持措施,但由于多年战乱的摧残,国民经济近乎崩溃,各家蚕种场规模不大,改良蚕种产量很少,改良事业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显然,农业科技下乡,走进农村,与农民结合还有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