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行2001年亚洲环境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张利利[1]（2021）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东盟的经济影响》文中指出引言2020年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最终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此后,全球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活动遭受较大冲击。截至2020年4月9日,疫情已经波及203个国家,导致1,476,819人感染,其中死亡病例87,816例（中国境外死亡病例为84,477例）。在东盟境内,疫情数字也在不断上升之中,截至4月9日,报告确诊病例超过15,532例,死亡病例超过529例。
赵永斌[2]（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闫晓燕[3]（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陈颐[4]（2020）在《疫情拖累今年亚洲经济》文中提出4月3日,亚洲开发银行（亚行）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其年度旗舰经济出版物《2020年亚洲发展展望》。该报告指出,由于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大流行影响,预计今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区域增速将急剧下滑,2021年会有所反弹。报告预测,2020年亚洲区域增长率为2.2%,较2019年9月亚行预测的5.5%下降3.3个百分点。预计增长率将在2021年回升至6.2%,但前提是疫情结束,且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除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增长率为2.4%,而2019年为5.7%,预计2021年有望回升至6.7%。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5]（2019）在《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文中研究表明2019年3月中旬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9年4月2日在华盛顿美国商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全球经济越来越不稳定,IMF对全球经济的预测将从2019年1月的水平下调。她警告称,多数国家将无法通过降息来抵消经济下行的影响,而是需要在未来"更明智地运用"财政政策。许多经
赵亚洲[6]（2018）在《亚洲开发银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在涉及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上,不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些困境。由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国共同倡导的澜湄合作机制的成立,正是有效化解这些困境的一把利剑。但是澜湄合作尚处在“幼年期”,在很多方面的发展并不足以及时有效的化解该地区国家现已出现的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反思与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而作用于澜湄合作今后的发展。以期借助澜湄合作这把利剑,打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出现分歧的任督二脉,争取早日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推进。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为切入点,将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进行梳理和研究。首先,通过深刻探析亚行成立的背景,资金来源,主导者与参与者以及援助与投资类别,得出其成立背景既有现实因素又有理论渊源,资金来源渠道较多,主导者与参与者多为一些发达国家和援助与投资类别形式多样。其次,通过详实梳理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项目,得出亚行援助与投资方式具有以技术援助频率最多等五方面的特点。再次,通过深挖区域内外对亚行援助与投资行为评价以及深刻分析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成效及问题,发现亚行存在投资偏好和政治化倾向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最后,通过总结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经验教训,进而为澜湄合作机制在今后的顺利发展提供几点可供参考的建议。通过上述研究,论文的主要发现是:第一,随着澜湄合作的成立与发展,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影响力将会逐渐降低;澜湄合作将会在该地区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第二,合作与共享是亚行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亚投行以及澜湄合作今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顺利发展所必选的一条路径,更是澜湄合作能否取得长足发展的最优方案。第三,澜湄合作应准确定位且分国别投资要找准重心等八个方面来加大对次区域国家的影响力和及时规避亚行对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中出现的问题,争取早日将澜湄合作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王卓[7]（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经历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与G7、G20等模式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与全球经济治理有何种关系?国际开发性金融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新成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运作过程和项目分析,为以亚投行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治理路径的成功奠定理论基础是本文目的之所在。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和最新前沿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CPTPP、AIIB。第一章导论引出了标题的问题,文献综述厘清了相关定义,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首次整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经典和最新前沿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论述,对新成立的CPTPP、AIIB进行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有波折,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加速,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已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WTO、IMF等多边机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导致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直至引发“逆全球化”一时暗流涌动。顺应全球化大势,避免全球化问题,必须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本论文第二章探讨的主要内容。从多边体制到区域框架,是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向。大国在此过程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也要在此过程中实现各自利益和诉求最大化,从而引发了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这是本论文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中重点分析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欧盟的传统与变革、日本的跟进与进取,以及中国的贡献与超越。而有关大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则以TPP/CPTPP和AIIB为案例,在第四和第五章中展开。中国与美国、日本关于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博弈,主要是围绕TPP/CPTPP展开的。或者说,围绕TPP/CPTPP的战略进退,集中体现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路径选择层面的战略博弈。美国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TPP,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以往依靠两大多边机制（WTO、IMF）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操控甚至霸权之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包括TPP在内的“两洋战略”上。为此,也要求日本跟进,从而促使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初采取了在国内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的背景下,被动跟进美国参与TPP的战略。但在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即宣布美国退出了以往由其全力主导的TPP,并在其他全球治理机制中,也开始推行“退出”战略。在此背景下,日本又一改以往跟随美国的战略,联合其他10个TPP成员,全力推进没有美国的TPP11,即所谓CPTPP。对于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战略态势,中国如何应对?显然成为重要战略议题。这也是本论文第四章探讨的核心议题。面对全球治理变革的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中国的最重要抉择是提出并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的大框架下,迄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成功启动和平稳运转。一带一路的主体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AIIB显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领域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AIIB显然直指核心。而美国、日本与欧洲大国在对待中国全力推进AIIB,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应对。欧洲大国宣布作为发起国参加,成为AIIB启动过程的重要转折,而美国和日本迄今仍未明确表示加入甚至抵制的态势。AIIB仍将是中国与美日在变革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展开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本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这一领域展开。上述探讨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将在第六章“结语”中予以简要概括总结。
魏亦山[8]（2016）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文中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几十个国家积极参与,然而这个战略要想实现却是一项复杂、系统而又艰巨的工程。从国家层面来讲意义重大,对企业来说又是无限潜在的商机,但由于正式提出的时间只有二到三年（2013年提出）,而“一带一路”所涉及区域又很广泛,情况纷繁,到底如何实施,许多问题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系统研究。当然经济实践特别是牵涉到许多国家经济活动,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透彻才开始,许多事情恰恰是边做边研究边完善的。而研究工作不仅需要相关理论支持和指导,而且还需要有周全而深入的剖析,即对相关国家、区域和领域及我国自身的各种条件、基础和实力开展各种专项研究。然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基础性资料及实时动态研究很少,甚至一些相关小国则几乎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研究既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又有很大的研究难度。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正酝酿着调整,许多国家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中国经济经过一段高速发展时期,现已步入“新常态”,持续了多年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失去竞争优势；同时,由于过去十多年过于乐观的产能扩张,中国很多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部分产能技术大多数是不落后的,只是供大于求,需要向外转移扩展市场。再者中国巨大的市场也孕育了一批大企业,正在成为具有跨国投资和全球运营能力的跨国公司。这些因素叠加促使中国正在进入大规模“走出去”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不但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还能够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符合相关国家的利益,也能够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地区。而“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又是重中之重,在整个战略中如果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了,也就打下了坚固的基础。然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巨大的资金需求是重头戏,所以,本研究就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国情,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研究如何在充分利用原有以财政资金和信贷为主的融资手段的基础上,拓展新的融资渠道,开发新的融资工具,提升直接融资基础设施融资规模中的比重,以寻找到能够提供给“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所需要的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资金的供给。由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与很多国家相关,要想顺利地建设好,必须要有这些国家相关人员的合作,而人们的合作行为涉及到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模式这些文化因素,所以,需要还要考虑金融支持的文化影响问题。而这从文化影响（以宁夏为例）的视角分析“一带一路”实施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本文的研究路径是：对现有的资料和文献进行较全面的检索和查阅,将现存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以基础设施建设的一般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与国际货币理论为指导,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和供给现状出发,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金障碍,在借鉴世行等国际性金融开发机构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本文运用了比较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论文研究框架主要分为五部分：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理论分析和区域经济学理论、金融支持理论与国际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二是目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和供给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成因；三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国际性金融开发机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情况以及效果,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概况以及经验总结：四是分析宁夏与穆斯林国家的文化相似在“一带一路”特殊地位和典型作用。五是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是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好,而要把基础设施建设搞好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因此,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系统性的做好这些工作：第一,要构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体系；第二,要根据资金情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式；第三要发挥好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一带一路”的整个经济发展；第四要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效率。第五,以文化作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条件。本文研究的创新点：1.提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成功的重要基础是与相关国家文化的沟通、融洽与融合的观点。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由政府最高层主导、多部门联合参与,这样高规格的政策等级,在中国通常意味着相关省市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在执行中是一路绿灯。这样的支撑虽然比较容易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扩张目的,但也会因这是进入中国许多企业并不太熟悉的国际舞台,风险也特别大,因为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思想意识方面等原因,可能会不仅使中国的企业难以获得高额利润,还很可能遭受巨大损失。所以,只有在思想文化融洽与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够使不同国家的金融家和企业家在思想和行为上达成共识,有利于中国主导的金融的合作与发展,达到减少阻力获得共赢。2.本研究做了目前学术理论界还没有做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研究以金融支持作为一种系统体系,从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两方面来综合进行分析。这是由于本文在分析现有的研究文献时发现,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重点是放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上,而忽略了金融需求与供给存在矛盾的情况。因此,本文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与供给角度出发,分析了深层的原因,并根据这些原因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是从国际上看,现有的研究集中在把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寄希望于本国或政府间区域性的金融机构上,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复兴银行。而本文认识基础设施的研究落脚重点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上,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加强跨进征信合作等。三是建议大力促进文化领域合作的基础上推动金融支持,这也是现有的文献中鲜有提及的。因为文化活动可以领引金融活动,西方的竞争文化与中国的中庸竞争观有很大差别,金融波动有幅度,是物极必反的规律体现,不能把赢利看作是唯一目的。同时文化活动所形成的文化产品还可转化金融产品,做到金融与文化的有机结合。3.使用了目前学术界还有用过的新数据。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用科学、准确的新数据论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紧迫性和巨大的金融需求以及不相匹配的金融供给,并针对此种现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4.案例剖析。目前从国内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省区来看,宁夏有独特的优势。在沿丝路国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占主流地位,这些国家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不可绕开的极为重要区域,而这正是宁夏回族文化所有的独特优势,而且,假如通过文化融洽为先导顺利开展、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有可能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为其他省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提供非常有益的经验。
田青[9]（2014）在《2013年亚洲经济形势分析与2014年展望》文中认为2013年与2012年相比,亚洲经济面临的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2012年,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面临欧美债务危机引发的两大威胁:欧元区解体和美国财政悬崖。在这种背景下,亚洲经济经过起伏波动之后正逐步企稳,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3年,欧美债务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欧元区解体和美国财政悬崖两个风险都大大降低,全球金融环境改善,全球经济逐渐温和复苏,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和上升势头好于预期。在这种背景
田青[10]（2013）在《亚洲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2012年,在全球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欧美债务危机阴霾不散、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亚洲经济经过起伏波动之后正逐步企稳,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30%,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经济重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但是,亚洲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领土争端等各种正式、非正式的合作障碍依然存在;环境、人口、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与能源制约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n。2013年,亚洲改革、创新和发展任务依然艰巨,进一步的结构改革、深化地区合作成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亚行2001年亚洲环境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亚行2001年亚洲环境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新冠肺炎疫情对东盟的经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疫情对东盟的经济影响 |
| 经济增长展望的修正 |
| 金融市场紊乱 |
| 供应链与市场扰动 |
| 深入审视最脆弱的部门 |
| 东盟面对疫情的政策响应 |
| 政策建议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5）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
| (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
| (二) 世贸组织大幅下调2019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 |
| (三) 博鳌论坛:三大变数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向 |
| (四) 亚洲开发银行下调亚洲经济增长预测 |
| (五) 联合国报告:全球每年产生电子垃圾资源价值625亿美元 |
| (六) 国际能源署:未来5年亚洲能源需求依然强劲 |
|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
| (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
| (二) 亚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速2019年放缓至6.3% |
| (三) 美智库称中国AI研究有望领跑全球 |
| (四) 美银美林:中国经济增速将在第二季度触底, 需较长时间复苏 |
| (五) 史蒂芬·罗奇: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依靠高质量发展 |
（6）亚洲开发银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内容 |
| 四、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亚行成立的背景及运行现状 |
| 第一节 亚行成立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 |
| 二、理论背景 |
| 第二节 亚行的运行机制 |
| 一、资金来源 |
| 二、亚行的主导者与参与者 |
| 三、亚行援助与投资方式 |
| 第二章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现状及特点 |
| 第一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发展历程 |
| 一、1966-1992年创新发展阶段 |
| 二、1992-2015年快速发展阶段 |
| 三、2015至今机遇与挑战并存阶段 |
| 第二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项目 |
| 一、金融和农业农村发展项目 |
| 二、部门管理和医疗卫生项目 |
| 三、教育培训和工业贸易项目 |
| 四、能源和交通运输项目 |
| 五、供水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
| 第三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特点 |
| 一、技术援助是采用频率最多的方式 |
| 二、贷款、赠款以及技术援助的结合采用成为常态 |
| 三、农业是亚行援助与投资的基础领域 |
| 四、能源和基础设施是亚行在工业领域援助与投资的重点 |
| 五、服务业是亚行援助与投资领域中的最新趋势 |
| 第三章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成效及问题 |
| 第一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成效 |
| 一、对中国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二、对柬埔寨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三、对老挝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四、对缅甸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五、对泰国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六、对越南的援助与投资成效 |
| 第二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援助与投资的问题 |
| 一、存在投资偏好和政治化倾向 |
| 二、基础设施援助与投资呈现供需失衡 |
| 三、对私营部门及弱势产业援助与投资力度不足 |
| 四、域内国家区域一体化参与程度不高 |
| 五、亚行内部决策中湄公河五国缺乏话语权 |
| 第三节 区域内外对亚行援助与投资的评价 |
| 一、区域内对亚行援助与投资的评价 |
| 二、区域外对亚行援助与投资的评价 |
| 第四章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经验及对澜湄合作的启示 |
| 第一节 亚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经验 |
| 一、清晰而明确的宗旨和职能定位 |
| 二、标准而严密的行为规范制定 |
| 三、有效而精简的决策机制 |
| 四、科学而严格的评估体系和项目管理 |
| 五、项目涉及不同领域且有所侧重 |
| 六、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 |
| 七、多渠道融资方式 |
| 第二节 亚行援助与投资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对澜湄合作的启示 |
| 一、准确定位且分国别投资要找准重心 |
| 二、建设严密组织网及投资管理要规范化 |
| 三、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合作力度 |
| 四、可持续发展和减贫问题可作为深入发展的突破口 |
| 五、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且需强化政府间沟通 |
| 六、需采取多渠道融资方式且要重视影响力的延伸 |
| 七、要牢牢掌握主导权且需根据形势变化重视改革 |
| 八、推动澜湄合作向更高层次的区域一体化方向发展 |
| 结论 |
| 附录 |
| 表1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越南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2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缅甸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3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柬埔寨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4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泰国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5 自GMS机制建立以来亚行对老挝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表6 自1986年中国加入亚行以来其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项目情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7）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Summary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厘定 |
| 五、研究框架 |
| 六、若干难点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
| 一、经济全球化：动因与趋势 |
| 二、全球经济治理：需求强化 |
| 三、治理体系缺陷与供给不足 |
| 四、治理问题恶化与逆全球化 |
| 五、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 |
| 六、变革全球经济治理势在必然 |
| 第三章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博弈 |
| 一、全球经济治理新趋向：从多边到区域 |
| 二、大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与实践 |
| 三、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美国：自由与霸权 |
| 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欧盟：区域与多边 |
| 五、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日本：跟进与进取 |
| 六、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贡献与超越 |
| 第四章 CPTPP:美国进退、日本进取与中国应对 |
| 一、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美国主导 |
| 二、多边治理框架的困境与两洋战略 |
| 三、TPP:美国进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从TPP到CPTPP:日本的战略进取 |
| 五、从TPP到CPTPP:中国的战略应对 |
| 第五章 AIIB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影响 |
| 一、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金融体系与基础设施 |
| 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方案与“一带一路” |
|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AIIB:地位与影响 |
| 四、AIIB引发的战略博弈：美日、欧洲及其他 |
| 五、AIIB产生的战略影响：优化全球金融治理 |
| 六、AIIB需要的战略应对：完善内部治理绩效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几点逻辑结论 |
| 二、若干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答谢 |
（8）“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目前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当前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一带一路”战略 |
| 2.1.2 基础设施与建设 |
| 2.1.3 金融支持的含义与原理 |
| 2.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点轴发展理论 |
| 2.2.3 梯度推进发展理论 |
| 2.3 基础设施的一般理论 |
| 2.3.1 基础设施的概念界定 |
| 2.3.2 基础设施的五大基本属性 |
| 2.3.3 基础设施的功能 |
| 2.4 金融支持理论 |
| 2.4.1 金融支持与约束理论 |
| 2.4.2 金融发展理论 |
| 2.4.3 货币政策与调控理论 |
| 2.5 国际货币理论 |
| 2.5.1 国际货币流通理论 |
| 2.5.2 汇率理论 |
| 3 “一带一路”的金融需求现状、问题与成因 |
| 3.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现状 |
| 3.1.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量巨大 |
| 3.1.2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极为重要 |
| 3.1.3 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必要性 |
| 3.1.4 支付能力有限需要开发性金融为主导 |
| 3.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的问题 |
| 3.2.1 资金需求量大、金融需求迫切 |
| 3.2.2 投融资期限较长、回报期长、未来收益不确定 |
| 3.2.3 金融市场不完善金融机构效率较低 |
| 3.3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需求问题的成因 |
| 3.3.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涉及的国家多比较难协调 |
| 3.3.2 目前基础设施不足而需求增长又过快 |
| 3.3.3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
| 4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现状、问题与成因 |
| 4.1 “一带一路”的金融供给现状 |
| 4.1.1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的概况 |
| 4.1.2 中国目前的金融供给现状、特点与风险 |
| 4.1.3 沿线国家的金融供给现状与特点 |
| 4.2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供给的问题 |
| 4.2.1 金融供给水平低、商业贷款不愿介入 |
| 4.2.2 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经济的制度有问题 |
| 4.2.3 相关国家政府财力弱办事效率低 |
| 4.2.4 信用体系不完善 |
| 4.2.5 汇率波动大 |
| 4.2.6 跨境金融合作层次较低集中度较高风险大 |
| 4.2.7 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币种跨境金融合作协作很难 |
| 4.3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问题的成因 |
| 4.3.1 基础设施自身固有的特点 |
| 4.3.2 中国金融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 |
| 4.3.3 来自其他沿线国家的原因 |
| 4.3.4 跨境合作难度大需要有磨合期 |
| 5 国际货币组织、部分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经验借鉴 |
| 5.1 洲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 5.1.1 亚开行的宗旨、任务与基础设施建设关系 |
| 5.1.2 资金投向基础领域的效果 |
| 5.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 5.2.1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宗旨、任务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
| 5.2.2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融资原则、效果与影响 |
| 5.3 世界银行集团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
| 5.3.1 世行的宗旨、目标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
| 5.3.2 世界银行的金融服务 |
| 5.3.3 对基础设施建设援助扶持的效果与问题 |
| 5.4 国外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 |
| 5.4.1 美国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2 加拿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3 日本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4 欧洲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5 美、加、日和欧洲对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经验 |
| 5.4.6 借鉴的启示 |
| 6 宁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优势与典型作用 |
| 6.1 宁夏的战略支点优势地位 |
| 6.1.1 四个对接 |
| 6.1.2 中阿新通道 |
| 6.1.3 四个关键点 |
| 6.1.4 新平台 |
| 6.2 宁夏的典型作用 |
| 6.2.1 宁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文化沟通现状 |
| 6.2.2 宁夏金融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 |
| 6.2.3 宁夏对阿拉伯国家的金融联结 |
| 6.2.4 文化融合取得的成就与促进的措施 |
| 7 “一带一路”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 7.1 “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需要构建体系 |
| 7.1.1 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合作 |
| 7.1.2 推进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合作跨境解决基础设施的资金问题 |
| 7.1.3 为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货币兑换、支付结算方面的障碍 |
| 7.1.4 加强风险管理降低跨境合作中的风险 |
| 7.1.5 建立与沿线各国政府、投资者和金融服务机构密切合作的机制 |
| 7.1.6 大力发展国际投资信用业务和海外投资保险 |
| 7.2 根据资金情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式 |
| 7.2.1 传统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 |
| 7.2.2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融资方式 |
| 7.3 发挥基础设施建设的“乘数效应”带动各国经济合作 |
| 7.3.1 交通运输行业 |
| 7.3.2 通讯行业 |
| 7.3.3 设备及配套类设施制造业 |
| 7.3.4 物流业与旅游业 |
| 7.3.5 文化传媒行业 |
| 7.4 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利用效率 |
| 7.4.1 促成、发展“一带一路”的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市场 |
| 7.4.2 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切实形成资金权益保障体系 |
| 7.4.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管理 |
| 7.4.4 加强跨境征信合作 |
| 7.4.5 吸引和培养大量优秀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管理人才 |
| 7.5 金融支持需要与所在国文化融洽氛围的配合 |
| 7.5.1 金融与文化密切相连 |
| 7.5.2 文化产品可转化为金融产品 |
| 7.5.3 文化活动引领金融活动 |
| 7.5.4 金融产品扩展需要有文化环境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博士在读期间所发表的论着 |
四、亚行2001年亚洲环境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冠肺炎疫情对东盟的经济影响[J]. 张利利. 南洋资料译丛, 2021(03)
- [2]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3]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4]疫情拖累今年亚洲经济[J]. 陈颐. 商业观察, 2020(07)
- [5]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J].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全球化, 2019(05)
- [6]亚洲开发银行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援助与投资研究[D]. 赵亚洲. 云南大学, 2018(08)
- [7]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D]. 王卓. 外交学院, 2018(12)
- [8]“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研究 ——以宁夏为例[D]. 魏亦山. 武汉大学, 2016(01)
- [9]2013年亚洲经济形势分析与2014年展望[A]. 田青. 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3～2014）, 2014
- [10]亚洲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A]. 田青. 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2012～2013）,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