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年来,从报刊传媒角度研究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成为现代文学研究关注的热点。对五四时期新文学四大副刊之一《晨报》副刊的研究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但遗憾的是,现有研究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单纯把报刊看作信息载体,忽略了对传媒背后各种权力纠结的探究,以对报纸内容的整理与评价代替传媒视角的探讨,大大低估了现代传媒对于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事实上,在我们把《晨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就必须要对报刊传媒的特性有一个基本的把握:现代大众传媒一出现就具备两种主要的运行模式: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所谓政治模式,就是传播媒介被视为国家或阶级政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觉充任政府或政党的舆论工具。所谓经济模式,就是把传播媒介视为某种必须赢得利润的产业。而文化工业是这种运行模式的必然产物。更多的时候这两种模式的关系是相互交错、衔接和过渡。握有知识和信息垄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在社会启蒙的过程中把大众看作需要改造、需要提高素质的“他者”。而传媒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使得启蒙者有可能扼杀了自己所推崇的自由和民主意识。对《晨报》副刊研究来说,必须首先弄清其两种运行模式的结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启蒙与专制关系的考察也应该成为我们认识《晨报》副刊的重要视角。这是我们透过《晨报》副刊探讨五四新文学历史文化语境的重要基础。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并以此作为切入点,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晨报》副刊为案例,对五四新文学历史文化语境做出全新的探讨和深入的开掘,以进一步丰富和调整我们对新文学历史文化语境的认知和评估。第一章主要在法律空间里探讨报刊发展的轨迹和特点。我们认为,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以报刊律法为参照值的文化氛围有一个渐趋宽松的过程。报刊律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更多地作用于政治性内容,这反而为报纸副刊和副刊文学留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各种报刊在政治模式下致力于文化的民主化时,旧式副刊文学则更多地在经济模式中发挥了自身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功能,趋向于文化的大众化。培养了副刊文学的作者与消费群体,发展了通俗文学。旧式副刊改革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工具,固然体现出副刊文学触及传媒的政治模式,开始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