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流域是地表水的集水区域,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流域包括流域内水文网络、水流、土地、动植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基本自然要素,同时还包括生活在流域范围内的人口、文化、经济、决策等各种综合要素。自古以来,经济的开拓与江河流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和华夏文明,分别发源于世界几大著名的河流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岸。流域经济尤其是大河流域经济,逐渐发展成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重要的经济区域,这个包含了流域内自然要素及相关人类活动的特殊区域,是一个集“资源交换、物质共享、信息传递”为一体的,且流域内各域段相关要素及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影响、相互牵制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从世界范围的国家、地区发展历史及现状来看,经济发展较为靠前的国家,均对流域及河流的综合治理、资源开发利用给予很高的重视。流域在经济学中属于“公共池塘资源”,所谓“公共池塘资源”是指那些在使用中具有不可排他性和竞争性,即难以排他但可共同享用的物品。由于这类资源在消费中容易产生“拥挤效应”和“资源退化”等不良现象,因此,在这种资源利用中的制度安排就必须尽可能合理,否则外部性难以避免。流域资源因具有公共池塘资源的特性,尤其是流域水资源在利用中更容易因拥挤效应而导致水资源浪费突显、水污染问题频发。而水资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流域水资源短缺及水污染问题已逐渐发展成为当前影响自然环境和制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大阻碍,流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尤其是在二战后,人口的激增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资源被大量消耗、水资源污染严重事件频发。目前,全球有上千万人由于饮用了受污染的水源而死亡,水危机已经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河流众多的国家,因此,合理利用和对流域资源进行综合开发是我们合理布局生产力、实现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做好的重要工作。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目前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中,中国既面临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性任务,又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各方面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现如今,中国依旧十分庞大的人口基数,致使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些人口、资源、经济、生态之间的矛盾还在随着我们人口的增加和资源的消耗继续表现得更加显著。一些地区和行业至今仍然沿袭着较为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开发模式,这种对自然资源无限制地利用、以粗放经营为特征,并通过牺牲环境为代价来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很难承受。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需要转变粗放型生产方式和高消耗、低产出模式,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珠江是我国水流量仅次于长江,跨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香港、澳门8省区以及越南的国际性大河。西江为珠江的干流,横跨我国五个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澳门。这条位于我国南方的大河,流域面积较广,其域内生态环境的好坏、资源消耗的大小、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等等,既事关当地的发展大计,同时也是我国重大战略安全保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西江流域为例对我国流域经济开发进行探讨,研究中主要涉及的区域为西江流域流经的内陆四省区云南、贵州、广西和广东。在研究中借鉴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刘树坤教授从水利建设角度提出的流域安全度、舒适度及富裕度的这一观点,从这三个角度来考察我国西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状况。1994年9月,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在埃及开罗召开,会议中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1995年3月,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召开于丹麦哥本哈根,会上又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其中提出了同样的议题,再次明确“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将“提升和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些都充分肯定和强调了我们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一切发展和物质利益的追求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这样的需求包括物质层面的需求和精神层面的需求。我们不能“先发展、后保护”,而是应该“边发展、边保护”,即开发与保护同时进行。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基于流域水资源、周边其他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维持流域生态系统整体均衡基础之上的发展,是一种既能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需要,又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通过对西江流域资源的现存状况和消费结构即安全度、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质量即舒适度、西江流域经济发展水平即富裕度三个维度多项指标的综合考察与分析,能够清晰地知道当前西江流域各域段经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再结合该流域的特点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西江流域开发中诸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观念上过度重视产业价值和经济增长,忽略生态保护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在开发利用流域资源的过程中,人们更多以工业生产为核心、更多注重物质收益的发展理念,这种发展理念有一定的现实根源——使用最广泛的经济发展状况的考核指标GDP。 GDP考核指标使得各地在发展中产生一种唯GDP至上的观念,却忽视了经济持续发展和资源持续利用的基础——生态环境,抛弃了本应最为值得重视的环境和资源保护环节。GDP考核存在一些缺陷,如不容易准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以及国民生活的真实质量等。其次,制度上的割据状行政区行政模式不利于流域的综合开发。通常情况下,一个完整的流域会跨越几个不同的行政区域,不同行政区域又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当前割据行政区行政这一制度模式容易导致各行政主体为谋求本区域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其它地区利益。即流域区内不同的行政管理者为最大化自身及其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利用权威等方式自上而下对流域资源进行不符合整体利益与综合发展的规划与开发。“分割管理”和“各自为政”的流域管理局面使得各区域管理中利益协调与流域整体规划不能有效契合,即使有些流域管理中成立流域管理局和相应流域管理机构,然而区域管理部门在资源、信息等方面无法与这类流域管理机构实现共享。即使制定相关管理协议,还是会因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区域过分考虑区域利益而受到阻碍。开发理念存在的误区和旧观念未彻底扭转,是制约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称为“观念约束力”或“观念瓶颈”,如果说西江流域经济开发中存在诸问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正式制度”短缺；那么开发理念的短板则是“非正式制度”短缺,两种短缺交织在一起,成了阻碍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铜墙铁壁。再次,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用经济学手段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了西江流域经济发展与西江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对国外几个典型的流域管理及水污染防治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结合我国的国情及西江流域具体的特征,提出促进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可采取的措施。将流域流经的几个不同行政区域联接起来,充分发挥各个地方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促进流域内不同区域间相互协调发展,通过这种整体联动效应可有效拉动流域周边区域获得更大范围的发展。提出促进西江流域资源综合开发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首先,提出发展生态也是发展生产力的观点。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使得人们的生活环境得到良好改善,即提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度,而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保护环境而不发展经济上,两者的同步进行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结合西江流域本身的资源及环境特征,可通过建立适宜人居的西江流域生态城市带,来拉动该流域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次,对西江流域各域段综合开发进行具体规划和设计。流域区内自然要素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关系密切、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上、下游之间、干、支流之间、相邻的区域之间活动都牵连密切,流域区常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极强整体性、极高关联度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体。因此,要在尊重流域资源自然统一性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流域综合开发,对各域段进行具体针对性的规划。最后,提出通过相应的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对西江流域区进行统筹管理的“流域省”。新制度经济学中强调：制度变迁中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为人们在对那些因为制度的不均衡效应而引致的获利机会进行追求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这种变迁方式具有内生性；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通常表现为类似政府这样的权威机构和组织予以推动的变迁方式,具有外生性。西江流域省的建立是管理体制的制度变迁,是两类变迁方式混合作用的结果。诱致性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和自然因素,经济诱因表现为经济基础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流域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同时,流域管理体制变革收益超过变革成本；而自然因素则是由于流域资源本身的规律性引起的,进而对流域管理体制的变革提出新的要求。建立西江流域省,对积极有效进行行政干预及流域整体功能规划等方面的实施带来便利。从交易费用理论中我们可知,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任何一项契约的达成以及任何一桩交易都需要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为正,而我们制定和完善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有效降低交易费用,进行合理的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一定程度地降低交易费用。行政干预措施的有效实施,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市场失灵或外部性的问题。从长远的发展来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经济水平的提升是相互促进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对生态环境实施有效保护有益于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同时,经济水平的提升,又能够为环保事业的有效开展提供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撑。人类的社会福利主要体现在社会文明程度与人们生活质量两方面,有效规划和管理流域经济,可将流域资源的多功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水力发电、抗洪减灾、农业灌溉、水运事业以及旅游业,从而达到生态保护与生活质量提升并举、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的目的。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根基,发展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以及国外发达工业国家的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西江流域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从现在开始,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绿色发展,这将促进我国西南地区和粤、港、澳区域的合作,有利于泛珠区域合作的深度推进,并推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同时也不能对后代人的需求带来损害,要依据流域现有的及可预见的自然资源状况,以流域现有资源状况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对生活在流域周围的人们与流域水资源、其它自然要素的关系进行有效协调,注重生态保护,改善流域内居民的生活环境,即提高舒适度；最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即富裕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