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对先秦典籍中引《诗》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和研究,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为中心,探讨了先秦史书中的引《诗》情况。第一章,《左传》引《诗》数量是先秦典籍中最多的,达266处(次),其中的“君子曰”引诗,实际上开了著述引诗之先河。《左传》引诗的分期研究,反映出春秋政治经济和文化文艺思想与引《诗》活动的相互影响。《左传》引诗的分类透视,可以说明春秋时期,人们对雅诗和颂诗的熟悉程度和乐于引用的兴趣,远在风诗之上。《左传》引诗者的国别、身份研究,反映出地域环境、文化水准等对引诗活动的影响。《左传》引诗场合分析,全方位地透视出《诗》在春秋时期的运用情况及其功能:《诗》是作为一种具有伦理或法律规范效用的“公理”而被称引的,再确切一点说,就是作为“礼”而被运用的。《左传》引诗的效果定位,侧重于从听诗者的角度来研究《诗》在当时的接受情况。其中引诗义与诗本义的对比研究,反映了人们接受意识的自觉性,以及对《诗》进行重新阐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章,《国语》引诗37处(次),本文通过引诗的分期、分类、引诗者的国别、身份、引诗场合、效果等角度的研究,全面细致地梳理了《国语》引诗的风貌。并特别指出,公元前967年祭公谋父引诗劝谏周穆王,应该是先秦引《诗》史上的第一例引《诗》。《国语》所记载的一些引诗活动虽然在《左传》中也有所记载,但《国语》所记更为完整、详细,这当与其长于记言的特点相关。第三章,《战国策》引诗计7处、9次,其引诗目的具有一个共同趋向:为自身的观点或利益服务。在这一共同目的的左右下,其引诗的特点有二:1、引用的全部是具体的诗句;2、引诗时常常辅以历史事实,以增强说服力。第四章,《左传》、《国语》、《战国策》引诗综论。这三部史书中的引《诗》相比较,前两者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时期的引诗情况,后者反映了战国时代的引诗情况。在“尊王攘夷”的春秋时期,赋诗言志之风兴盛,《诗》成为重要的外交工具之一。而在众暴寡、强凌弱、大并小的战国社会,《诗》在政治、外交中的地位下降,为纵横策士们所轻视。中编是先秦儒家典籍引《诗》研究,主要探讨了《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孝经》中的引《诗》现象及其各自的特点。第五章,《论语》引诗、论诗、解诗计19处。孔子主要从用诗的角度,强调了《诗》的社会作用,把《诗》推向了社会。孔子的诗学观念以“礼”为核心,强调《诗》的政治、伦理功用。第六章,《孟子》引诗共37处,其中有26处都是引《诗》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诗学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儒家的诗学体系。其引诗呈现出“以诗为史”的特点。第七章,《荀子》引诗83处,涉及《诗》篇目47篇,且喜引雅、颂。其引诗时常用的格式:一是先陈述自己的观点,再引诗,也即引用圣人之言来表明自己观点的绝对真理性;二是先引诗,再解说自己对《诗》中圣人之志的理解。其引诗灵活多变,都是为阐明自己的观点、学说服务的。第八章,《礼记》引诗共计140次,涉及《诗》篇目64篇。本文通过引诗分类、功能定位等角度,对《礼记》引诗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从中梳理出《礼记》之诗教观。儒家把《诗》、乐、舞当作推行礼法的工具,而《礼记》引《诗》则反映了儒家对《诗》的推崇以及《诗》所发挥的理论依据功能。第九章,《孝经》全书十八章,约一千九百余字,但有十章都引用了《诗》,共计引诗10次,引用比例也很高。《孝经》引《诗》反映出,《诗》成为儒家所信奉的圣典,成为其论证孝道思想的理论依据。第十章,先秦儒家典籍引《诗》综论。儒家典籍引《诗》在总体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引《雅》、《颂》,较少征引《风》。这种状况表明,在儒家学者的眼中,《雅》、《颂》的地位似乎更高,而《风》的地位则相对较低,这可能与《风》多是民间土歌,而《雅》、《颂》多是王朝乐歌有关。下编是先秦非儒家典籍引《诗》研究,主要探讨了《晏子春秋》、《墨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各自引《诗》的特点及其意义。第十一章,《晏子春秋》一书引诗16处、24次,其特点是:书中的引诗以晏子引《诗》为主,《诗》主要作为晏子论说自己的礼治、德治、仁政以及民本思想的依据,增强了劝谏的说服力,引诗义与诗本义几乎都相符,可见《诗》发挥着充当理论依据的功能。第十二章,《墨子》引诗11处,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墨子引诗具有平民化的倾向,重视诗的实用性,对《诗》的推崇度没有儒家那么高,只是“不得已而用之”。这反映出墨子毕竟受过儒家思想的浸染,这种潜意识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再者,《诗》在当时士人,乃至上层统治阶层中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已经被广泛称引,具有了一定的权威性,人们对《诗》有一种普遍的认同感,这是墨子难以漠视的。第十三章,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庄子》中的引诗只有1次,且征引的仅是一首逸诗。《庄子》引《诗》、说《诗》,代表了当时道家对《诗》的认识。《庄子》中的引《诗》、说《诗》者,都是以儒家的身份出现的,这说明庄子并非引《诗》言志,援《诗》说理,而只是借《诗》来反讽儒家的礼义道德,《诗》几乎成为道家攻击儒家的武器和手段。第十四章,《韩非子》引诗5处,代表了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对《诗》的批判态度。《韩非子》中的引《诗》基本上都是借他人之口引《诗》,然后由韩非子对所引之《诗》的思想加以否定。因为《诗》是儒家推崇的典籍,承载着儒家治世的观念、学说,所以韩非对《诗》的批判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反驳和斥责。第十五章,《吕氏春秋》引诗16处,代表了杂家的思想,其引诗特点主要是:1、作者引用诗文以说明问题、阐释事理,论证自己的观点:2、记载前人之赋诗、诵诗的史料。《吕氏春秋》杂糅了各家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因此对《诗》采取了比较推崇的态度。第十六章,对《尸子》、《尹文子》、《管子》和《子华子》等典籍中的引诗情况进行了统计和简要分析。第十七章,先秦非儒家典籍引《诗》综论。非儒家典籍引《诗》、说《诗》,反映了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以及《诗》在当时被接受的情况。从《晏子春秋》、《墨子》到《庄子》再到《韩非子》,表现出对《诗》由较为肯定、推崇到越来越强烈的贬斥、冷漠态度,但到了《吕氏春秋》,由于战国末年各家思想的合流,《诗》的地位又重新上升。这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儒家《诗》经学化的演进轨迹。通过先秦典籍引《诗》研究,对《诗》的功能及其经典化过程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