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摘要：四川幅员辽阔，全省流动人口及常住人口中包含所有的56个民族，省域内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州是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是典型的藏汉杂居区。杂居区居民虽然风俗习惯有所不同，但实现了总体上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对四川省汉藏民族聚居社区民族交往特点进行研究，可以从理论层面将民族存在、民族过程和民族关系等抽象意识理性分析，丰富对民族交往认识的维度，推动汉藏民族交往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汉藏杂居社区民族交往主观因素客观环境
一、四川多民族杂居概况
四川幅员辽阔，全省流动人口及常住人口中包含所有的56个民族，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少数民族近500万人，广泛地分布在四川省各个地区，多民族杂居情况尤为明显。其中四川境内的藏族主要分区于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州是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但是为了开发当地资源迁入了大量的汉族人口众多，形成典型的藏汉杂居区。我国实行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所以杂居区居民虽然风俗习惯有所不同，但实现了总体上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二、藏汉杂居社区民族交往特点研究
民族存在、民族过程和民族关系的普遍认识或意义是相对抽象的概念，需要借助哲学思辨思维，对其存在及发展变化的脉络进行挖掘得出相对理性的分析，更好的理解民族交往的内涵。基于对川内主要汉藏杂居社区的田野调查，笔者将对民族交往的认识维度进行哲学角度上的思辨与诠释，从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视角出发，研究汉藏杂居社区民族交往的特点。
1、差异性与共享性
差异性是指在民族交往中各民族表现出来的各自特点。具体表现在：第一，每个不同的交往主体和不同的交往形式各有其特殊性。第二，马克思主义民族概念中所提出的差异之一，即经济生活方面的差异；第三，民族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迥异、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也是差异性内容。单纯的民族地区往往发展相对缓慢，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同时，无论是单一民族聚居的民族地区还是多民族杂居的民族地区内部发展大多呈现不均衡的状态，出现了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经济社会结构不协调等问题。
民族个体日常生活中，在服装、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方面，各民族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藏、羌、汉三族的民族个体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本民族的核心精神，在宗教信仰方面，各民族之间并没有出现互相渗透的现象，差异性仍是藏汉杂居社区民族交往的重要特点之一。
这种差异性引发了藏汉杂居社区民族交往的另一重要特点，共享性。因差别而彼此吸引，这是交往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民族交往的共享性，就是特指在饮食、建筑、节日习俗等方面表现出的公共享有性，这种共享性的价值或意义，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之上。在藏汉杂居社区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已经融入了大量的汉族文化为主流的社会生活元素。汉族的生活圈里，随处可见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服饰、音乐等，他们求同存异，各有千秋。受杂居现状及历史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文化方面，不同的民族彼此交叉，在不同的时期，逐步形成了更广泛、更复杂，更深入的交叉网络。
差异性即独特性、原生性，共享性是公共性、普遍性，差异性决定共享性，没有差异性就没有共享性。共享性对差异性具有反作用，一方面，共享性能够保护差异性；另一方面，共享性也可能破坏差异性。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发生转化，因此，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应该注意维护、保护差异性，发展共享性，即求同存异。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建立在差异性基础上的。关系，即差异的关系，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处理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好民族与自然、民族与社会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好民族内部的各种关系，这样才能使民族走上全面协调发展的轨道。
2、历时性与共时性
历时性是交往过程的纵向而言，意指民族交往是一个由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构成的静态概念，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族交往活动是民族史的重要载体，交往活动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互动、调适与重构过程中实践着民族交往。历时性揭示了民族是一种主体性存在。以四川省理县甘堡乡为例，当地嘉绒藏族在历史进程中受汉族影响，不断融合，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其所必需的劳动技能必然通过传授学习来获得，这种传授与学习是相互的，更重要的是这种传授和学习是代代相传的，是交往的重要方面，也是交往活动历时性的体现。
从纵向时间上看，藏汉杂居社区具有历史性的特点，在横向交往面上，共时性成为汉藏杂居社区的特点之一。共时性最早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对神秘现象的一种解释，关注的是“有意义的巧合”。从交往意义上理解，共时性是就交往的横向，体现空间与地域的特点。同时进行的活动发生在同一个交往的动态过程中，并同时在对方身上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
共时性与历时性，分别从动态与静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藏汉杂居社区社会结构及其形态，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同种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经济社会运动的过程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又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很好的体现了藏汉杂居区域内的民族交往过程。
3、共生性与涵化性
民族交往的共生性是各民族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命运关系。“这里提出的‘共生’，不是各民族或族群间老死不相往来的消极的共存，而是与之区别的积极的共存并且是高级的形态。体现在民族关系上的‘共生’，是‘我族’向‘他族’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是民族间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拥有相对自由活动和彼此参与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合。同时，‘共生’理念的提倡能够带来社会整合的积极意义。”
在民族现状与社会竞争的背景下，藏汉杂居社区中普遍处于优势一方的汉族具有相当的自我牺牲觉悟，也正是这种对“共生”的决心，获取了相对处于弱势一方的藏族人民的信赖，使之对生存方式本身的自我变革保有积极态度。其次，在藏汉藏杂居社区中，各民族都不强求对方遵从现成的共同体的价值观，也不片面强调“和谐”与“协调”，并不强迫社会关系走向同质化方向，而是在承认种种不同的“共存”基础上，树立新的结合关系。最后，在以“独立”为内容的基础上相互依靠，尝试在平等与公正的基础上建立透明的公开的决策过程，以达到一种制度保障。
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积极的“共生”的状态，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笔者发现这是一个民族交往的涵化过程。民族交往的涵化性意指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的文化变迁，通常是通过接触和传播，即通过外部力量使民族交往的过程呈现出某种改变的特性。这种改变体现在：（一）文化之间的文化特质的传递（即传播）。“接受文化一方的成员可以选择接受或是拒绝。结果一般都是接受了一些特质而拒绝了另一些特质。那些被传递的特质在被传递过程中，经历了文化间作用系统中接受一方的估价和转换，这些估价和转换与接受一方文化的价值系统有密切关系。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选择，决定取舍。”（二）文化的结合。“涵化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一个文化接受的过程。特别是在没有压力时，涵化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一个文化系统可能资源或被抛弃一些原有的特质，又由于传入新的特质而得到补偿。”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产生许多变化之外，还有创造的过程，这就是本文化系统中的特质与外来的特质相结合，或者说新的文化特质加入原有的体系中。
涵化是过程，共生是状态，过程中体现状态，状态靠过程来完成。涵化是文化层面的，共生是社会层面的，民族交往既是共生性的社会存在，又是涵化性的变迁过程。现代化的今天，一个社区是否和谐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的协调，而是深入到文化层面，体现为文化的和谐。和谐社区的构建，实际上也是为具有各种不同利益、不同文化观念的群体建造一个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平台。如今，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再一次与周边文化冲撞、融合，从而构成一个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和谐社区。
三、结语：
对四川藏汉杂居区民族交往特点的探究，力求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现在依旧尚未解决的藏汉杂居区问题提出新见，力求能够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力求提出较为科学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完善现行有关杂居区研究的学术理论体系；同时，笔者也希望以此唤起社会公众对多民族杂居问题的关注，为我国民族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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