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乳腺癌广泛转移1例（论文文献综述）
何雨爽,高欣怡,吴洁蓉,潘晨曦,李学璐,马振海[1]（2021）在《男性乳腺癌临床特征及诊治：附35例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与目的:男性乳腺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一般确诊时分期较晚,预后差。目前其治疗上多参照女性乳腺癌。笔者通过对男性乳腺癌的病例的回顾分析,探讨该病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法:回顾分析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于2003年3月—2019年6月收治的35例男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特点、病理特征、治疗及随访情况。结果:全组患者就诊时均无远处转移,中位年龄65岁,主要临床表现为无痛性乳房肿块,所有患者均接受了手术治疗,仅2例（5.7%）患者接受了部分乳腺切除术,其余均接受全乳房切除术或更大范围的手术。18例（51.4%）接受了辅助化疗,4例（11.4%）接受了辅助放疗,17例（48.6%）接受了辅助内分泌治疗。30例（85.7%）术后病理诊断为浸润性导管癌。全组均获得随访,5年总生存率83.4%。结论:加强对男性乳腺癌的认识,做到早期诊断,并进行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非常重要。男性乳腺癌的诊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规范。
郭瀚荫[2]（2021）在《乳腺癌前哨及前哨后淋巴结引流解剖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据最新数据统计,乳腺癌的发病率已成为当今全球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且呈年轻化。乳腺癌患者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是肿瘤的复发和转移。乳腺癌最常见的转移方式是淋巴转移。腋窝淋巴结清扫术（axillary lymph node dissection,ALND）是评估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状态的金标准,但是它也会给患者带来很多短期及长期的术后并发症,以及心理上的负担,降低患者术后的生存质量。当下,前哨淋巴结活检术（sentinellymphnodebiopsy,SLNB）已经成为治疗早期乳腺癌的常见手术方式,它与ALND的患者在预后上无明显差异,并且很大程度上减轻了ALND所带来的并发症。但其发展时间较短,在很多方面依旧没有国际上的标准,在很多方面依旧需要深入研究探讨,包括切除前哨淋巴结的个数,降低SLNB的假阴性率及提高准确率等,这些都会影响患者的局部复发和预后,还有增加术后并发症的风险。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1-2个前哨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阳性的患者若不行ALND,也可获得同样的预后。目的通过精准解剖出淋巴引流途径来降低SLNB的假阴性率、提高准确率,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并研究前哨和前哨后淋巴结（post-sentinel lymph node,poSLN）的临床意义,它们是否能共同代表整个腋窝淋巴结的病理状态,在不影响患者复发率及总生存率的前提下减少非必要淋巴结的切除。资料与方法本研究收集了从2016年9月至2021年2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乳腺外科诊断为乳腺癌的患者资料,共474例,腋窝均行SLNB或ALND。术中使用亚甲蓝（methyleneblue,MB）和吲哚菁绿（indocyaninegreen,ICG）双示踪剂,在红外显像仪的辅助下精准解剖出淋巴管及前哨和前哨后淋巴结。比较术中发现poSLN的患者和没有发现poSLN患者在临床特点方面的不同,应用卡方检验分析患者是否能检出poSLN与临床特点的相关性。并计算SLN和poSLN共同的代表腋窝淋巴结病理状态的准确率、假阴性率、灵敏度、特异度。结果在474例乳腺癌患者中,334例SLNB,130例行ALND,通过行ALND的患者的数据计算,本研究的手术方式SLNB的假阴性率为7.7%,准确率为95.4%,灵敏度92.3%,特异度100%。在474例患者中,有133例术中发现poSLN,341例患者未发现poSLN,poSLN的检出率为28.1%。患者能否查出前哨后淋巴结与月经初潮年龄（P=0.031）、乳腺既往手术史（P=0.021）、肿块可否触及（P=0.000）、肿块距乳头距离（P=0.033）、肿块大小（P=0.011）、有无钼靶肿块影（P=0.003）、ki67（P=0.040）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术中发现poSLN的133例患者中,55例行ALND,排除5例不符合SLNB适应征的患者,此次对SLN和poSLN共同评估腋窝淋巴结状态的研究中,假阴性率为15.4%,准确率为96%,灵敏度为84.6%,特异度为100%。结论在行SLNB时,通过示踪剂精确的解剖出引流的淋巴管,能准确识别真正的SLN,可以降低SLNB的假阴性率,提高检出率。SLNB时没有必要切除poSLN,这不会影响SLNB的假阴性。若SLN为阳性时,可切除poSLN并送检,若poSLN为阴性可避免行后续的ALND,若poSLN为阳性再行ALND。但不是在每一位患者手术中都能找到poSLN,可能与患者的月经初潮年龄、乳腺既往手术史、肿块所在象限、肿块是否可触及、肿块距离乳头的距离、肿块大小、钼靶肿块影、ki67等因素有关。淋巴结的示踪技术依旧需要在未来继续研究并提高。
李沫[3]（2021）在《HER2阳性乳腺癌术后辅助及新辅助双靶治疗的观察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属于HER家族,HER2的活化激活下游一系列复杂的信号转导通路,进一步调控肿瘤细胞的增殖存活以及迁移,被认为与肿瘤的侵袭性及不良预后有关。大约15-20%的乳腺癌患者中HER2存在过表达,HER2阳性是乳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一个独立指标,HER2阳性乳腺癌较阴性相比,恶性程度更高,更易复发转移,患者无病生存期及总生存期更短,整体预后更差。自曲妥珠单抗之后,多种抗HER2靶向药物的上市已显着改善了 HER2阳性乳腺癌的治疗现状及预后。2019年3月30日,帕妥珠单抗正式在中国内地上市。帕妥珠单抗与曲妥珠单抗均与HER2的胞外结构域结合,抑制HER2与其他HER受体的异二聚化,但结合部位不同,两者联合具有协同作用。多项临床研究表明,无论对于伴有高复发风险（如激素受体阴性、淋巴结阳性等）HER2阳性术后早期乳腺癌患者、拟行术前新辅助治疗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还是对于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患者而言,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的双靶治疗均观察到很好的疗效。帕妥珠单抗的常见不良反应为腹泻、中性粒细胞减少及心脏毒性等,临床可控,但与单靶治疗相比,双靶治疗可能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本文旨在分析帕妥珠单抗国内上市后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行术后辅助治疗及术前新辅助治疗的靶向治疗方案选择及可能的原因、单靶及双靶治疗疗效、不良反应及其对比,分析目前帕妥珠单抗联合曲妥珠单抗双靶治疗临床应用情况及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情况,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研究方法本研究收集并纳入了 2019年3月至2020年9月期间,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进行术后辅助或术前新辅助靶向治疗的非晚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收集其一般资料、临床病理、疗效预后及不良反应等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随访结束日期2021年2月28日。入选标准:通过我院术前活检或术后病理证实为乳腺癌,且免疫组化或FISH检测证实为HER2阳性;术前或术后应用曲妥珠单抗单靶或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双靶抗HER2治疗,无论联合何种其他治疗方案。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将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平均值及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资料以频率、百分比表示。对分类变量的组间差异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秩和检验,对分类变量间连续变量的差异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单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临床病理因素与观察指标的关系。P值<0.05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截至随访结束日期2021年2月28日,本研究共纳入符合入选标准与排除标准、资料相对完整的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共134例。其中行术后辅助治疗的患者110例,应用曲妥珠单抗（H）单靶治疗者58例,应用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HP）双靶治疗者52例;行术前新辅助治疗的患者24例,均应用HP双靶治疗。术后辅助治疗的患者中,年龄越小、原发灶直径越大、存在脉管浸润、淋巴结转移数目多、Ki67水平高、整体分期晚者倾向于选择双靶治疗。（P=0.015,P=0.002,P=0.009,P<0.001,P=0.005,P<0.001,均 P<0.05）,月经状态、组织学分级、激素受体状态与靶向治疗方案选择之间不具有相关性（P=0.059,P=0.065,P=0.376,均P>0.05）。单靶治疗的患者中有16例（27.6%）腋窝淋巴结阳性,均由于经济因素未使用帕妥珠单抗。自2020年1月帕妥珠单抗降价并纳入医保后之后,腋窝淋巴结阳性的患者选择双靶治疗的人群比例明显增加（P=0.001）。截至随访结束时间,接受新辅助治疗的24例患者均已完成手术治疗,总pCR率达54.2%,总有效率达70.8%,各临床病理因素亚组之间pCR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卡方检验、秩和检验、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P值均>0.05）。对全部患者靶向治疗的安全性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单靶治疗组及双靶治疗组LVEF基线水平（P=0.274>0.05）、治疗前后LVEF水平变化最大值（P=0.167>0.05）均无统计学差异。单靶治疗组2例患者出现无症状心脏毒性（LVEF水平下降≥10%）,1例患者出现不伴有LVEF水平降低的一过性心前区不适。双靶治疗组3例患者出现无症状心脏毒性,1例患者出现不伴有LVEF水平降低的胸闷症状。两组患者心脏不适症状及无症状心脏毒性表现无统计学差异（P均>0.05）。除心脏毒性之外,双靶治疗组的主要不良反应为腹泻（10.5%）、中性粒细胞减少（7.9%）、输液反应（2.6%）、皮疹（3.9%）与乏力（5.3%）。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腹泻与中性粒细胞减少。与单靶治疗相比,双靶治疗出现腹泻的概率及严重程度有所增加。研究结论1.影响HER2阳性乳腺癌术后靶向治疗方案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以淋巴结状态为主的复发风险因素,年龄越小、原发灶直径越大、存在脉管浸润、淋巴结转移数目多、Ki67水平高、整体分期晚者更倾向于选择双靶治疗。2.经济因素是影响患者选择双靶治疗的重要因素之一。自2020年1月起,帕妥珠单抗大幅降价并正式纳入医保,2020年1月以后,腋窝淋巴结阳性的患者选择双靶治疗的人群比例较2020年1月以前明显增加。3.双靶治疗应用于术前新辅助治疗的总pCR率达54.2%,总有效率达70.8%,各亚组间均有获益。4.双靶治疗患者的整体依从性良好,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心脏毒性、腹泻及中性粒细胞减少,反应多较轻微,临床可控。双靶治疗较单靶治疗相比没有增加心脏毒性,但增加腹泻的发生风险及严重腹泻的发生率。
丁丽[4]（2021）在《中央坏死性乳腺癌与基底细胞样型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对比分析》文中提出目的:研究中央坏死性乳腺癌（centrally necrotizing carcinoma of the breast,CNC）与基底细胞样型乳腺癌（basal-like breast cancer,BLBC）组织学特点和临床特点之间的关系及HIF-1α、BRCA1和VEGF与两者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分析HIF-1α、BRCA1和VEGF在CNC和BLBC中表达的差异及相关性。方法:筛选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院2013年3月至2020年8月诊断的浸润性导管癌石蜡标本,选取坏死面积大于70%的CNC标本69例、BLBC标本48例及伴灶性坏死的浸润性导管癌标本36例（作为对照）,坏死面积均小于肿瘤总面积的30%。免疫组化染色法检测标本中HIF-1α、BRCA1和VEGF的表达情况及CNC和对照组中CK5/6、EGFR的表达情况并用SPSS 25.0分析数据。结果:1、CNC和BLBC在HE切片上形态较为相似,分子分型中BLBC占半数以上,两者在ER、PR、HER-2表达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而在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淋巴结有无转移、临床分期、病理分期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CNC与对照组在肿瘤大小及组织学分级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在其它参数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2、BRCA1阳性表达在CNC和BLBC中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在CNC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3、HIF-1α表达在CNC与BLBC、对照组中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其表达在CNC中与组织学分级有关（P<0.05）,在BLBC中与淋巴结状态、临床分期及病理分期有关（P<0.05）。4、VEGF表达在CNC与BLBC、对照组中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其表达在CNC中与淋巴结转移相关（P<0.05）,在BLBC中与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及病理分期相关（P<0.05）。5、BLBC及对照组中HIF-1α与VEGF表达呈正相关（P<0.05）,在CNC中两者表达不具有相关性（P>0.05）,BRCA1与VEGF表达在CNC、BLBC及对照组均呈负相关（P<0.05）。结论:1、CNC与BLBC在组织学形态上具有相似性。2、CNC分子分型中大部分为BLBC,其它亚型占比较少。3、BRCA1表达在CNC与BLBC中不具有统计学差异,针对BRCA1在BLBC中的靶向治疗或许在CNC中也具有可观效果。4、HIF-1α表达在CNC和BLBC中具有显着差异,或许可作为鉴别两者新的切入点。5、VEGF在BLBC中的表达与HIF-1α存在显着相关性,在CNC中不存在相关性,我们推测CNC中大面积坏死可能与血管生成不足有关。
刘婷婷[5]（2021）在《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部分乳腺加速照射对比全乳腺常规照射临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部分乳腺加速照射和全乳腺常规照射两种放疗模式治疗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的近期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的差别,为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选择最优放疗模式提供临床根据。方法:本研究纳入吉林省肿瘤医院放疗科自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患者80例,部分乳腺加速照射组（APBI组）40例,全乳腺常规照射组（WBI组）40例。纳入所有患者都完成保乳术后放疗,参考NCI-CTCAE 5.0及RTOG/ESTRO放疗损伤分级标准比较两组放疗不良反应,依据FACT-B评估标准评估生活质量,根据Harris美容评定标准评价美容效果,并计算局部区域复发率、无远处转移生存率。结果:1、部分乳腺加速照射组和全乳腺常规照射组中位随访时间为24.5个月和25个月。2、至随访结束入组所有患者随访率为100%,全组无死亡患者。3、APBI组同侧乳腺肿瘤复发1例（2.5%）,同侧锁骨上淋巴结复发1例（2.5%）,WBI组1例（2.5%）发生同侧锁骨上淋巴结复发;APBI组未出现远处转移,WBI组出现骨转移1例（2.5%）,以上两组比较无差异（P>0.05）。4、与WBI组相比,APBI组2级急性放疗反应发生率由7.5%降至5.0%（P=0.034）,2级晚期放疗反应发生率也略好于WBI组（P=0.048）。两组患者全部未发生3级或以上放疗反应。5、APBI组较WBI组乳腺美容效果由85%提升至90%,APBI组放疗后乳腺美容效果略好于WBI组（P=0.048）。6、与WBI组相比,APBI组可提高生活质量（P=0.003）。7、两组骨髓抑制发生率相仿（P>0.05）。8、APBI组明显减少放疗所需总时间（P<0.001）。结论: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采取部分乳腺加速照射较全乳腺常规照射近期临床疗效类似,部分乳腺加速照射在急性放疗反应、晚期放疗反应、美容效果及生活质量方面略优于全乳腺常规照射,同时总治疗周期缩短,并且使治疗成本下降。因而,部分乳腺加速照射技术可用作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放疗模式选择之一。
姜雪娇[6]（2021）在《次发癌为肺癌的多原发癌的临床特征与远期预后相关性的回顾性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多原发癌（multipleprimary cancer,MPC）指同一机体的器官组织同时或先后发生不止一个且互相独立的原发恶性肿瘤。肺癌由于其高发生率及死亡率一直以来受到学界广泛重视。然而临床研究中对既往确诊癌症患者再次发生第二原发肺癌的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鲜有报道。第二原发肺癌与肺部转移灶,病理性质完全不一致,其治疗手段及临床预后也不同。临床中由于新出现的第二原发肺癌灶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可能导致医务工作者重视首发癌,而忽略第二原发肺癌的发生,甚至直接误诊成首发癌的肺部转移,造成漏诊误诊。第二原发肺癌的漏诊或误诊,给规范化的临床治疗提出严峻挑战,均会造成患者放弃根治性治疗甚至过度治疗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疾病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对其临床特征、风险因素、诊断与鉴别诊断及预后等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减少第二原发肺癌的误诊和漏诊,并有助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提高治愈率及改善预后。分析同类研究,国内外报道较少,目前已发表的研究大多整理分析了第二原发肺癌的临床特征,并未涉及其远期预后的分析,成为其研究的不足。基于此,我们提出了 72例LCSPM-MPC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从多角度去探究影响其远期预后的危险因素。研究目的探讨肺癌作为第二原发癌的多原发癌的临床特点、形成原因、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分析性别、年龄、个人史、肿瘤家族史、时间间隔、首发癌情况（器官分布、病理分期、治疗方式）、第二原发肺癌情况（首次出现时的症状、病灶最大径、淋巴及器官转移情况、TNM分期、病理类型、ki-67、基因突变、治疗方式）及中医证候等因素对患者远期预后的影响及其生存差异,以期提高医务工作者对LCSPM-MPC的认识,更好的指导临床诊疗。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收集整理中日友好医院2012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收治的经病理确诊为肺癌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按照诊断标准从中筛选出肺癌作为第二原发癌的多原发癌患者纳入研究。详细采集并录入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资料并随访,包括一般情况、病史资料、首发癌相关信息、第二原发肺癌相关信息、中医证候及生存状态。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数以中位计数法表示,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对再发癌为肺癌的多原发性癌各临床指标运用log-rank单因素检验对比组间差异和Cox风险比例模型做多因素回归分析,探索影响LCSPM-MPC预后可能的风险因素,显示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1)发病率:中日友好医院2012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0日共经病理确诊为肺癌2375例,发现LCSPM-MPC患者72例,发生率约为3.03%。2)性别及年龄:全组男性、女性患者各36例,男女发病比例相近。首发癌确诊中位年龄是62岁（19～83岁）,平均年龄60.25±12.74岁,高发年龄段为60～69岁。其中男性中位年龄63岁（49～81岁）,平均年龄64.38±7.57岁,高峰年龄段60～69岁;女性中位年龄57岁（19～83岁）,平均年龄56.11±15.38岁,高峰年龄段为50～69岁,男女在年龄分层上存在明显差异（P<0.05）。第二原发肺癌确诊中位年龄是69岁（31～90岁）,平均年龄66.22±12.21岁,高峰年龄为70～79岁之间。其中男性中位年龄70岁（53～90岁）,平均年龄69.55±8.64岁,高峰年龄段为70～79岁;女性中位年龄66岁（31～87岁）,平均年龄62.89±14.32岁,高峰年龄段为70～79岁,男女在年龄分层上未见明显差异（P>0.05）。3)两癌灶间隔时间:同时瘤组（SMPC）占20.83%（15/72）,异时瘤组（MMPC）占79.17%（57/72）,异时瘤组是同时瘤组的3.8倍。SMPC组中,首癌与第二原发肺癌中位间隔时间是0.5个月（0～5.1个月）;MMPC组中,首癌与第二原发肺癌中位间隔时间是77个月（10～304个月）。40例（55.56%）在首发癌确诊后的5年内有发生第二原发肺癌,提示发病高峰时间集中于首发癌后的5年内。4)首发癌发病特点:消化系统30例,乳腺12例,泌尿系统8例,头颈部7例,女性生殖系统6例,淋巴系统4例,血液系统及胸腺各2例,腹膜后副神经1例,其中消化道（25/69,34.72%）及乳腺癌（12/72,16.67%）是首发癌的好发部位,其次是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头颈部肿瘤及妇科系统肿瘤。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乳腺癌最多见（12/36,33.33%）,男性胃肠道肿瘤最多见（16/36,44.44%）。从同时异时性来看,MMPC和SMPC患者在首发癌系统及器官分布上无差异。病理类型以实体瘤多见,白血病、淋巴瘤病理类型少见。在首发癌分期方面,超过三分之二的首发癌临床分期为Ⅰ期（51/72,70.83%）。在首癌治疗方式中,84.72%（61/72）行手术治疗,其中76.39%（55/72）例行根治性手术。5)第二原发肺癌发病特点:54.17%（39/72）患者在确诊前无任何不适症状,仅通过常规体检偶然发现;55.56%（40/72）肿瘤最大径小于3cm;48.61%（35/72）患者伴发转移,37.5%（27/72）患者伴发淋巴结转移,30.56%患者（22/72）伴远处转移;50%（36/72）)患者临床分期为Ⅰ期;63.89%患者（46/72）肺部病灶位于上叶;超过三分之二的病理类型为腺癌（58/72,80.56%）;25%（18/72）患者具有EGFR敏感基因突变;55.56%（40/72）患者 Ki-67 指数<20%;65.28%（47/72）患者行手术治疗,54.17%（39/72）例行根治术。6)中医证候:31.94%（23/72）痰湿证,19.44%（14/72）血瘀证,15.28%（11/72）阴虚证,13.89%（10/72）气郁证,9.72%（7/72）湿热证,6.94%（5/72）阳虚证,2.78%（2/72）气虚证。7)生存情况:72例LCSPM-MPC患者至随访终点时,54.12%仍存活（39/72）,45.83%（33/72）已死亡。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time,OS）范围为 12.93～337.37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Median survival time,mOS）为155.23个月,1、3、5年生存率分别为100%（72/72）、83.33%（60/72）、62.5%（45/72）。8)影响预后的风险因素:对再发癌为肺癌的MPC各项临床指标与生存时间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Kaplan-Meier、log-rank检验方法,结果显示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包括:性别、冠心病史、同时性或异时性、两癌时间间隔、首发癌年龄、首发癌器官分布（女性特有肿瘤）、首发癌分期、首发癌是否行根治术、第二原发肺癌病灶大小、淋巴转移情况、远处转移情况、第二原发肺癌TNM分期、第二原发肺癌Ki-67数值、第二原发肺癌根治手术、中医证候（阴虚证）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经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后显示,性别、间隔时间、阴虚证、首发癌年龄、首发癌行根治术及第二原发肺癌分期对总生存期影响较大（P<0.05）。研究结论1)LCSPM-MPC好发于中老年人,对于消化道肿瘤及乳腺癌患者,在首发癌确诊前5年内出现的肺部新发病灶,临床上需考虑到有第二原发肺癌的可能性,以便早期诊治,争取为患者赢取更大的生存获益。2)LCSPM-MPC患者均存在证候偏颇状态,以痰湿证居多,其次为血瘀、阴虚及气滞证,其中阴虚证患者预后可能较差。3)对LCSPM-MPC患者多项临床指标进行生存分析显示:①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女性患者、无冠心病史、异时瘤组、首发癌灶与第二原发肺癌发病间隔时间>5年、首癌年龄<62岁,首癌及第二原发肺癌分期为Ⅰ-Ⅱ期、首发癌为女性常见肿瘤（乳腺癌和生殖系统肿瘤）、第二原发肺癌病灶<3cm、无淋巴及周围器官组织转移、第二原发肺癌Ki-67数值<20%,首发癌及第二原发肺癌行根治术患者预后较好,生存期显着延长。②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性别、间隔时间、首发癌年龄、首发癌行根治术、第二原发肺癌分期对LCSPM-MPC患者预后的影响更大,其中男性患者、间隔时间小于5年、首发癌年龄≥62岁、首发癌未行根治术及第二原发肺癌为中晚期,死亡风险显着升高。
王影[7]（2021）在《不同检查技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阳性率》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胸腔积液细胞学、CT引导穿刺活检及内科胸腔镜等不同检查技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MPE）的阳性率,并分析临床意义。方法:收集大连市中心医院自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临床资料完整、已确诊的MPE。收集所有病例的年龄、性别、吸烟史、基础疾病史等临床资料以及肿瘤标志物、影像学检查、胸水常规、脱落细胞涂片、细胞块病理、内科胸腔镜（medical thoracoscopy,MT）、CT引导胸膜活检、电视辅助胸腔镜手术（video-assisted-thoracoscopic-surgery,VATS）等检查结果,分析恶性胸腔积液的临床特征以及不同检查技术的阳性检出率。结果:纳入MPE病例304例,包括男性150例,女性154例,平均年龄（68.23±12.51）岁。单侧胸腔积液255例,双侧胸腔积液49例,以胸腔积液为首发症状的79例。1.304例MPE病因分布:肺癌202例（66.5%）、乳腺癌19例（6.3%）、恶性间皮瘤17例（5.6%）、女性生殖系统肿瘤11例（3.6%）、消化道肿瘤9例（3%）、血液系统肿瘤7例（2.3%）、泌尿系统肿瘤2例（0.7%）、胸腺瘤4例（1.3%）、其他6例（2%）、原发灶不明27例（8.9%）。肺癌和乳腺癌为MPE的最常见病因,其次为恶性间皮瘤和女性生殖系统肿瘤。2.胸腔积液细胞学的阳性率:脱落细胞涂片检查258例,有147例（57%）阳性,细胞块病理检查118例,有87例（73.7%）阳性,细胞块病理比脱落细胞涂片具有更高的阳性检出率（?2=9.668,P=0.002）。103例病例同时行脱落细胞涂片及细胞块病理检查,脱落细胞涂片阳性38例（36.9%）,细胞块病理阳性76例（73.8%）,两者联合诊断阳性83例（80.6%）,两种技术联合应用可进一步提高检出率（?2=42.238,P=0.000）。3.肿瘤标志物阳性率:肺癌组中血清癌胚抗原（s CEA）、血清细胞角蛋白19片段（s CYFRA21-1）、胸腔积液癌胚抗原（p CEA）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肿瘤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显着性（?2=26.676,41.421,24.777,P=0.000,0.000,0.000）。胸腔转移（包括胸膜、肺及纵隔淋巴结）肺癌的s CEA、s CYFRA21-1、p CEA表达水平明显低于远处（包括肝脏、骨骼、脑部等）转移,两者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显着性（Z=-4.837,-3.622,-2.321,P=0.000,0.000,0.020）。4.内科胸腔镜（MT）检查的阳性率及镜下特征:73例进行了MT检查,67例（91.8%）为阳性。70例同时行MT和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MT阳性64例（91.4%）,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22例（31.4%）,MT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率（?2=36.75,P=0.000）。MT镜下提示结节样病变69例（90.8%）,胸膜粘连49例（64.5%）,胸膜充血21例（27.6%）,胸膜增厚4例（5.3%）。MPE内科胸腔镜下特征以结节样病变及胸膜粘连最常见,其次是胸膜充血及胸膜增厚。5.CT引导下穿刺活检（包括胸膜穿刺活检、肺穿刺活检）阳性率:经CT引导下胸膜活检25例,阳性25例（100%）。CT引导下肺穿刺活检25例,阳性23例（92%）,总阳性检出率96%。与内科胸腔镜阳性率（91.8%）相比,两项检查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显着性（?2=0.869,P=0.350）。43例同时进行了胸腔积液细胞学和CT引导下穿刺活检,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18例（41.9%）,CT引导穿刺阳性41例（95.3%）,两种诊断方法阳性检出率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显着性（?2=19.592,P=0.000）。6.其他检查阳性率:经支气管镜检查49例,阳性20例（40.8%）。VATS检查16例,阳性16例（100%）。超声引导颈部或锁骨淋巴结穿刺6例,阳性6例（100%）。外科开胸手术1例,阳性1例（100%）。46例同时行支气管镜和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胸腔积液细胞学阳性27例（58.7%）,支气管镜阳性20（43.5%）例,两种诊断方法阳性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显着性（?2=2.130,P=0.21）。结论:胸腔积液细胞块病理检出MPE的阳性率显着高于脱落细胞涂片,两者联合可进一步提高阳性率。内科胸腔镜与CT引导下穿刺活检阳性率优于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对可疑MPE患者首选胸腔积液细胞学检查,其次为CT引导穿刺活检或内科胸腔镜检查。
巫燕芬[8]（2021）在《循环肿瘤细胞临床意义及与中医证型相关性初探（附293例病例）》文中指出目的:探讨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cells,CTCs）与肿瘤患者临床特征、相关检验检查、中医证型和临床疗效的关系,旨在为CTCs指导临床疗效判定和中医药治疗肿瘤患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方法:对2018年2月至2021年2月收住于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病房的具有明确病理诊断的293例恶性肿瘤患者的CTCs进行分析,收集患者基本临床特征、肿瘤特征、肿瘤标记物及影像学等信息,采用SPSS25.0统计学分析软件,计量资料使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使用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使用pearson检验、spearman检验或logistic回归分析,对于回归分析具有统计学差异者进一步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寻找其预测值,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本研究纳入的293例恶性肿瘤患者中涉及到17个癌种,其中肺癌117例,乳腺癌98例,大肠癌47例,其它癌种31例（胃癌8例,食管癌5例,胰腺癌3例,鼻咽癌3例,子宫内膜癌2例,卵巢癌2例,肾癌、膀胱癌、舌癌、腮腺瘤、胸腺瘤、喉癌、腹膜间皮瘤和肺动脉肉瘤均为1例）。本研究结果提示CTCs在恶性肿瘤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大小、肿瘤位置、远处转移、淋巴结转移个数、TNM分期、临床分期、基因突变、病理分化程度等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TCs在已行手术治疗和未行手术治疗之间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15）,可初步判定手术治疗与外周血中CTCs的含量具有相关性。中医证型方面,CTCs在气滞血瘀证、肝肾阴虚证及湿热蕴结证等各中医证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这些患者中CTCs阳性检出率均较其它中医证型高,分别为气滞血瘀证（肺癌80%,乳腺癌77.78%）,肝肾阴虚证（乳腺癌71.43%,大肠癌75%）,湿热蕴结证（大肠癌83.33%）。在CTCs与肿瘤标记物的关系研究中得出,肺腺癌患者CA125与CTCs具有正向的弱相关关系（p=0.039,rs=0.279）,小细胞肺癌患者SCC与CTCs具有正向的、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p=0.014,rs=0.458）;肺鳞癌患者AFP与CTCs具有负向的、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p=0.021,rs=-0.460）,乳腺癌患者ProGRP与CTCs具有负向的弱相关关系（p=0.036,rs=-0.273）。在经2周期治疗后CTCs差值与肿瘤标记物差值的关系研究中得出,肺癌患者CTCs的差值与CA-153的差值之间存在正向的弱相关关系（p=0.014,rs=0.365）,小细胞肺癌患者CTCs的差值与CA-153的差值之间存在正向的强相关关系（p=0.021,rs=0.632）,肺鳞癌患者CTCs的差值与CA-153的差值之间存在正向的强相关关系（p=0.046,r=0.674）;肺腺癌患者CTCs的差值与ProGRP的差值之间存在正向的、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p=0.026,rs=0.463）。小细胞肺癌患者CTCs的差值与CA72-4的差值之间存在负向的强相关关系（p=0.012,rs=-0.670）。在CTCs与临床疗效的研究中得出,47例进行了 2周期治疗和复查的乳腺癌患者CTCs差值具有一定的预测临床疗效的作用（p=0.008,B=0.169）,其ROC曲线下面积为0.801,预测价值为中等,且CTCs的差值与临床疗效成正相关关系,认为CTCs可以用于指导乳腺癌患者临床疗效的判定,其预测值为-1.450,即两周期治疗后CTCs的差值大于或等于-1.450为临床疗效有效发生的临界值。但CTCs与肺癌、大肠癌和其它癌种的临床治疗疗效之间不存在相关性（p>0.05）。结论:本研究显示CTCs与患者临床基本特征、肿瘤特征之间无明显相关性,但CTCs与肿瘤患者是否行手术治疗之间存在差异性,提示手术治疗能减低患者肿瘤负荷。CTCs多与肺癌患者中部分肿瘤标记物（CA125、SCC）具有相关性,且在经过2周期治疗的患者中,CTCs差值与肺癌患者部分肿瘤标记物（CA-153、ProGRP）的差值具有相关性,提示在临床上可以通过联合检测肿瘤标记物、CTCs和影像学检查来综合评价肺癌患者临床疗效。本研究CTCs与临床疗效评价结果得出,CTCs可用于临床上指导乳腺癌患者临床疗效的评价,即可以认为治疗后CTCs越低,疗效越好。在中医证型方面,CTCs在气滞血瘀证、肝肾阴虚证及湿热蕴结证患者中阳性检出率均较其它证型高。
李一澈[9]（2021）在《乳腺癌术后肝转移和肺转移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文中指出目的: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肿瘤转移是导致乳腺癌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血行转移可使癌细胞进入血管随血流转移至远隔部位如肺、肝、骨、脑等处,形成继发性肿瘤,加重脏器损害,导致治疗失败。其中乳腺癌术后肝、肺转移导致的死亡最为常见。因此,探究与乳腺癌肺、肝转移相关的临床病理因素,早期干预、精准治疗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重要手段。本研究目的旨在回顾性分析术后肝、肺转移的可手术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探讨其预后相关因素,为临床诊治提供方向和思路,从而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期,降低死亡,改善预后。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就诊的乳腺癌术后肝、肺转移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包括年龄、月经状况、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状况、TNM分期、病理类型、有否脉管瘤栓、肿瘤组织学分级、分子分型、治疗方案等,与肝转移和肺转移相关联;同时进行了生存状况调查,分析了肺转移和肝转移与无病生存（DFS）、转移后生存（PMS）和总生存（OS）的关系,并应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预后相关因素分析。结果:1.一般资料:选取166例中病历及随访资料完整的患者141例,全部为女性,原发单侧乳腺癌,既往行规范的系统治疗,术后发生肝和/或肺转移。141例患者初次确诊乳腺癌的年龄为26岁-71岁,中位年龄48岁。其中≤35岁的病例11例（7.8%）,>35岁且≤55岁102例（72.3%）,>55岁28例（19.9%）。已绝经者72例（51.1%）,未绝经者69例（48.9%）。肿瘤大小为T1者21例（14.9%）,T2者59例（41.8%）,T3或T4者24例（17.0%）,不详者37例（26.2%）。淋巴结状态为N0者33例（23.4%）,N1者38例（27.0%）,N2者25例（17.7%）,N3者28例（19.9%）,不详者17例（12.1%）。TNM分期Ⅰ期者8例（5.7%）,Ⅱ期者43例（30.5%）,Ⅲ期者59例（41.8%）,不详者31例（22.0%）。肝/肺转移灶为单发者16例（11.3%）,多发者125例（88.7%）。合并其他远处转移者100例（70.9%）,仅肝/肺转移者41例（29.1%）。病理类型为浸润性导管癌的106例（75.2%）,浸润性小叶癌12例（8.5%）,其他类型10例（7.1%）,类型不详者13例（9.2%）。脉管瘤栓阳性者55例（39.0%）,阴性者72例（51.1%）,不详者14例（9.9%）。组织学分级为Ⅰ级者4例（2.8%）,Ⅱ级者76例（53.9%）,Ⅲ级者48例（34.0%）,不详者13例（9.2%）。ER阳性者90例（63.8%）,阴性者47例（33.3%）,不详者4例（2.8%）。PR阳性者86例（61.0%）,阴性者51例（36.2%）,不详者4例（2.8%）。HER2阳性者31例（22.0%）,阴性者105例（74.5%）,不详者5例（3.5%）。Ki67低表达者28例（19.9%）,高表达者98例（69.5%）,不详者15例（10.6%）。分子分型为Luminal A型16例（11.3%）,Luminal B型74例（52.5%）,HER-2阳性型20例（14.2%）,三阴型26例（18.4%）,不详者5例（3.5%）。141例病例均接受手术治疗,接受改良根治术者133例（94.3%）,保乳术者1例（0.7%）,乳房单纯切除者1例（0.7%）,乳房切除+前哨淋巴结活检术者2例（1.4%）,根治术者1例（0.7%）,扩大根治术者1例（0.7%）,乳房切除+即刻重建术者2例（1.4%）。接受化疗的有131例（92.9%）,未化疗的9例（6.4%）,不详者1例（0.7%）。接受术后放疗者85例（60.3%）,未放疗者43例（30.5%）,不详者13例（9.2%）。术后行内分泌治疗者86（61.0%）,无内分泌治疗者52（36.9%）,不详者3例（2.1%）。术后行靶向治疗者13例（9.2%）,无靶向治疗者127例（90.1%）,不详者1例（0.7%）。只接受过一线解救治疗的62例（44.0%）,二线33例（23.4%）,三线及以上39例（27.7%）,不详者7例（5.0%）。2.随访结果:随访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或患者死亡,共收集166例患者资料,因病历资料不完善排除17例,因失访排除8例,最终入组患者141例。随访时间15～432个月,中位随访时间64个月,随访率95.2%。全组141例患者生存18例（12.8%）,死亡123例（87.2%）。3.比较肝转移组、肺转移组及合并肝肺转移组的临床病理特征,肝转移组的组织学分级为Ⅲ级的比例较高（41.5%,22例）,高于肺转移组（34.3%,23例）和合并肝肺转移组（14.3%,3例）,P值接近临界值（P=0.055）。肝转移组HER2阳性的比例也较高（32.1%,17例）,也高于肺转移组（14.9%,10例）和合并肝肺转移组（19.0%,4例）,差异不显着（P=0.071）。在其他临床病理特征的组间比较中未发现统计学差异（P>0.05）。4.肝转移、肺转移、合并肝肺转移三组中位DFS分别为24个月（8-118个月）、39个月（4-336个月）、44个月（16-153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72）。中位PMS分别为21个月（2-81个月）、32个月（5-158个月）、20个月（2-87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2）。中位OS分别为56个月（16-137个月）、72个月（15-432个月）、74个月（19-155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21）。5.74例乳癌肝转移单因素分析显示脉管瘤栓、肿瘤大小、ER、PR、分子分型与DFS相关;脉管瘤栓、解救治疗与PMS相关;病理类型、脉管瘤栓、ER、PR、分子分型与OS相关（P<0.05）。COX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大小（P=0.015）、分子分型（P=0.028）是影响DFS的独立预后因素;解救治疗（P=0.028）独立影响患者的PMS。88例乳癌肺转移单因素分析显示初治年龄、病理类型、脉管瘤栓、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TNM分期、ER、PR、Ki67与DFS相关;脉管瘤栓、组织学分级、分子分型、合并远处转移情况、解救治疗与PMS相关;病理类型、脉管瘤栓、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淋巴结状态、TNM分期、ER、PR、Ki67、分子分型、合并远处转移情况、解救治疗与OS相关（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组织学分级（P=0.016）是影响DFS的独立预后因素;分子分型（P=0.002）及合并其他远处转移（P=0.037）是PMS的独立预后因素;肿瘤大小（P=0.02）、TNM分期（P=0.024）、分子分型（P=0.035）、合并远处转移情况（P=0.04）、解救治疗（P=0.006）是影响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1.肿瘤大小、分子分型是乳腺癌肝转移的独立预后因素;2.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分子分型、TNM分期与乳腺癌肺转移相关;3.与乳腺癌规范治疗后肺转移相比,肝转移患者的预后更差。
郝帅[10]（2020）在《循环肿瘤DNA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及复发预测中的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乳腺癌是世界上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使更精准的癌症诊断以及更有效的癌症治疗成为了可能。然而,仍有许多患者最终对治疗产生了耐药性,在治疗后数年出现复发和转移,极大影响了患者的生存预后。乳腺癌作为一类具有明显异质性的恶性肿瘤,目前基于不同的基因表达谱,可以将乳腺癌分为不同的分子亚型。当前乳腺癌的治疗以手术、全身化疗、内分泌治疗、放疗以及靶向治疗等的综合治疗为基础。上述治疗手段为数十年来乳腺癌导致的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2015年以来,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已成为局部晚期乳腺癌重要的治疗选择,能够消除随着血液循环播散的肿瘤细胞（微转移）,达到降级降期的目的。但是,即使完成了新辅助化疗或者接受了局部治疗后,仍有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微小残留病灶,而这是远处复发转移的关键原因。临床现有的生物标志物检测如CEA、CA-153等,以及影像学检查手段,均无法早期准确评估病情。肿瘤标本的组织病理学活检虽然作为目前临床病理诊断的金标准,然而这种方法同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 DNA）检测作为一种无创的液体活检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乳腺癌的早期筛查、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方面。ct DNA具有比传统蛋白质类癌症生物标志物更短的半衰期,并且能够克服传统病理活检的局限性,不受取样位置的限制,能够克服空间、时间异质性,全面反映肿瘤基因谱特征。另一方面,ct DNA能够实时监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及预后,这有助于快速反馈既定治疗是否有效,从而可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真正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近年来,随着新型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液体活检方法已经能够在实体肿瘤的标准治疗过程中得到应用,表明了其并不需要提供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标本而同样能够揭示癌症的全面信息。然而,ct DNA检测在评价局部晚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及预测早期复发中的价值尚不明确。目的本研究拟采用包含727基因的二代测序技术对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进行多时间节点的ct DNA检测和组织样本基因检测,旨在评估NAC前后ct DNA的突变特征,以及肿瘤组织突变特征,评估ct DNA作为预测NAC治疗反应的生物标志物的可行性。同时,我们探讨了手术后6个月的ct DNA是否可预测乳腺癌复发进展。方法1.患者入组根据以下纳入及排除标准,前瞻性地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诊治的女性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研究纳入标准:（1）女性,无化疗禁忌;（2）穿刺活检确诊为乳腺浸润性癌;（3）无其他部位恶性肿瘤病史;（4）患者新辅助化疗前临床分期为ⅡB-Ⅲ期;（5）患者行4-6个周期新辅助化疗,当出现不可耐受毒副作用或疾病进展并且医生认为不宜继续化疗的其他情况时中止治疗;（6）新辅助治疗结束后可手术患者1个月内进行手术,手术方案为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或保乳术,联合前哨淋巴结活检或腋窝淋巴结清扫术。研究排除标准:（1）炎性乳腺癌;（2）哺乳期乳腺癌;（3）入院前已行肿块切除;（4）不能按既定方案完成化疗、手术;（5）合并远处转移的Ⅳ期乳腺癌;（6）男性乳腺癌。完整记录临床病理资料。本研究设置了3个时间节点,分别为新辅助化疗治疗前（C1时间节点）、手术切除肿瘤组织（T时间节点）和手术后6个月（C2时间节点）。我们在C1、C2节点收集患者的外周血,T节点收集患者的肿瘤组织。对所有血液样本的ct DNA和所有组织样本的组织DNA进行基于二代测序（NGS）技术,包含727个基因的靶向序列分析。与此同时,广泛运用于临床上的癌症生物标志物包括糖类抗原15-3（CA15-3）、糖类抗原12-5（CA12-5）及癌胚抗原（CEA）在相同的3个时间点被检测。本研究经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No.2018（57））。研究方案符合美国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本研究所有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2.样本处理C1及C2时间节点10 ml外周血样本及T时间节点组织样本分别采用相关试剂盒进行游离DNA提取。首先于4°C 1600×g离心15分钟,得上清液,然后4°C 16000×g离心15分钟。使用血浆和外周血细胞按照各自操作说明书提取游离DNA（cf DNA）和基因组DNA（g DNA）。根据标准流程提取肿瘤DNA（t DNA）。3.建库测序本研究中采用广州拓普基因公司设计的涵盖2.8 Mb区域的727基因大panel来捕获目标DNA片段。该技术对体细胞单核苷酸变异（Single nucleotide variants,SNVs）及小插入/缺失（In Dels）的检测下线为≥0.50%,拷贝数变异（Copy number variants,CNV）的检测下限为≥3拷贝。cf DNA和t DNA均采用Kapa DNA文库制备试剂盒（Illumina,San Diego,USA）,g DNA则采用Illumina Tru Seq文库制备试剂盒（Illumina,San Diego,USA）进行DNA文库制备。DNA文库与727个基因探针进行杂交,然后使用DNBSEQ-2000测序仪（华大基因,深圳,中国）进行DNA测序。原始测序数据按照默认参数进行数据筛选,为后续分析保留高质量的reads。使用Burrows-Wheeler Aligner（BWA-0.7.17-r1188）将过滤好的数据与人类基因组hg19进行比对,并采用Genome Analysis Toolkit（GATK 4.0.12.0）去除重复reads以及重新校准。生成的BAM文件用于后续调用分析。4.体细胞变异分析使用GATK（4.0.12.0）分析SNVs及In Dels,使用Haplotype Caller in GATK分析胚系变异。对于所有变异分析,与每个样本相匹配的g DNA均被用作对照,用来排除种系变异。从正常样本中生成一组正常数据（Panel of Normal,Po N）来改善变异分析结果。剔除在Po N、单核苷酸多态性数据库或1000基因组项目数据库中发现的不可靠的体细胞突变,得到质量较高的SNVs及In Dels。最后使用Integrative Genomics Viewer对BAM文件进行手动检查。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被定义为每Mb体细胞突变数。5.拷贝数变异分析使用Varscan2对配对样本进行拷贝数变异分析。简单来说,首先使用samtools mpileup程序对对照样本和肿瘤样本BAM文件进行mpileup,然后使用Copy Caller软件对mpileup结果进行鸟嘌呤-胞嘧啶校正。其次,采用圆形二值分割算法对不同拷贝数的区域进行分割。最后,结合候选CNVs片段得到CNVs。与体细胞变异分析一样,从正常样本中得到的CNV Po N来提高拷贝数变异分析准确性。6.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风险分析评估临床病理特征与新辅助化疗治疗结果的相关性。在本研究中,使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来确定C2时间点ct DNA样本与肿瘤复发的相关性。使用卡方检验来确定C1时间点血液中ct DNA水平与治疗效果相关性。以双侧检验P值<0.05作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标准。本次分析软件采用的是SPSS21.0软件和Graph Pad Prism 6软件。结果1.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从2018年1月开始,前瞻性收集43例接受新辅助化疗治疗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其中,5例患者因个人原因拒绝于我院行手术及后续治疗而排除研究,7例患者新辅助化疗前（C1基线节点）血液样本未能提取合格的cf DNA而被排除在后续研究之外。最终纳入的31例乳腺癌患者,平均年龄（48.2±7.0）,Luminal A型9例（29.0%）,luminal B型8例（25.8%）,HER2过表达7例（22.6%）,TNBC 7例（22.6%）。依据病理学MP评级,术后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达到p CR的共4例（12.9%）,non-p CR患者共27例（87.1%）。癌症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示,C1组中发现指标异常的有3例（P5C1,P16C1和P17C1）,T组指标异常的有1例（P5T1）,C2组指标异常的有1例（P5C2）。2.靶向测序质量控制C1,T,C2三个时间节点样本的平均测序捕获效率分别为72.89%（64.20%-78.72%）,74.98%（59.72%-80.62%）和72.80%（67.53%-81.05%）;C1,T,C2三个节点样本的有效靶向测序深度分别为1010.19X（633.1X-1650.01X）,1071.61X（474.41X-1624.33X）和925.15X（625.15X-1383.41X）。3.靶向捕获测序和基因突变结果C1、T、C2组分别鉴定出159,271,70个体细胞突变。31例C1样本中,有30例检测出体细胞突变（96.8%）,而在25例C2样本中,有12例检测出体细胞突变（48%）。研究发现年龄<50的患者基线状态具有更高水平的ct DNA（p≤0.05）,而基线时ct DNA水平与TNM分期、分子分型、BMI、淋巴结状态、癌栓等未见明显相关（p>0.05）。分别在C1,T和C2组中鉴定出10、26、10个体细胞热点突变。在组织样本中,最常见的体细胞突变基因分别是PIK3CA（48.5%）、TP53（41.9%）和KMT2C（9.7%）。而在全部87个样本中,最常发生突变的基因分别为KMT2C（20.69%）、PIK3CA（18.39%）和TP53（18.39%）。我们还在31名乳腺癌患者中鉴定出了6个胚系突变（19.4%）,涉及BRCA2、C HEK2和MUTYH基因,分别是BRCA2:c.5645C>A（P1）,BRCA2:c.987＿988ins A（P7）,MUT YH:c.892-2A>G（P15）,BRCA2:c.31del（P17）,CHEK2:c.1651dup（P29）和BRCA2:c.3940＿3941del（P31）。在所有的87个样本中有23个（26.44%）检测到基因拷贝数异常,其中82.61%（19/23）来自组织样本,其余4个（17.29%）来自外周血样本。4.基因突变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相关性4.1基因突变与新辅助化疗p CR率的相关性4例（P3、P4、P8、P12）患者术后病理评估达到p CR（12.9%）,non-p CR患者共有27例（77.1%）。无论是C1节点还是T节点,达到p CR的患者基因突变数目与nonp CR患者基因突变数目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故新辅助化疗前ct DNA及新辅助化疗后组织样本肿瘤突变数目与新辅助化疗p CR率无相关性。进一步分析组织和血液中最常见的三个突变基因PIK3CA、TP53、KMT2C与新辅助化疗p CR的相关性,均未发现显着相关性结果（p>0.05）。TMB和胚系突变与p CR之间的相关性同样未发现显着结果。4.2基因突变与新辅助化疗疗效（RECIST）的相关性我们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估标准（RECIST）评估新辅助化疗疗效,化疗后达到CR、PR者为有效,SD、PD为无效。新辅助化疗有效率64.5%（20/31）,无效率35.5%（11/31）。无论是C1节点还是T节点,新辅助化疗后化疗有效的患者基因突变数目与新辅助化疗后化疗无效的患者基因突变数目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故新辅助化疗前ct DNA及新辅助化疗后组织样本肿瘤突变数目与新辅助化疗疗效无相关性。进一步分析组织和血液中最常见的三个突变基因PIK3CA、TP53、KMT2C与新辅助化疗疗效（RECIST）的相关性,均未发现显着相关性结果（p>0.05）。TMB和胚系突变与新辅助化疗疗效之间的相关性同样未发现显着结果。5.乳腺癌复发进展的风险因素5.1乳腺癌复发转移的多因素分析随访至今,7例患者发生术后复发转移。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发现,NAC后淋巴结阳性（≥4）和新辅助化疗后达到SD的患者短期内会发生复发或转移（P=0.012;P=0.036）,而癌栓、年龄、分子类型、BMI等临床因素与复发时间无关（P>0.05）。因此,我们认为淋巴结状态和SD可以作为乳腺癌复发的预测因子。5.2基因突变与乳腺癌复发进展的相关性生存分析（Kaplan-Meier曲线）结果表明,C2节点的ct DNA KMT2C c.5053G>T与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显着相关（P=0.0014）。ct DNA突变可作为新辅助治疗后乳腺癌复发转移的潜在预测指标。5.3传统肿瘤生物标志物与乳腺癌复发进展的相关性在7名术后复发转移的患者CA 15-3,CA 12-5和CEA结果中,仅1例复发的患者（P5）上述肿瘤标志物出现异常,而其余6例患者均为正常,这表明传统的肿瘤生物标志物无法满足乳腺癌早期复发转移检测的需要。结论我们证实了基于二代测序的ct DNA检测应用于局部晚期乳腺癌中的可行性。C1、T、C2组分别鉴定出159,271,70个体细胞突变。31例C1基线样本中,有30例检测出体细胞突变（96.8%）,而在25例C2样本中,有12例检测出体细胞突变（48%）。我们发现最常发生突变的基因分别为KMT2C（20.69%）、PIK3CA（18.39%）和TP53（18.39%）。KMT2C基因在乳腺癌患者中具有较高的突变率,尤其是TNBC患者。KM生存分析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均提示ct DNA KMT2C c.5053G>T是乳腺癌复发进展的预测因子,但ct DNA与新辅助治疗疗效无关（P>0.05）。ct DNA的连续检测是传统影像学检查评估肿瘤治疗的有效补充,有助于及时识别患者的病情进展,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
二、乳腺癌广泛转移1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乳腺癌广泛转移1例（论文提纲范文）
（1）男性乳腺癌临床特征及诊治：附35例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一般资料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学处理 |
| 2 结果 |
| 2.1 临床病理特征 |
| 2.2 治疗方法 |
| 2.3 随访情况 |
| 3 讨论 |
| 3.1 病因及流行病学 |
| 3.2 临床及病理特征 |
| 3.3 诊断 |
| 3.4 治疗 |
| 3.5 预后 |
（2）乳腺癌前哨及前哨后淋巴结引流解剖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功能淋巴管解剖与精准前哨淋巴结活检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第二部分 前哨及前哨后淋巴结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第三部分 影响前哨后淋巴结检出率的相关因素 |
| 资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乳臃癌腋窝前哨淋巴结活检术的研究进展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HER2阳性乳腺癌术后辅助及新辅助双靶治疗的观察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附图表 |
| 附表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央坏死性乳腺癌与基底细胞样型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A 英语术语及缩略词对照表 |
| 附录B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附录C 综述 中央坏死性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5）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部分乳腺加速照射对比全乳腺常规照射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引言 |
| 文献综述 |
| 临床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2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本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介 |
（6）次发癌为肺癌的多原发癌的临床特征与远期预后相关性的回顾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多原发癌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
| 1. 多原发癌的发病率 |
| 2. 多原发癌的临床特征 |
| 2.1 性别及发病年龄 |
| 2.2 癌肿的发病间隔 |
| 2.3 发病部位 |
| 3 多原发癌的形成原因及危险因素 |
| 3.1 多原发癌的现代医学认识 |
| 3.2 多原发癌的中医学认识 |
| 4. 多原发癌的诊断及鉴别诊断 |
| 5. 多原发癌的治疗 |
| 5.1 多原发癌的现代医学治疗 |
| 5.2 多原发癌的中医治疗 |
| 6. 多原发癌的预后 |
| 7.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第二部分 研究内容:次发癌为肺癌的多原发癌的临床特征与远期预后相关性的回顾性分析 |
| 1. 病历资料 |
| 1.1 病例来源 |
| 1.2 病例选择标准 |
| 1.3 纳排标准 |
| 2. 研究方法 |
| 2.1 观察指标 |
| 2.2 随访 |
| 2.3 统计学处理 |
| 3. 结果 |
| 3.1 临床资料 |
| 3.2 生存情况 |
| 3.3 生存分析 |
| 4. 讨论 |
| 1. 发病率 |
| 2. 形成原因 |
| 3. 临床特征 |
| 4. 诊断与鉴别诊断 |
| 5. 治疗 |
| 6 预后 |
| 7. 影响预后的风险因素 |
| 8. 结论 |
|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不同检查技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阳性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研究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 4.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恶性胸腔积液诊断方法及新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循环肿瘤细胞临床意义及与中医证型相关性初探（附293例病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部分 文献综述 循环肿瘤细胞的检测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
| 1.CTCs的特性 |
| 2.CTCs的检测技术 |
| 2.1 CTCs的富集 |
| 2.2 CTCs的鉴定 |
| 3.CTCs的临床应用 |
| 3.1 筛查肿瘤 |
| 3.2 协助分期 |
| 3.3 评估疗效 |
| 3.4 判断预后 |
| 3.5 精准治疗 |
| 4.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临床研究 |
| 前言 |
| 1.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诊断标准 |
| 1.2.1 西医诊断标准 |
| 1.2.2 中医证型诊断标准 |
|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1.3.1 纳入标准 |
| 1.3.2 排除标准 |
| 1.4 临床资料收集 |
| 1.5 统计学方法 |
| 2.结果 |
| 2.1 患者的一般资料及临床特征 |
| 2.1.1 患者的一般资料 |
| 2.1.2 患者的临床特征 |
| 2.2 CTCs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
| 2.2.1 CTCs与肿瘤患者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
| 2.2.2 肺癌患者临床特征与CTCs的关系 |
| 2.2.3 乳腺癌患者临床特征与CTCs的关系 |
| 2.2.4 大肠癌患者临床特征与CTCs的关系 |
| 2.2.5 其它癌种患者临床特征与CTCs的关系 |
| 2.2.6 中医证型与CTCs的关系 |
| 2.2.7 肿瘤标记物与CTCs的关系 |
| 2.3 CTCs与疗效指标及临床疗效的关系 |
| 2.3.1 治疗前后CTCs的变化与肿瘤标记物的变化的相关性 |
| 2.3.2 CTCs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
| 3.讨论 |
| 3.1 CTCs与临床特征 |
| 3.2 CTCs与中医证型 |
| 3.3 CTCs与临床疗效 |
| 4.本研究的特点及局限性 |
| 5.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9）乳腺癌术后肝转移和肺转移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英文缩写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乳腺癌转移机制假说及与之相关的临床病理因素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循环肿瘤DNA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及复发预测中的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Abstract |
| 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材料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标准 |
| 2.3 外周血及组织学样本采集和保存 |
| 2.4 组织标本和血浆游离DNA的提取和二代测序 |
| 2.5 统计学方法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患者临床病理特征 |
| 3.2 靶向测序质量控制 |
| 3.3 靶向捕获测序和基因图谱 |
| 3.4 基因突变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的相关性 |
| 3.5 乳腺癌复发进展的风险因素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五章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循环肿瘤DNA在乳腺癌精准诊疗中的应用进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其他研究 全外显子组测序在1例伴垂体泌乳素瘤的男性乳腺癌中的应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乳腺癌广泛转移1例（论文参考文献）
- [1]男性乳腺癌临床特征及诊治：附35例报告[J]. 何雨爽,高欣怡,吴洁蓉,潘晨曦,李学璐,马振海.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2021(11)
- [2]乳腺癌前哨及前哨后淋巴结引流解剖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D]. 郭瀚荫. 山东大学, 2021(12)
- [3]HER2阳性乳腺癌术后辅助及新辅助双靶治疗的观察性研究[D]. 李沫. 山东大学, 2021(09)
- [4]中央坏死性乳腺癌与基底细胞样型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对比分析[D]. 丁丽. 蚌埠医学院, 2021(01)
- [5]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部分乳腺加速照射对比全乳腺常规照射临床研究[D]. 刘婷婷.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01)
- [6]次发癌为肺癌的多原发癌的临床特征与远期预后相关性的回顾性分析[D]. 姜雪娇.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7]不同检查技术诊断恶性胸腔积液的阳性率[D]. 王影. 大连医科大学, 2021(01)
- [8]循环肿瘤细胞临床意义及与中医证型相关性初探（附293例病例）[D]. 巫燕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1(08)
- [9]乳腺癌术后肝转移和肺转移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分析[D]. 李一澈. 河北医科大学, 2021
- [10]循环肿瘤DNA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及复发预测中的价值研究[D]. 郝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