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汉书·食货志》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经济史，其详细记载了自远古到西汉末年的土地制度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土地治权的发展以及集权的演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与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拥有发达的法典编撰体系，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该社会并不是一个由法律控制的社会。然而法律作为社会的产物当然地反映其所依存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建设，在中国集权政治下生存的法律自然要体现集权政治的特性。正是基于法律的这个特点，通过研究法律对社会的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才显得必要。本文尝试通过对《汉书·食货志》中土地制度变迁的分析，厘清土地治权的发展过程，从而探讨在土地治权影响下的专制集权体制中，法律如何作用于社会，并由此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中法律的发展进路及其社会价值。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讨论：第一部分通过对《汉书·食货志》中有关王朝政治危机和社会控制模式的分析，总括地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及其所内涵的社会问题的由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王朝政治危机无一不是由于土地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所诱发的；同样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实质上也有赖于土地治权的制度安排。因此作为农业社会，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几乎都可以归结到土地问题上来。这也为全文的论述奠定了基调。第二部分则以《汉书·食货志》中西汉以前的土地制度的变迁过程为例，分析西汉以前土地治权的演变过程。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是在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在早期中国社会，井田制不仅仅是一种土地制度，也是一种原始的赋税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随后出现的春秋时期的田制改革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在于土地的私有化过程。但是这种私有仍旧是在土地治权由最高统治者掌握下的一种私人占有。秦帝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专制集权的政治统治模式，但是土地私有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这种集权统治下却日益严重。汉承秦制，土地问题仍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汉武限田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限制土地兼并，但其最终施行的结果却因重农抑商的措施而适得其反。第三部分详细地论述了在土地治权的演变过程中，集权政府的形成和发展。以《汉书·食货志》中的相关记载为线索，结合前述土地治权的演变进程，梳理了中华帝国最终形成专制集权的发展路径。井田制下基于土地治权需要而形成的“先公后私”的观念为集权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尤其是通过君权神授理论为集权统治提供了道德正当性。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土地治权演变成为诸侯国内的土地治权，并最终导致秦帝国的产生，使得集权统治从理念成为了现实。伴随汉武建制，专制集权统治在中国古代社会达到了第一个巅峰时期。第四部分在前三部分论述的基础之上，分析在中华帝国专制集权政府的发展路径中，最能体现统治思想的法律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社会对此产生的不良反应。所谓的社会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流民问题、土地兼并问题以及社会秩序失控问题。这些不良反应产生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归结为土地治权问题，尤其是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通过以上论述总结出土地治权对法律特性形成的几个隐性限定。这几个限定与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特性的形成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