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分析人物形象，是文学鉴赏的一个重要方面，正确评价人物，有利于学生提高认识水平，培养创新能力。但是多年以来，由于政治思想、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习惯于简单化的分析：是英雄，就“高、大、全”；是坏人，就十恶不赦。笔者认为，在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结合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辩证分析人物形象，尤其是在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能力的今天。
选自《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的《毛遂自荐》，建国以来多次选入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或读本，笔者发现，教材、教参的编者及多数语文教师对毛遂形象的分析不够辩证，只看到了毛遂“闪光”的一面，而忽视了他“灰暗”的一面，他们的分析，不能令学生心悦诚服。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毛遂的形象作一番再认识。
诚然，毛遂身上确有许多闪光的东西。秦兵进围邯郸，平原君率领门客到楚国去说服楚王订立联合抗秦的盟约，如果用和平手段不能成功，他们将使用武力要挟楚王，因此这次出使具极大的冒险性，而此时毛遂挺身而出，足见其爱国与义勇。当平原君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但毛遂在他门下做了三年门客，“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为由拒绝毛遂的自我推荐时，毛遂反驳道：“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足见毛遂的自信、善辩和见识高远。“面说楚王”一段是毛遂的重头戏。首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楚王傲慢无礼的原因，并以性命相要挟制住楚王傲气，足见其智与勇。接着，针对楚王惧秦心理摆事实，讲道理，为楚王鼓气，并用秦将白起一再欺辱楚国的事实，晓之以利害，激之以“怨”“羞”，这些，无不表现出毛遂雄辩的口才和敏锐、深刻的洞察力。最后，待楚王心动，再来一句“吾君在前，此者何也”，使楚王认识到自己的傲慢态度是错误的，从而维护了赵国尊严，这说明，毛遂具有一定的斗争艺术。善于抓住有利时机，牢牢控制局势，也是毛遂外交艺术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在楚王同意订约，毛遂立即趁“势”打铁，“定从于殿上”的情节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但是，毛遂身上灰暗的一面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方面，教材教参的编者及教师不应回避。
当楚王、平原君、毛遂歃血订约之后，原文有这样一段话：毛遂左手持盘，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血于堂上。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这段话，尤其是其中的语言描写，至少能说明以下四点：
（一）毛遂不能正确看待自己在这场外交斗争中的作用，狂妄自大。谁都知道，外交上的成功，个人因素固然重要，但决不是全部。赵与楚订约成功，至少有以下原因：①唇亡齿寒，利害一致。②赵国虽在两年前的长平之战遭受重创，但仍有一定实力，有联盟的价值。③平原君为盟约的签定付出了巨大努力——出使前，平原君亲自挑选随从，并制定了“使文能取胜则善；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的正确策略；谈判中，“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虽“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但对于楚王来说，联赵抗秦是一项重大决策，犹豫再三理所当然。④以毛遂为代表的“有勇力文武具备”的二十位食客门下的共同努力。这些，按理说，毛遂应该明白，但他却说“十九人”是“因人成事者”，把成功完全归功于已，这只能说明毛遂不能正确看待自己所起的作用，狂妄自大。
（二）过强的个人炫耀欲压倒了对赵国荣誉的爱惜。我们知道，在外交场合，外交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本国的形象与尊严，毛遂在楚国殿上当着楚国君臣的面指责自己的同事“碌碌”，这不是在丢赵国的脸，出赵国的丑吗？过强的个人炫耀欲压倒了对赵国荣誉的爱，这也是毛遂外交上尚未完全成熟的标志之一。
（三）毛遂不能用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处理上下级关系。“十九人”是平原君亲自挑选出来的，现在毛遂当着楚国君臣的面指责十九人平庸无能，这不等于在骂平原君有眼无珠？平原君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也算是一位不错的伯乐。如此贤明的上级在用人方面偶有失察，提出批评甚至给予指责当然是可以的，但不应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以这样的方式方法进行。
（四）毛遂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处理同事关系。毛遂之所以有机会面说楚王，离不开“十九人”的共同推举——“先生上！”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因为十九人见事情迟迟未决，内心着急却又一筹莫展，不得以而推举毛遂；或者理解为他们此时正想看看毛遂到底有什么本事。但机会终归是大家给的，对此，毛遂不但没有一言半句感谢之辞，反而高高在上地教训同事“碌碌”，“因人成事”。这种处理同事关系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恭维。
综上所述，毛遂虽有英雄的气概，却又有小人的某些特点，虽有外交才能，却又没有完全成熟，以前我们将毛遂定格为完美无缺的英雄式外交家，失之偏颇。
文字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是多侧面，立体化的，而我们教材、教参的编者和部分教师常常有意无意地强调人物的一些方面，而忽视了人物的另一些方面，这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强调正面，忽视反面。例如，说《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的信陵君具有礼贤下士的谦逊作风和急人之困的义勇精神是没错的，但对其中的“义勇”应作辩证分析，试想：为了所谓的“高义”、“急人之困”之名以及自己的在赵国作平原君夫人的姐姐的安危，竟然盗取国君兵符，椎杀老将晋鄙并率其军离境，这种做法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真的值得完全肯定吗？又如，《荆轲刺秦王》中的荆轲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在国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这种不避艰险的精神和气概是值得称道的，但他只知逞匹夫之勇，不懂得一人之力难挽狂澜则不可取。
（二）强调反面，忽视正面。例如，说《雷雨》中的周朴园残忍、冷酷、自私、贪婪、虚伪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只看到这些就不客观、不全面，因为他的人性尚未百分之百地泯灭：他对侍萍的怀念虽然是廉价的，但不能说没有几分真诚；他先后四次拿支票给侍萍，也不能完全理解为“逃避谴责”“买平安”“保名誉”，确有弥补罪过的动机。又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虽然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但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沙皇卫道者”就有些偏颇，这种说法忽视了别里料夫形象中的另一面：他自己也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受害者，他整天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直到生命的终结；虽然他看不惯生活中的新事物，但他的动机是怕别人因闹出乱子而吃亏，包含有善意的因素。再如，《项琏》中的玛蒂尔德爱慕虚荣，追求享乐固然不可取，但丢失项琏以后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守信，她的“英雄气概”，她的刻苦耐劳是难能可贵的。
从上面对毛遂、信陵君、荆轲、周朴园、别里科夫、玛蒂尔德的分析评价中可以看出，坚持用辩证的观点研究人物，常常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性格因素，从而打破那些长期以来因种种偏见而形成的性格定论，而这一过程，也正是提高学生认识水平，培养创新能力的过程。
重庆市云阳外国语实验学校朱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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