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随着社会各界对慈善行为的关注,引发了慈善行为急需法律调整的呼声;与这一呼声相对应的是,《慈善事业促进法》的草案至今仍未面世。呼声的高涨与立法的慎重态度,更加说明在法治日盛的当今,人们在考虑对某一社会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时,更多地要考虑到法律介入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对慈善行为的规范中,法律究竟要承担起何种角色,才能使得善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是法律在面对慈善行为时应该谨慎对待的。本文正是针对当前社会各界呼吁出台一部对慈善行为进行调整的法律之热点,又针对慈善行为本身具有的善的本质,指出法律对慈善行为的调整要把握在一定的限度内,提出法律在不伤及善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保护善。本文的目的是从对慈善行为法理学的分析中,得出法律在调整慈善行为时所应把握的度,对社会当前出现的慈善立法之热点问题从法学角度给出理性的回答。结合实际案例,加以法律制度建议,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法律之困境,弥补法律之空白。在对法与道德的探问中,本文并没有空洞地论述法与道德的关系,而是在以具体案例为依托的前提下,提出了法与道德的张力,建议法律在保护善、鼓励善的初衷下进一步规范善。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也是本文主要旨意所在。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大量慈善行为,包括个人的、民间团体的以及政府的,这些慈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其在日益变化的社会中突显的矛盾使得法律束手无策,或是法律无法调整,或是运用法律调整不当。面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提出解决办法,以使得法律走出进退两难的境地。论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从何为善切入,引出本文对慈善行为的界定,以慈善行为广义之范畴,将扶贫、救灾、收养等行为统纳入慈善行为。第二部分提出当前中国法律对慈善行为调整的不足,分别从两方面说明法律在调整慈善行为时对善的伤害:一是法律过多地介入慈善行为,这将导致法律与道德这一根本问题的冲突,进而使本应由道德管辖的善受到法律的伤害;二是法律过少地介入慈善行为,任由慈善行为靠道德约束,这也会导致慈善行为本身存在的弊端而致使善受到伤害。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第三部分得出结论:法律在调整慈善行为时究竟应把握何种度。首先从原则上指出,法律不能强迫人行善,法律要为慈善行为提供程序保障,也要提供利益引导。其次本文试图在具体法律制度框架中给出一些对策性的立法建议。在具体对策建议中,本文将法律的视角分成三个方面:对个人慈善行为,法律应更加注重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在当前倾向保护受善者的利益时,法律应同时强调对施善者的关怀。对民间慈善组织的慈善行为,法律应采取规范之态度,从组织的组成与运作,到其慈善目的的实现,都应由法律予之规范。对政府机构的慈善行为,法律则应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不仅约束政府机构中个人的权力范围,杜绝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更应该以法律引其进入国际化轨道,使中国的慈善行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并得以传播。最后本文又提出了注重在法律中建立慈善行为效果评价体系,对个人、对群体的慈善行为,法律应持何种评价,尤其是是否考虑慈善动机。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了法社会学的研究进路,对社会中出现的热点问题——慈善立法进行法理学的分析,从法理学的层面对现象背后的原因加以解析,又从具体法律制度层面给出解决对策。本文在具体的分析上也是结合社会热点案例进行的,如举出洪战辉收养女弃婴、全国首例受助不感恩案、美国妈妈状告中国母亲案,对这些社会现象的剖析使得本文情理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社会现象与法学理论结合是本文最大的研究特色。在具体分析法律可能伤及到慈善行为中的善时,本文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过多地介入慈善行为,二是法律过少地介入慈善行为,进而对两种现象综合分析得出其中原因:法律与道德间的张力使然。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突破是将解决问题的对策从理论与具体制度架构一并提出,从法理上提出法律介入慈善行为应把握的度,从制度上提出法律介入慈善行为的技巧。在资料的引用中,本文借鉴了中外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对当前的最新著述也给予了关注,并且借鉴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以附录形式附于文后)。本文对法律主体的关注也细分成了个人、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三方,进而将慈善行为的主体分成个人慈善行为、民间组织慈善行为、政府机构慈善行为三种,分别提出法律在调整各类慈善行为时应把握的度。在综合上述分析后,本文得出了如下结论:法律在调整慈善行为时介入的度影响着慈善行为效用的发挥,过多与过少地法律介入都不利于慈善行为的进行,都会伤及到慈善行为本身的善。法律在调整慈善行为时要把握好其介入的度,即不能过多地介入,也不能过少地介入。法律在不强迫人行善的前提下,要为慈善行为提供程序保障和利益引导,以便保护善、激励善。对个人、民间组织及政府机构所做出的不同的慈善行为,法律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加以保护、规范及约束。唯有法律达到上述标准时,才能在调整慈善行为时更好地发挥法律之应有作用,也才能保护慈善行为中的善,使其免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