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前前后后（论文文献综述）
杨楠[1]（2021）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权力监督作为权力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关键维度。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强化党内权力监督必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监督机制构建与完善的关键举措与核心环节。巡视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在传承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吸收外来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探索完善的制度安排。因此,厘清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解析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并在巡视制度的百年探索中把握变迁特征、挖掘变迁经验,从而探索符合中国政治实际且与中国政治基因相匹配的更具适用性、有效性和创新性的巡视制度发展路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要使命。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与研究空间,因而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地探讨尤为必要。在明确相关概念和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遵循认识问题、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经典逻辑,重点回答巡视制度变迁“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办”等重点难点问题,从而揭示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事实与基本逻辑。概念界定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明晰话语内涵、厘定论述边界、展开学术论争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清晰厘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地划分巡视制度变迁的历史阶段,并对变迁动因、变迁特征以及路径选择进行分析。通过对制度、制度变迁、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明确本研究中所指涉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含义。此外,理论对于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着重对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进行阐述,从而借鉴相关政治学理论开展研究。准确划分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清晰描述巡视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是解析变迁动因、归纳变迁特征的重要前提。纵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巡视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面貌。具体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1928年制度的生成,1931年制度的更新以及1934年以后制度的逐渐衰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在1955年得到了初步探索,但在1957年以后便日渐停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经历了1996年的制度重建、2004年的制度完善与2009年的制度健全三个主要历程。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也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主要经历了2015年的制度创新和2017年的制度优化两个阶段。在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进行阶段性划分以后,探究历次关键性变迁的动力因素尤为重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生成不仅深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特派员制度的影响,更与应对当时党组织困境密切相关。巡视制度的更新既与当时党组织的外部困境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有关,还与党内巡视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紧密相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可以被视为巡视制度逐渐衰微的关键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高饶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巡视制度的变迁。而1957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以及毛泽东的思想观念变化又成为巡视制度日渐停滞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法制观念与监督观念为巡视制度的重新建立提供了观念支持,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则加速了党内巡视制度的重建进程。此外,重建巡视制度也是中共中央为切实解决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存在的严重腐败与作风问题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此后,巡视制度历经完善与健全,不仅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决策部署有关,也是中共中央为解决巡视实践困境并将有效的实践经验加以制度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巡视制度的创新发展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支撑,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则是关键因素。此外,与巡视制度相关的其他党内法规变革也要求巡视制度进行相应匹配衔接。党内监督条例的修订是巡视制度优化的直接因素,党内存在的政治纪律不强、政治意识薄弱等突出问题则是巡视制度优化的深层动因。在对巡视制度变迁主要历程与动力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从总体视角把握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对审视巡视制度变迁全貌与探寻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都具有重要价值。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功能聚焦性和方式多重性是百年来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具体而言,从制度结构来看,主要表现为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从制度功能来看,主要表现为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两方面特征;从变迁方式来看,主要呈现渐进性、外生性与合意性特征。如何从制度变迁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从而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启迪后人成为制度变迁研究的重要环节。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以及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是未来巡视制度变迁的重要驱动路径,而积极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则是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更加成熟完备、协同高效。
李帆[2]（2020）在《包头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能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针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进一步健全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后,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都得到进一步强化,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便是派驻监督的作用加强,成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力量,也是纪检监察机关对各级党组织与行政单位的“探头”,有效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新党章、规则、监察法等规定了派驻纪检监察组的合规性、合法性及权威性,进一步明确了派驻机构在构建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但派驻机构如何切实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使得派驻监督职能发挥最大化效能,真正体现“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本文通过对我国纪检监察机关基本概念、派驻机构主要职责及角色定位、派驻机构监督职能的具体定位、同时对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能必要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包头市派驻机构监督职能履行情况,具体阐述了包头市派驻机构的当前设置情况、监督职能履职成效,发现包头市派驻机构存在日常监督发现问题不到位、监督方式较为单一、监督与调查处置职能不均衡等问题,之后对产生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派驻机构的管理、设置可能存在问题,进而提出包头市派驻机构要想充分发挥其设置优势,必须着眼于履行好监督这一首要职责,牢牢把握“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定位,坚持问题导向,不搞走马观花式监督的观点。同时,结合包头市实际提出厘清职能定位理顺工作关系、细化相关配套制度、加强派驻机构队伍建设、进一步明确监督内容、创新工作方式提升监督实效等建议,力求全面提升包头市派驻机构的监督效能。
何万婷[3]（2020）在《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奢靡浪费之风是中国共产党着力反对的四风之一,奢侈浪费更是腐败问题的重要表现。这种不良作风不仅会扭曲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侵蚀他们的理想信念,还严重威胁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事关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高度,把严整“四风”作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突破点、反腐倡廉建设的着力点、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与群众基础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着力点,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是党的作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是克服共产党人腐化、防止腐败亡党甚至亡国的重要武器。本文通过收集整理与尚俭戒奢思想相关的理论着作和文献资料,对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进行了归纳总结,其中马克思主义的节约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俭戒奢思想以及党内的先进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形成的理论来源。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形成于国家自然资源、社会财富受到严重浪费、党内外贪污腐败、奢靡浪费等不良风气盛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缺失、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等现实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是在动态中逐渐发展形成的,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尚俭戒奢的相关讲话、着作资料等,总结发现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精神和作风为重要表现形式的尚俭戒奢观,并且在十八大以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充分体现出了它所具有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和这种观念在内容上的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及它所具有的极强的实践性和改变现实的巨大力量等主要特点。得出的启示是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重要力量,更是党进行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深刻体现,党的尚俭戒奢观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常抓不懈”、“保持长效”,在新时代继续弘扬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要以思想教育为基础,继续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为关键,建立长效机制为保证,激发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工作队伍不断提升主动担当的精气神,不断凝聚能够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胡锐[4]（2020）在《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纪律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重要成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反复重申要严明党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的重要机关,责任重大,王岐山作为十八届中纪委书记,在其上任以来就严格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实践,着重解决冗积已久的腐败和纪律问题,舆论对此有着一致的好评。研究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可为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深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是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并借鉴了中共建党以来纪律建设的实践经验及习近平有关纪律建设的论述,又结合了王岐山自身在历史学、政治学、金融学等方面的实践及中央纪委书记的工作经验。研究他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可将主要内容归纳为纪律建设的基本任务、实现路径、监督与保障等三方面。其中,纪律建设的基本任务包含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纪律建设的实现路径包含加强纪律教育,提高党员纪律意识、完善各项制度,坚持依规治党以及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严肃纪律执行等;纪律建设过程中的监督包含重视群众监督、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以及推行派驻监督等,纪律建设的保障则包含法律保障和体制保障两方面。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是对习近平有关纪律建设论述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具有深刻的辩证性、明显的创新性和稳健的务实性等特征。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特质,对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第一,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关内容,如习近平“以问题为导向”的治国理念、“纪严于法”、“打铁还需自身硬”以及“敢于担当”的政治理念;第二,对新时期推进党的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必须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不断健全党内法规制度,科学制定策略方针,有效“防”“治”违纪,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此外,其纪律建设思想在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显着的成效,不仅惩治了大批的腐败分子、树立了党的纪律权威、有效提振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还净化了社会风气,狠刹了歪风邪风,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助力经济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结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对新时期将党的纪律继续向前推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徐浩[5]（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李晨飞[6]（2019）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理路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融合,是我国当前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国家监察制度是上述两套监督制度的结合,二者各司其职,密不可分。党内监督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基础,法律监督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二者在改革历程中的分分合合,是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监督制度发展的关键线索,这一线索构成了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开始,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各自恢复重建,共同应对“经济犯罪”等权力腐败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权力监督制度随之重建。重建权力监督体制的初心,是为改革开放创造安定团结的良好政治局面。在职能划分上,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分别构成这一时期监督制度的“内围”和“外围”。前者负责整顿党内秩序、监督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后者负责恢复国家法制秩序,监督公职人员的违法行为。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各自较为独立,虽在案件管辖上有所区分,但在办案程序上则配合协作。第二阶段:1992年至1997年,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在纪委组织协调下衔接配合的工作体制逐渐展开。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如何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严峻的腐败形势,也逐渐成为突出问题。这一时期权力监督制度发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手段在反腐败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不仅法律监督制度建设发展迅速,而且党内监督也呈现出法治化、规范化的趋势。而在制度设计上,以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将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成为反腐败的重要目的。上述两种思路的交织,形成了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表述的“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的反腐败体制机制。第三阶段:1997年“纪委组织协调”的反腐败体制正式形成后,权力监督制度沿着两条基本线索继续发展:一是加强党内纵向监督;二是完善民主法治。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下,反腐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展开。这一时期权力监督的根本理路与上一阶段相比并没有改变,而是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局部调整。具体来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反腐败工作的难度日益加大,以往的“纪检监察”权力监督体制呈现出左右两难的局面。就法律监督制度而言,司法体系的不完善导致法律监督难以落实,其权威性不足;就党内监督而言,现有的党内监督制度对党内政治纪律的维护能力也需要提高。因此,将法律监督的规范性、专业性优势与党内监督的政治性优势相结合,便能发挥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党的纪委与国家监委合署办公,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逐渐融合,成为十八大以后权力监督体制的新模式。本文研究得出结论,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的“体用互补”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理路。这一理路萌芽于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新时代正式在国家监察制度中充分呈现。这也正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具体落实。
宋明佳[7]（2019）在《新时代党内监督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强化党内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要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新时代加强党内监督,要进一步明确党员在党内监督中的权利和职责,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着力突出监督重点,健全党员监督权利保障机制,不断推进党内监督创新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综合分析法,深入研究了新时代党内监督问题。新时代党内监督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中国历代领导人党内监督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也是结合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做出的回应。通过研究得知,新时代党内监督问题的内涵和基本原则,总结了新时代党内监督的核心主旨,提出了新时代做好党内监督工作的必要性,客观分析了新时代党内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进而明确了新时代加强党内监督的具体措施。新时代党内监督问题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水平和高度,对进一步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薛韡[8]（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开展了刀刃向内、气势磅礴的反腐败斗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机制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主轴贯穿其中,推动了反腐败斗争从“胶着状态”到如今取得“压倒性胜利”,不敢腐的目标已经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历史性成就表明,构建“三不腐”机制成效显着。立足新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望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方的路,进一步研究总结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程和经验,研究凝炼出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这条基本路径是由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性变革和实践成效演进而来的,是对党的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构建“三不腐”机制这条基本路径,是贯通一体的有机整体,是相融相成、相互促进的标本兼治,是一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反腐败斗争虽然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党面临的考验危险和风险挑战依旧长期存在。当前,构建“三不腐”机制在目标实现和作用发挥的程度上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平衡问题,腐败存量和增量并存,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需要以坚韧执着的斗志攻坚克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大战略部署。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要重点在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这“四个方面”统筹把握,以“3+2+1”为基本建构格局一体推进,健全完善惩戒、预防、自律三大运行机制、制度和责任两个保障机制,同时全力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专责作用。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基本路径的生动实践,必将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直至海晏河清。
罗美玲[9]（2019）在《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推进党内监督工作是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渠道。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颁发、落实党的监督制度,完善监督体系,明确监督主体职责,解决“一把手”等监督难题,监督工作取得新进展。当然,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稳步提升党内监督水平,突出监督制度优势是重要课题。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进行研究。认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建设发展历程,分析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主要内容,总结其主要特征和构建原则。针对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存在“制度的体系化程度有待加强”“制度监督模式还未真正成立”“监督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等系列问题,参考国外政党“深入贯彻党的政治纪律”“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紧抓高官清廉自律”等经验做法,提出完善制度的看法。一方面,要从坚定新时代党内监督新站位、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党内监督新观点,两个角度继续深入贯彻新时代党内监督思想。另一方面,就要利用大数据网络全方位把握、发挥巡视利剑全程保驾护航功能、实现派驻机构全覆盖、明晰主体职责引导全员积极行动,从这四个维度“防”“治”兼顾提升监督实效。本文认为,党内监督法治建设是顺应发展潮流,应该继续强化监督主体的法治意识,培育与党内监督制度相协调的法治文化。
王明科[10]（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二、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前前后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前前后后（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理论阐释研究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历史考察研究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实践探索研究 |
| (四)已有研究评析 |
| 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内容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内容结构 |
| 四、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阐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制度概念的界定 |
| (二)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概念的界定 |
| 二、相关理论阐述 |
| (一)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 |
| (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生成:1928 年《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更新:1931 年《中央巡视条例》的颁布 |
| (三)制度衰微:1934 年后《中央巡视条例》逐渐衰微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探索:1955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决定的提出 |
| (二)制度停滞:1957 年后巡视制度日渐停滞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重建:1996 年关于建立巡视制度试行办法的颁布 |
| (二)制度完善:2004 年关于巡视工作暂行规定的颁布 |
| (三)制度健全:2009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主要历程 |
| (一)制度创新:2015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颁布 |
| (二)制度优化:2017 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修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生成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更新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衰微的动力因素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探索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停滞的动力因素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重建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完善的动力因素 |
| (三)巡视制度健全的动力因素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巡视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
| (一)巡视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 |
| (二)巡视制度优化的动力因素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结构科学性 |
| (一)巡视主体日益专职化 |
| (二)巡视对象逐步全覆盖 |
| (三)巡视方法渐趋多元化 |
| (四)巡视程序不断规范化 |
| (五)巡视权责更加一致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功能聚焦性 |
| (一)由多元功能向监督功能聚焦 |
| (二)由多元监督向政治监督聚焦 |
| 三、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方式多重性 |
| (一)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 |
| (二)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外生性 |
| (三)巡视制度变迁方式的合意性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一、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驱动路径 |
| (一)政治权力主体的适应变革 |
| (二)现代政治观念的有效支撑 |
| (三)多元制度体系的匹配衔接 |
| (四)关键时间要素的精准把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的内容指向 |
| (一)推动巡视制度结构现代化 |
| (二)促进巡视制度功能政治化 |
| (三)增强巡视制度执行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包头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能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内派驻机构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 |
| 1.资料分析法 |
| 2.案例分析法 |
| 3.调研访谈法 |
| (四)理论视角 |
| 1.党内监督理论 |
| 2.行政监督理论 |
| (五)研究思路与章节安排 |
| (六)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机构设置与职能定位 |
| (一)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基本范畴 |
| 1.驻派机构的基本情况 |
| 2.纪检监察派驻体制的历史变迁 |
| (二)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职能 |
| 1.监督内容 |
| 2.监督方式 |
| 3.监督对象 |
| (三)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能的必要性分析 |
| 1.加强派驻机构监督职能履行是提升“廉实力”的内在要求 |
| 2.加强派驻机构监督职能履行是加强党内监督力度的重要抓手 |
| 3.加强派驻机构监督职能履行是完善纪检监察体制的有效探索 |
| 4.加强派驻机构监督职能履行是激活制度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 |
| 二、包头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职能的运行实态 |
| (一)包头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基本情况 |
| 1.机构设置 |
| 2.管理方式与运行模式 |
| 3.工作关系 |
| (二)包头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能的实践探索 |
| 1.实现监督全覆盖,进一步显现“派”的权威 |
| 2.结合日常及业务工作,凸显重点监督内容 |
| 3.开展专项检查,进一步实现精准监督 |
| 4.多种监督方式同向发力,确保监督效果 |
| 三、包头市派驻机构在履行监督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包头市派驻机构在履行监督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1.日常监督机制缺位 |
| 2.监督形式“空洞化 |
| 3.业务监督“形式化” |
| 4.职能配置不均衡 |
| (二)原因分析 |
| 1.理念迟滞:派驻机构发展的惯性思维 |
| 2.资源分配:派驻机构人员匮乏严重 |
| 3.权责失衡:驻在部门主体意识缺失 |
| 4.标准缺位:派驻监督依据较难把握 |
| 5.动力不足:派驻机构干部“双重边缘化”造成工作动力不足 |
| 四、进一步提升包头市派驻机构发挥监督效能的措施分析 |
| (一)清晰权责边界:理清工作责任与关系 |
| (二)细化配套机制:多重面向的建构 |
| (三)优化机构队伍建设:从人员到制度 |
| (四)落实“两个责任”:多维立体式的建设 |
| (五)创新工作方式:全过程管理与调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现状的几点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可行性和创新性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4.1 尚俭戒奢观 |
| 1.4.2 作风建设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的理论来源及现实依据 |
| 2.1 理论来源 |
| 2.1.1 尚俭戒奢是马克思主义节约理论的重要内容 |
| 2.1.2 尚俭戒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华 |
| 2.1.3 尚俭戒奢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
| 2.2 现实依据 |
| 2.2.1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需要 |
| 2.2.2 改善党内作风和引领社会健康风气的需要 |
| 2.2.3 培养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坚强意志的需要 |
| 2.2.4 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需要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的形成及内涵 |
| 3.1 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的初步形成 |
| 3.1.1 节省开支助力革命 |
| 3.1.2 严惩奢靡浪费和贪污腐败 |
| 3.2 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的发展 |
| 3.2.1 勤俭建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原则 |
| 3.2.2 群众运动是反奢侈浪费的有效形式 |
| 3.2.3 思想教育是反贪污浪费的重要手段 |
| 3.3 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的丰富 |
| 3.3.1 勤俭节约要贯穿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
| 3.3.2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
| 3.3.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作风建设 |
| 3.4 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的创新 |
| 3.4.1 落实八项规定,弘扬勤俭新风 |
| 3.4.2 整治奢靡腐败,真抓实干重成效 |
| 3.4.3 倡导勤俭为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的主要特点 |
| 4.1 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本质 |
| 4.2 内容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 |
| 4.3 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改变现实的巨大力量 |
| 第5章 新时代弘扬中国共产党尚俭戒奢观的基本路径 |
| 5.1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坚守初心和使命 |
| 5.1.1 理想信念教育 |
| 5.1.2 艰苦奋斗精神教育 |
| 5.1.3 党的纪律教育 |
| 5.2 持之以恒落实八项规定,提高制度和规矩的执行力 |
| 5.2.1 深化八项规定的落地落实 |
| 5.2.2 发挥领导干部率先示范 |
| 5.2.3 强化党内外监督体制 |
| 5.3 着力建立长效机制,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约束 |
| 5.3.1 强化主体责任 |
| 5.3.2 健全规章制度 |
| 5.3.3 创新技术运用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理论渊源 |
| 一、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遵守纪律规矩的思想 |
| 二、吸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有关严明党纪的思想 |
| 三、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纪律建设的思想 |
| 第二节 现实依据 |
| 一、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
| 二、丰富的个人实践经历 |
| 第二章 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
| 第一节 纪律建设的基本任务 |
| 一、以政治纪律建设为首要,使党纪特色更加鲜明 |
| 二、以组织纪律建设为要务,强化组织监督制约 |
| 三、以廉洁纪律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反腐高压态势 |
| 四、以群众纪律建设为重点,提升党员干部服务能力 |
| 五、以工作纪律建设为支撑,推动党内工作作风转变 |
| 六、以生活纪律建设为基础,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
| 第二节 纪律建设的实现路径 |
| 一、加强纪律教育,提高党员纪律意识 |
| 二、坚持依规治党,打牢制度的笼子 |
| 三、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严肃纪律执行 |
| 第三节 纪律建设的监督与保障 |
| 一、纪律建设过程中的监督 |
| 二、纪律建设的保障 |
| 第四节 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主要特点 |
| 一、具有深刻的辩证性 |
| 二、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
| 三、具有稳健的务实性 |
| 第三章 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
| 第一节 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的启示 |
| 一、强化纪律建设,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强化纪律建设,要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
| 三、强化纪律建设,要健全党内法规制度 |
| 四、强化纪律建设,要科学制定策略方针 |
| 五、强化纪律建设,要有效“防”“治”违纪 |
| 六、强化纪律建设,要不断进行实践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理路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改革起步与弱监督机制：“联合办案” |
| (一)党内监督与法律监督框架的建立 |
| (二)“分别管辖”与“联合办案” |
| (三)以弱监督机制汲取改革动力 |
| 二、改革展开阶段的过渡性监督机制：纪检监察体制 |
| (一)“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 |
| (二)法律监督制度的缺陷 |
| (三)纪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
| (四)纪检监察体制的过渡性质 |
| 三、改革深水区与强监督机制转型：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央地关系视角下的腐败问题 |
| (二)两种权力监督进路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结论 |
| (一)法治、改革与党的领导 |
| (二)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的衔接 |
| (三)权力监督体制的历史与未来 |
| 参考文献 |
（7）新时代党内监督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内监督的理论概要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内监督的内涵和基本原则 |
| 一、新时代党内监督的内涵 |
| 二、新时代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内监督的核心主旨 |
| 一、新时代党内监督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 |
| 二、新时代党内监督要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
| 第三节 新时代做好党内监督工作的必要性 |
| 一、新时代做好党内监督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
| 二、新时代做好党内监督工作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治本之策 |
| 三、新时代做好党内监督工作是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内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内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存在“缺位”问题 |
| 二、监督体制存在“失位”问题 |
| 三、监督执纪存在“错位”问题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内监督存在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党内监督意识不强 |
| 二、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 |
| 三、党内监督执行不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加强党内监督的具体措施 |
| 第一节 进一步强化党内监督意识培育与生成 |
| 一、强化“一把手”自警自省意识 |
| 二、强化领导干部组织纪律意识 |
| 三、强化落实“两个责任”意识 |
| 第二节 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建构 |
| 一、推进纪检监察机关完善自身制度建设 |
| 二、加强巡视制度建设 |
| 三、健全巡察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进一步优化党内监督执行方式 |
| 一、创新“互联网”+“政治生态”监督管理模式 |
| 二、建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 |
| 三、完善纪检监察机关“互联网+”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阐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三不腐”机制的理论源泉和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
| 一、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反腐败思想 |
| 二、列宁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中的反腐败思想 |
| 第二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借鉴 |
| 一、以廉治国理政 |
| 二、以廉选吏治吏 |
| 三、以廉修身为官 |
| 第三节 国际反腐败文明成果借鉴 |
| 一、注重道德教育和职业保障 |
| 二、坚持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 |
| 三、发挥法治的引领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
| 一、坚持从思想上建设党 |
| 二、严肃党的纪律 |
| 三、重视民主监督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
| 一、集中开展思想教育和惩治腐败 |
| 二、探索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 |
| 一、始终坚持教育为主 |
| 二、着力强化制度建设 |
| 三、加强权力监督制约 |
| 四、保持惩治腐败力度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代“三不腐”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一节 “三不腐”机制的提出及其必然性 |
| 一、“三不腐”机制的提出过程 |
| 二、“三不腐”机制提出的必然性 |
| 第二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实践进程 |
| 一、构建不敢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二、构建不能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三、构建不想腐机制的主要实践 |
| 第三节 “三不腐”机制的深刻内涵 |
| 一、“三不腐”机制的基本内容 |
| 二、“三不腐”机制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三、“三不腐”机制的实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时代构建“三不腐”机制的成效和经验 |
| 第一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显着成效 |
| 一、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
| 二、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 |
| 三、人民群众信任支持提升 |
| 四、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
| 五、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
| 第二节 构建“三不腐”机制的重要经验 |
| 一、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
| 二、政治统领和全面推进相统一 |
|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融合 |
| 四、抓住少数和管住多数相并重 |
| 五、自我革命和加强监督相协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一、腐败存量和腐败增量并存 |
| 二、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还未严丝合缝 |
| 三、涵养自律意识的土壤尚未完全厚植 |
| 第二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面临问题的影响因素 |
| 一、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复杂 |
| 二、党自身结构变化带来多重影响 |
| 三、党内政治生态改善存在薄弱环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考量 |
| 第一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价值导向 |
| 一、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题中之义 |
| 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
| 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 |
| 四、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根本要求 |
| 第二节 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基本考量 |
| 一、传承经验和改革创新有机结合 |
| 二、重点突破和集成联动齐头并进 |
| 三、内在活力和外部动力同向发力 |
| 四、常态效能和长效机制并驾齐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新时代深化构建“三不腐”机制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完善健全三大运行机制 |
| 一、强化以惩治震慑为重点的惩戒机制 |
| 二、健全以监督制约为重点的预防机制 |
| 三、完善以教育引导为重点的自律机制 |
| 第二节 强化制度和责任保障机制 |
| 一、持续强化制度保障机制 |
| 二、严格落实责任保障机制 |
| 第三节 发挥纪检监察机关专责作用 |
| 一、始终坚守政治机关定位 |
| 二、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
| 三、打造一支纪检监察铁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一、主要研究内容 |
| 二、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第二章 主要概念界定和研究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主要概念界定 |
| 一、监督 |
| 二、党内监督 |
| 三、党内监督制度 |
| 第二节 研究基础理论 |
| 一、权力监督制约理论 |
| 二、马克思政党建设理论 |
| 第三章 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初步创建阶段(1921-1949) |
| 一、严格监督规定的提出 |
| 二、设立首个党内专门监督机关 |
| 三、党内监督制度初具雏形 |
| 四、党内监督机制逐渐形成 |
| 第二节 曲折发展阶段(1949-1976) |
| 一、建国前后：成立专门监察机关(1949-1956) |
|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监督的曲折发展(1956-1966) |
| 三、“文革”时期：党内监督陷入停顿状态(1966-1976) |
| 第三节 恢复重建阶段(1976-2012) |
| 一、纪检纪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
| 二、领导体制的确立发展 |
| 三、党内监督具体制度建设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主要内容 |
| 一、健全党内监督体系 |
| 二、监察体制的“新”变革 |
| 三、落实“两个责任”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的构建原则 |
| 一、坚持党的核心领导 |
| 二、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 |
| 四、党内平等原则 |
| 五、党内外监督结合 |
| 第三节 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的主要特征 |
| 一、监督内容突出作风建设 |
| 二、监督对象突出“关键少数” |
| 三、监督方式注重党内生活 |
| 四、监督问责机制再度强化 |
| 第五章 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评析 |
| 第一节 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一、制度的体系化程度有待加强 |
| 二、制度监督模式还在完善之中 |
| 三、监督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 |
| 第二节 国外党内监督制度经验 |
| 一、深入贯彻党的政治纪律 |
| 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 |
| 三、紧抓高官清廉自律 |
| 第三节 新时代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的路径选择 |
| 一、深入贯彻新时代党内监督思想 |
| 二、防治兼顾提升监督实效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趋向 |
| 第一节 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 |
| 一、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 |
| 二、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与实践要求 |
| 第二节 党内监督法治化 |
| 一、强化监督主体的法治意识 |
| 二、培育党内监督法治文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前前后后（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变迁研究[D]. 杨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2]包头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履行监督职能问题研究[D]. 李帆.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中国共产党的尚俭戒奢观研究[D]. 何万婷.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4]王岐山党的纪律建设思想研究[D]. 胡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6]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在理路探析[D]. 李晨飞.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7]新时代党内监督问题研究[D]. 宋明佳.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9(01)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三不腐”机制研究[D]. 薛韡.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新时代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研究[D]. 罗美玲. 华侨大学, 2019(01)
- [10]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