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文化适应政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儒学,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礼仪之争
文化适应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罗莹[1]（2016）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反对“文化适应政策”的声音——以《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论》一书为中心》一文中研究指出来华耶稣会士与多明我会士皆自16世纪末开始译介中国典籍并将之刊行于西方世界。由于双方在传教理念上的差异及其对于中国文化元素的不同定位,他们围绕"祭祖祭孔"礼仪的性质以及"上帝"译名问题出现意见分歧,致使来华传教士团体分裂为"支持文化适应政策"和"反对文化适应政策"两派。本文拟以多明我会来华传教士闵明我的着名论着《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论》(Tratados históricos,políticos,éthicos,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Madrid,1676)为中心,考察反对适应中国文化政策一派的观点,试图呈现当时来华不同修会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思想的真实看法。(本文来源于《国际汉学》期刊2016年02期）
戚印平,何先月[2]（2013）在《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一文中研究指出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本文来源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3年03期）
戚印平[3]（2012）在《传教士的新衣: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以及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大多数研究着作中,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95 年 5 月在江西樟树①改换中国儒服的举动,都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而他头戴儒冠、身着长袍的标准形象以及与徐光启并肩驻足于中式祭坛前的理想图景,亦在某些惯性思维的推动下,衍生为"合儒、补儒"之传教策略的真实写照与合理依据。②(本文来源于《基督教文化学刊》期刊2012年01期）
徐田,周金声[4]（2011）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探析——以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为鉴》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广中国文化以"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已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但具体的文化传播策略研究却相当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借鉴他者文化传播经验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基督教在华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策略为鉴,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制定"上层路线与大众传播并举"的传播路线、以特有文化元素吸引更多的受众、利用他者文化体系进行解释,才更有利于异质文化之间的适应及以后的融入和广泛传播。(本文来源于《语文学刊》期刊2011年01期）
田志坚[5]（2007）在《耶稣会士文化适应政策对明末清初士人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文化交流的核心。这种双方的融合与冲突所产生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使得异质的双方不自觉地发生了异化。其异化在双方文化中的程度的不同则取决于对方原有文化力量的强弱。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价值观念的中华文化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外来之佛教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长期较量与融合下，形成了完全本土化的禅宗，从而能够为文人士大夫所接受。同时，伴随佛教的本土化，儒家文化也逐步吸收了释、道二教的思想，从而形成了儒释道叁教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新文化。为应对新教改革的巨大威胁，罗马天主教被迫进行了宗教改革。在这一巨大变革时期诞生的耶稣会承担起了天主教对外扩张的重要任务，开始其全球传教的事业。耶稣会士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进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面对当时仍处于强势状态的中华文明，过去那种依靠武力强迫当地人皈依天主教的办法行不通了，耶稣会士被迫对调整其传教策略。沙勿略在日本最早开始了适应当地文化传教的尝试。利玛窦在总结沙勿略等人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合儒补儒”的传教道路，即：通过深入研究儒家文化，用天主教义来比附儒家经典，以使其得到文人士大夫的支持，并进而使其皈依天主教。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士，如：艾儒略、孟儒望、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人均坚持了利玛窦所开创的“合儒补儒”策略并结合实际对其进行了深化和发展，成为此后近百年里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基本准则。这一策略在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中产生激烈的反应，一部分反对佛道虚无主义、主张以实学匡正朝纲、恢复孔孟理想社会的士大夫对其产生了共鸣，将天主教视为强国富民的真理加以推崇，并受洗皈依了天主教。另一部分坚持儒家道统的士大夫则对其比附先秦儒家经典的言行表示了不满，对其势力的迅速壮大表示了忧虑。随着对其教义的认识的深化和形势的发展，尤其在经历了明清政权更替之后，广大士人对其策略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儒家思想文化仍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明末清初，广大士人不可能对外来的新兴宗教产生明显的好感。因此，虽然多数士人认可耶稣会士所传西学，但要其放弃孔孟之道皈依天主教，则是不现实的。“合儒补儒”作为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权宜之计，最终也不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虽然最终双方走向了决裂。但耶稣会士所开创的这一传教模式仍然在儒家文化圈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所带来的不同于东亚文化的西方文化为清代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并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和途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对今天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启发作用。(本文来源于《四川大学》期刊2007-04-08）
孙邦华[6]（2006）在《“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揭开了中西两大文明之间的第一次直接相遇与对话的序幕。为了成功实现跨文化之间的交流,来华耶稣会士经过一段曲折历程后,创造性地采取了“文化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由于来华托钵修会天主教士对之全盘否定,从而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导致清初“禁教”政策的出笼和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中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晚清来华自由派新教士基本上继承了文化适应政策,从而使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认为文化适应策略不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且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仍有普遍性意义。(本文来源于《东南学术》期刊2006年06期）
文化适应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耶稣会士利玛窦改换儒服被视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利氏的形象改变并非只有一次,首次易服是其入华之初采用中国僧服,而12年后改穿儒服,亦是为融合于中国文人官僚而做的社交努力。有证据表明,利玛窦多次易服不仅是仿效日本同行的类似举动,其过程还受制于修会内部传教策略之争及复杂矛盾。形象改变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通行证和护身符,是范礼安"文化适应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合儒、补儒"既非利玛窦的初衷,也是从未实现的文化神话。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文化适应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1].罗莹.中国“礼仪之争”中反对“文化适应政策”的声音——以《中华帝国的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概论》一书为中心[J].国际汉学.2016
[2].戚印平,何先月.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3].戚印平.传教士的新衣: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以及范礼安的“文化适应政策”[J].基督教文化学刊.2012
[4].徐田,周金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探析——以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为鉴[J].语文学刊.2011
[5].田志坚.耶稣会士文化适应政策对明末清初士人的影响[D].四川大学.2007
[6].孙邦华.“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J].东南学术.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