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梁启超在《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国邸报,视万国之报纸,皆为先辈,姑勿置论。即自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传教士报刊是晚清来华传教士传教活动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之启蒙,它们从新闻业务与新闻理念两方面模仿成熟的西刊模式,促进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但是,目前学界在论述“传教士报刊是中国近代新闻业发端”这一命题时,多是将传教士报刊作为在华外报网的组成部分,将其与外商办报杂糅在一起,弱化了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本土报业的启蒙意义和示范作用。因此,深入研究晚清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启蒙作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国之报章形式”,确立传教士报刊的历史地位,对于探索传教士报刊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共分四个章节,在媒介社会学的视域下,探讨晚清传教士报刊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历史嬗变奠定基础。第一章为综述部分,从晚清传教士报刊的历史地位出发,探讨报刊辅教的现实原因与必然性。作为文字辅教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教传教士以报刊为媒介努力在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文化中寻求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实现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目的。这种辅教之举,无意间助力中国报业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第二章从传教士报刊的新闻实务和办报技术两个方面论述其对中国近代报业的示范作用。传教士报刊无论是从新闻的写作还是编排方式,无论是从报刊的印刷出版还是发行管理,都给国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所开创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的很多“第一”——如第一条消息、第一份石印报刊、首创分栏编纂等等,都促进了中国的新闻事业从“邸报”向新报的转变。第三章从报刊理念的角度论证晚清传教士报刊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启蒙之师。传教士报刊有明确的办报宗旨,这与中国古代报纸大有不同,此外,它所宣传的“新闻自由”、“新闻纸篇”、“新报”等概念,让国人认识到了报纸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所用,产生了“报馆有益于国事”的念头,在思想上走上了自办报刊的道路。第四章探讨传教士报刊与国人自办报刊的因缘关系。从传教士报刊起步,从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译报活动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华人与西方新教传教士产生了交集,从梁发的辅助传教到王韬的独立办报,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真正发轫了。徐中约教授在谈及东西方文明的关系时指出,“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①传教士报刊打着引介“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旗号,以先进的办报模式几乎垄断了同时期中国的报业市场。这种垄断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席卷而来的近代化潮流,国人并不是消极抵抗,而是始终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可以说,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不是一种简单的“被现代化”过程,而是国人在效仿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