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3年第11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答案（论文文献综述）
李宁[1]（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指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王瑶华[2]（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指出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王羚翔[3]（2020）在《现代中医药期刊《中医函授通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函授通讯》是以中医函授教育为主的期刊,于1982年1月创刊,双月刊,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辽宁中医学院函授部具体承办,共发行19年,至2000年12月结刊,2001年1月更名为《中医药学刊》,先后发行117期,主编杨连生。本文以《中医函授通讯》全部117期为研究对象,分杂志诞生背景、发展历程、编辑及撰稿人、版式和栏目及历史贡献六部分进行梳理研究。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医函授通讯》诞生的历史背景。辽宁中医学院于1960年建立了函授部,并举办了“中医业余函授班”,后来因“十年浩劫”,中医药事业遭受空前浩劫,导致中医人才的教育培养受到严重破坏基本中断,中医药人员大量减少。1980年以后,国家积极发展中医事业,大力培养中医人才。辽宁省的主要市、县开展了以一般业余教育、夜大与函授教育及职工大、中专教育为主的办学形式,以提高省内医疗人员素质。伴随人们学习中医药知识的迫切需求,《中医函授通讯》杂志应运而生。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医函授通讯》的发展历程。《中医函授通讯》于1982年1月创刊发行。此时的杂志呈现以中医函授教育内容为主的特点。1984年国家又确定了北京、天津、辽宁、上海及四川五省（市）作为中医自学考试试点,开展中医药自学考试,由此杂志的主要内容向中医专业自学考试辅导方面倾斜,侧重于自学考试各科目的辅导。1989年8月《中医函授通讯》获得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截至1990年上半年便已远销澳大利亚、日本和奥地利等国家。此时《中医函授通讯》的影响力骤然提高。至1990年底全国开展中医药专业自学考试的省份已经扩大到二十四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全国统一发行中医专业自学考试教材,此时中医专业自学考试已经基本替代中医函授班成为继本科教育之后最主要的中医人才培养及选拔途径。与此相伴,《中医函授通讯》发行长达19年,共出版117期,刊登文章总数5000余篇,共享国内外发行700余万册,平均每年发行达36.8余万册。它的发行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历史的贡献。2000年底,随着全国中医专业自学考试的逐步萎缩,《中医函授通讯》走完了19年的办刊之路。2001年更名为《中医药学刊》,又开始了新的征程。第三部分从三个方面介绍了《中医函授通讯》杂志的编辑、顾问及撰稿人（单位）。《中医函授通讯》主编是杨连生,责任编辑由郝明慧、崔扬红、王兰香、李向荣、柳时郁和祖敬一组成。顾问由方药中、沈仲圭、李玉奇、芦玉起、陈翼、孟宪民、胡炳文、茹古香、姜春华及董建华担任。撰稿单位以辽宁中医学院、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南京中医学院、湖北中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湖南中医学院、甘肃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山东中医学院及辽宁省中医研究院为主。主要的撰稿人有刘树新、刘荩文、郭振球、胡炳文、李兴宜、李德新、方药中、许家松、王绪前、宋建萍、薛凤奎及叶锦先等人。第四部分主要从封面、封二以及目录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形式风格研究介绍了《中医函授通讯》的版式。其封面的变化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布局风格不同。封二的内容在1984年之前为期刊目录,在1984年后变为主要刊登名家书法题字展示、《编者寄语》《卷首语》《新年致辞》、国内函授新闻、广告以及《讣告》等内容。目录在1982年为一页中分上下,竖版印刷,1983年以后便改为一页中分左右,横版印刷。1984年以前印于封二,之后印于扉页。于1997年开始,增加英文目录。第五部分从“函授教育”“中药园地”“考试辅导”“临床经验”“方药的临床应用”“研究生”与“辽宁名医”七大板块,对《中医函授通讯》的内容加以介绍,依次统计其文章数量并介绍其不同阶段的特点。“函授教育”主要为中医各学科教学的辅导文章。1982年称之为“函大辅导”,1983年更名为“辅导资料”,1984年由于中医专业自学考试试点工作的开展,变为以学科命名栏目,并刊登专题辅导资料,发表文章1800余篇。“中药园地”包含了“中药园地”及“中药研究”两个栏目,专门探讨药材的功用、药性、中药的炮制、中药术语、中药的来源及名称的考证以及药材的鉴别等内容,发表文章130余篇。“考试辅导”包括“考试园地”与“试题精编”两个栏目,其内容主要以中医各学科自学考试大纲为主,刊登各省自学考试试题与标准答案。“临床经验”包括“临床报道”“临床经验”“经验交流”“名医经验”“名医一绝”“临床治验”与“临床一得”等诸多栏目,发表文章720余篇。“方药的临床应用”包括“方药纵横”“古方今用”及“古方新用”三个栏目,共发表文章90余篇。“研究生”部分内容包括“研究生园地”与“博士生论坛”两个栏目。1997年设立,发表46篇文章。“辽宁名医”这一栏目,先后记载了庆云阁、张锡纯、高愈明、胡万魁、马二琴、沈文魁、孙允中等23位曾经在辽宁行医的着名医家的生平、学术思想及医术医德方面的事迹。第六部分总结并归纳了《中医函授通讯》对于当时东北以及全国的中医函授及中医专业自学考试的历史贡献。《中医函授通讯》以自学考试及函授内容为主,内容注重经典医籍的学习与运用,发行过程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影响范围广发行量大,全程参与了辽宁省内中医药函授及中医药专业自学考试的发展历程,使得各地成功的函授经验广泛地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自学考试辅导资料的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的矛盾,对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提升中医的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最后以“六个特点”和“两个缩影”归纳总结,并以《中医函授通讯》为例,讨论了如何提高中医药期刊质量,以及结合此次疫情及对比今昔中医药学子对经典医籍的重视程度阐述中医经典书籍的重要性。
郑言[4]（2018）在《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文中指出近代西方医学的传入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异质性的医学知识,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医疗格局。尤其是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直接引发中西医学的比较和抉择问题。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中医学在异质性的西医学面前表现出明显的颓势,尤其是西医学体制与本土政治的结合使其保有强劲的发展势头,严重挤压了中医学的生存空间。为了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医界的焦点从最初对两种医学知识医理层面的比较转为对“废止中医”论的抗争,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模仿西医学体制的尝试。正是在这些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才得以实现。本文以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为研究对象,从其社团的组建、中医群体的职业化、学校教育的创办以及中医院的创建四个方面展开讨论,以近代中医学的整体发展为背景,重点考察其体制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分析影响其体制转型的因素,以期呈现出较为完整的中医学体制化进程。除此之外,文章还考察了现代国家建设因素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此来探讨医学与国家的关系。文章主体由导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四个章节。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近代中医社团的体制化,主要包括对传统中医群体医疗以及交流模式的考察。通过对传统民间中医群体自组织形态的讨论,分别以构成其主体的“坐堂医”和“游医”为研究对象,呈现出传统医者在医疗活动中的个体性和分散性。传统社会中中医学一直被划归为“技”的范畴,医者行医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医术决定的,这就造成了医者对自己所掌握的医技（包括药方）持有一种保密心理。但是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金元时期出现的学派争鸣为传统中医群体的交流构建出新的模式,不仅加深了医者群体间的交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知识的发展。尽管学派的建立为医者的群体性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由于它主要以医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区分标准,缺乏维系学派持续运行的制度性保障,使得这些学派间的交流呈现阶段性和无序性。直到明代才正式出现了由医者创立的专业组织,代表着传统医者群体社团意识的觉醒。除此之外,西医社团体制在中国的根植为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蓝本,尤其是中华博医会的创建,拉开了中国近代医学体制发展的序幕,其社团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为中医社团体制化奠定了基础,《博医会报》的刊行成为医学知识交流的新平台。在西医社团体制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建立起为数不少的中医社团,文章选取在中医学体制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三个社团进行重点研究:包括中西医学研究会、神州医学总会和上海医界春秋社。组织方式和制度、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在体制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组织结构变迁代表的是社团观念的转变。随着中医学在对抗“废止中医”论中的浮沉,一些中医社团也在不断地改变章程和进行改组,本文主要从考察这三个社团组织方式的变化背后带来的社团宗旨的改变进而分析中医群体价值的塑造。除此之外,医学刊物作为社团的喉舌,是其群体价值最直接的体现,文章在对上述社团的机关刊物进行内容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各自的办刊宗旨进行对比,进而分析各自在近代中医界的抗争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医群体在致力于近代医学体制化进程中对自身职业化的诉求。传统官医群体的职业认同遵循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比如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制度以及奖惩制度等,而且他们受制于专门的医政管理机构的管辖。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医群体的职业化比较完善。鉴于民医的个体性、分散性以及保密性,致使国家在其管理上长期缺位,民间行会制度也只是对开业医生群体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绝大多数民医的职业身份认同来自民众对其医术的认可,而其行医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基本上是依靠医者的品德自律实现的。儒家德性价值在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医者将医术标榜为“仁术”,而以德性价值为基础的医德规范散见于各类医书中。近代医学传教士是职业医生的前身,随着传教事业的开展,传教与医疗活动逐渐分离开来,具有医学学位的专业医生成为医学传教活动的主要践行者。为满足中国民众对西医的需要,本土西医生的培养提上日程,西医群体职业化进程正式开始。在他们的意识里,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不仅能为民众解除病痛,还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承担着全民健康的重任。西医群体对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对医生职业的内涵和责任更深刻的认识。与西医职业化相伴随的是中医群体为争取行医合法权的论争,随着《医士管理暂行规则》以及《中医条例》的颁布,逐渐确立了中医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中医职业化取得了重要成果。第三章是对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的研究,首先进行的是传统中医教育方式以及中医人才培养状况的梳理。传统中医教育分为官学教育和民间师徒制传承两种,虽然官学教育机构自南北朝时期被建立后一直处于完善中,学生入学制度、医学分科制度以及考试制度等都越来越细化和规范化,但是师徒相授方式没有被摒弃,依然在官学教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且鉴于官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数量上的局限性,民间师徒制传承是传统医学教育体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民医的个体性和流动性以及其“技”的归属,使其文字记载资料匮乏,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师徒制的类型及特点,尤其对中医学知识的缄默特性与师徒制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表明师徒制度在中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近代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陷进行了探讨。中医在近代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尤其是近代中医在瘟疫治疗中的束手无策,致使其在国家卫生体系中失势,特别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提出,彻底将中医学医疗体系排除在外。源自西方的公共卫生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为了实现全民医疗,国民政府提出创建“公医制度”的理念,并创办公立医科大学培养公共卫生人才。为了挽回发展颓势,中医界在力争学校教育合法权的同时开展了学校教育的各种尝试,并在中医学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国医馆的建立以及卫生署内中医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医行政管理体制化的实现。中医教育合法权在全国性的抗争活动中最终获得通过,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被确定下来,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四章的焦点是近代中医院体制化。首先从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着手考察,分析这种方式下医者与病人的关系以及传统公共医疗组织与社会救济的关系。其次通过分析国民对陌生空间的想象式建构,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以及“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梳理近代教会医院体制在中国社会的被接受过程。再次从托管制在医院模式中的运用以及作为医院体制核心的卫生制度入手,分析近代中医院体制在诊疗空间上的转变。最后对中医院与中医学校的关系进行简单探讨,当初嘉约翰创办博济医校是因为医疗人才的供不应求,也就是说是医院体制的建立促进了学校体制的发展。但是在中医学体制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似乎是反过来的。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是中医学体制化的核心内容,为此中医界进行了数次全国性的抗争,最后国民政府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设立附属医院,于是中医院体制的建立在满足提供新式医疗的同时又被赋予协助中医学校取得合法权的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医学校与医院的关系是以院带学模式。随着医学体制化的深入,医院与学校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倾向。结语部分对首先影响中医学体制近代转型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即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一般认为学科体制化的动力机制有两种,即权威系统驱动模式和权力系统驱动模式,在实际的体制化过程中这两种模式同时存在,既需要权威系统的行动又需要权力系统的介入。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制度化了的权力是法定的、强制性的,权力系统代表的是官方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化了的权威则是非强制性的,代表的是系统成员内部的共同意志。推进中医学体制化进程的动力机制包括西医学体制的移植和国家公共卫生体制政策的制定。尤其是本土化了的西医学体制对中医学体制化的影响是直接的,加之它与政治的结合,使它成为阻碍中医学体制化的主要力量。政治权威对医学体制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就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皇权政治在中医官学体制化中发挥着指导作用,甚至可以说传统中医学体制的建立就是为了满足皇权阶层的需求。近代国家对社会的改革诉求增大,公共卫生体制建设提上日程,鉴于中医学在群体预防层面的劣势,以及国家摒除旧思想、旧文化的政治目标,所以中医学在国家医疗体制中失势了。中医学被排除在国家公共卫生体制建设之外,这直接激发了中医界寻求改革的动力。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是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是并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继承性发展,中医学体制化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崔良晓[5]（2018）在《“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中医发展至近代,已然步入转型时代。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弊病丛生的传统中医面临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身处四面交困的窘境,中医界人士掀起了一系列抗争图存的救亡运动,构成了近代中医发展的主旋律。在这场跨越时代的救亡运动中,伴随着中西医激烈的论争,传统中医在“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实现了知识体系的转型与建构。秦伯未作为当时“新中医”群体中的一员,积极接受西医知识,勇于变革传统中医,为中医发展摸索了多条路径。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这一新式院校中成长起来的秦伯未,接受中西医知识,形成了独到的衷中参西的中医观。他运用西医知识整理经典医籍,强调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反对过激的西医化。他的学术观点连同其他学人观点,共同凝聚出近代中医学说理论新貌。在中医教育方面,秦伯未积极探索中医教育的多种形式。他投身院校教育,与医界同仁共同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完善课程设置,培育中医人才;他发挥个人力量,依托医室形成“秦氏同门”的群体力量,凝聚专业人才;他创设函授、刊授的社会教育形式,更为广泛地传播中医知识。在中医出版方面,秦伯未形成了独到的期刊编辑思想,关注读者视角,凝聚编创团体,更成为期刊传播中的“把关人”。其主办了四份各具特色的期刊,整合了中医药资源,构建出公共学术空间。还依托中医书局,打造品牌效应,推动中医知识的生产和消费。在中医社团方面,秦伯未从参与者到创办者,加入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医社团,参与到众多社团活动中。中医社团结群聚力,在中西医论争、保障同业、期刊互动等方面均发挥了群体效力。在秦伯未的医学人生里,他始终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尽管他不是当时中医界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但他摸索开创了多种发展方式,这是远远超过同时期中医人士的。他创新了中医发展的既有模式,实际上也为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提供了更多的路径。透过秦伯未极为广泛的各项活动,能够看到近代中医的新面貌。在近代,传统中医学说融汇西方学说,重新整理出新体系。中医知识的传承也脱离了传统的师徒相授、医派相承,转为进入科学化的学科体制。另外中医期刊的繁荣、中医专业社群的出现,都是中医知识体系转型的表征。在以秦伯未为代表的“新中医”群体的努力下,近代中医在救亡图存的抗争道路上突破了四面楚歌的窘迫,完成了知识体系的转型,实现了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梅林[6]（2016）在《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考核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社会对一些由医患矛盾个例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医师队伍医学人文素养的缺失状况提出了一些质疑,也促进了对医学教育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深入思考。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是医学行业准入考试,肩负着选拔德才兼备医师队伍的重任,在其中加强医学人文素养考核,充分发挥好考试这个“指挥棒”所特有的诊断、反馈、激励和导向作用,对促进医学院校强化医学人文教育培养,引导医学生和医师队伍注重提高自身医学人文素养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医师资格考试自1999年实施以来,为保证我国医师队伍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也还存在着医学人文素养考试内容局限、核心评价指标不明确、评价方法和评价手段单一以及考试成绩较难真实反映考生医学人文素养等问题。本研究来源于卫计委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研究》立项课题,研究目标是:提出适宜纳入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中的医学人文素养考试内容;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考核评价方法;对提出的医学人文素养考核评价方法开展实证研究,为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改革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依托卫计委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命题专家资源和国内外大量的专着、论文和工作报告等文献调研,通过专家、规培生、医学生、患者和社区居民等多元问卷调查,以及国内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深度访谈,明确了沟通能力等评价指标是实践技能考试中最重要且适宜考核的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核心指标;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卫生法学和医患沟通学是医学综合笔试中最重要且应该纳入考核的医学人文考试科目。分别以医学人文与临床融合型A3试题和医学人文考站的基本形式为切入点,探索了医学综合笔试和实践技能考试中的医学人文评价方法改革的具体途径。采用360度评价法对测试对象进行了医学人文素养测评,应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对医学人文评价方法改革开展了实证研究。通过科学的研究,为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改革提出了改革建议,提供了科学参考。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对国内外医师资格考试模式以及医学人文素养评价的具体策略和主要做法做出了比较分析和综述。二是优选建构出医学人文素养适宜于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核心评价指标和考试科目,并明确了各自较为适宜的考试形式和具体的评价方法。三是归纳出当前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中医学人文部分在整体考试中分数比例的调整意见以及医学人文独立设置合格线等具体问题的建议。四是重点研究了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医学人文素养评价的重大方法学问题,包括在现有考试框架内实现医学人文和医学专业融合技术途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论证了开发医学人文与临床融合型A3试题、独立设置医学人文考站,以及打破传统考试的框架束缚,实施医学人文素养阶段性、多元化、综合评价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本研究针对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我国医师资格考试中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方法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对我国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人文考试改革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本研究的关键创新点体现在:理论方面,通过实证明确提出对于医学人文素养评价应该采用多元化的评价理论体系和方法学框架,针对不同的评价内容应该采用相适应的评价方法;对于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评价应该形成性评价和目标性评价相结合,贯穿在医师职业生涯的全过程之中。应用方面,通过实践形成了一个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综合评价的方法学框架和工作流程;探索了医学人文与临床融合型A3试题、独立设置医学人文考站,构建了医学人文素养评价的系列实用化评价量表、命题规范、命题策略等。
王启辉[7]（2015）在《民国医师法律研究》文中提出论文核心思想一句话概括就是:民国时期的医师管理立法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考医、执业认许、医师法律责任、医讼案件鉴定、医师权益保障以及诊金等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医事立法权之争、中西医之争、鉴定权之争、医疗的商业性和公益性之争、诊金标准的制定权之争等,其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当下中国医师管理法律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民国时期,社会疾病构成以贫困社会特征,而作为疾病防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医师群体呈现为本土西医师初始萌发,传统中医师“自由执业”,民间巫医、江湖游医盛行的基本样相。国民政府在“医学国家化”思想的指导下,推行“公医制”改革,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又转向了医师管理的法制化。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逐步建立了国家和地方医政组织体系,进行了以“整顿医业”为目的的立法和执法活动,取缔巫医和江湖游医,但是由于国家政局动荡、民众文化素质不高、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地方政府“阳奉阴违”等原因,巫医和江湖游医屡禁不止。国民政府在继承清末考医和取缔医师的基础上,效法西方医学建制,逐步实行考医制度和执业认许制度。在经历了医师资格认许、给照保证、废止中医、变通给证、医师甄训等曲折的发展过程后,中西医统一考试、统一认许的现代医师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在制度构建过程中,西医群体的精英,尤其是西医官僚凭借知识上的合法性和政治正确性掌握了医事立法权,中西医之间的冲突最终体现为医事立法上的权力斗争,但就法令颁行后西医界的反应、抗议来看,西医官僚的超前立法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医疗实际。作为医师法律的重要内容,民国医师的权利与义务也得以逐步确立。民国医师职业法律责任明显区分了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民事法律责任。国民政府在借鉴传统社会医师刑事法律规制,尤其是清末医师业务犯罪制度立法的基础上,设立了医师业务过失罪,而民国医师业务过失罪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无论是1928年《刑法》,还是1935年《刑法》,其规定的医师业务过失罪的刑罚较普通过失犯罪的刑罚为重;二是,由于医病纠纷频发等原因,1935年《刑法》加重了对医师业务过失犯罪的刑事处罚,提高了医师职业法律风险。行政法律责任包括罚金、停止执业和吊销执照。中国现代医讼案件鉴定制度始于民国,在其建立之初就必须面对历史传统与现代制度的冲突问题。民国医讼案件鉴定制度经历法医鉴定医讼案件、西医师鉴定中医讼案的波折过程后,最终形成了西医师鉴定西医讼案、中医师鉴定中医讼案、法医鉴定医讼案件死亡原因的符合“专业问题同行鉴定”的现代医讼案件司法鉴定制度,保障了医讼案件鉴定的科学性。民国时期,虽有刑事法律制度保障国民的人身自由、名誉等普通民权,但是,病家常以医病纠纷为由肆意扭控医师至警察机关,而警察机关、司法机关对该类侵犯医师基本民权的非法行为置若罔闻,甚至还随意拘提、羁押医师。由于民国时期的刑事诉讼法就医师业务过失罪实行“公诉”与“自诉”并行的刑事追诉制度,造成医师被刑事追究的现象泛滥。由于医师的人身保障缺乏、名誉侵权多发、刑事追究泛滥、诊金收取困难等原因,以医师自律和维权为宗旨的医师职业团体纷纷成立,并通过直接参与医病纠纷的处理和医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受理医讼案件鉴定、呼吁政府制定医师权益保障法案以及自行制定诊金标准等,维护医师群体人身权益和职业利益。民国时期,社会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巨大转型阶段,医业从传统的“医乃仁术”的道德行为,转向“医乃营业,乃职业”的市场交易行为,以市场化运行为主的医师行业必然损及普通民众的医疗权利;而国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体现医疗保健的国家责任,制定了相应的诊金标准,而医师职业团体对地方政府的诊金规定做出了强烈的抗议,尤其以政府救济贫病的倡导为标靶,认为救济贫病是政府的责任,建议政府广设平民医院及施疗诊所、推行卫生访问看护及筹办健康保险。民国时期,围绕医师管理法律体制等重大问题所展开的激烈的学术讨论和有益的实践探索,既有惨痛的历史教训,也有宝贵的经验积累,值得当下的医疗法律体制改革反思和汲取。
叶笑[8]（2014）在《百年中医妇科发展史研究》文中认为中医妇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妇女生理、病理特点和防治妇女特有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时期开始,中医妇科学已有萌芽,之后的每个历史时期均有着名的妇科医家及论着产生,妇科学的进步贯穿着整个中医学的发展历程,同时其发展变化与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自1912至2011年的100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民族危机逐渐加深,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社会整体环境急剧变化,中国的进步人士在不断地探索,试图通过学习西方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传统与外来文化激烈碰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时期,期间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挫折,在改革开放后又迎来了全面的复兴。本研究属于我院重点项目“百年中医史研究”的一部分,因而按照项目要求,从时间上将百年中医妇科分为三个阶段来论述,从内容上抓住事业建制及理论临床两方面进行讨论。这三个时间段分别为第一阶段由1912年至1949年9月30日,是中华民国时期；第二阶段由1949年10月1日至197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处于探索建设道路的时期；第三阶段由1978年至201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历了之前的变革后,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女性承担着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繁衍传承,女性的身体健康关系着下一代的健康体魄,中医妇科学在医学开始之初,即显示其在医学中的重要位置。本研究通过系统整理1912-2011年中医妇科学史料,梳理百年中医妇科学的发展脉络,总结中医妇科学在经历西方医学的冲击后,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为提高当代中医治疗妇科疾病水平提供借鉴和史学支撑。民国时期,中医教育始终未列入国家教育系统,近代中医界在争取办教育的抗争过程中建立许多私立中医教育机构。中医妇科作为中医的临床重要部分,在院校教育的学科设立中作为必设学科,多数安排在中医基础理论及经典着作的学习之后,要求学员具有一定的中医基础知识。民国早期,中医学校的教材选用尤其是本科讲义多选用明清医家的着作,其后1928年、1929年的两次全国中医学校教材编辑会议使教材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各个中医院校亦开始着手教材的编写。根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民国时期中医妇科书籍大致分为经典中医妇科学专着的再版及着名医家的经验总结两类。在理论研究方面,对天癸理论,彭逊之在《竹泉生女科集要》（1931）一书中对人体天癸的认识提出肾水、君火、相火的相交,是人体性功能和生殖机能的根本。在病因病机方面,包岩以经脉循行原理论述缠足造成中国妇女易得的妇科疾病。杨志一提出“大惊恐惧”致闭经不行。医家陈稚泉重视因不同性格、体型而用不同方式来治疗妇科疾病。在诊断方面,严鸿志在《女科证治约旨》（1921）中强调问诊,提出一问口渴,二问二便,三问经带,四问胎孕,五问产后。朱南山总结妇科问诊要诀,归纳为妇科十问歌。对治疗原则,姚五达提出三大治疗法则：（1）轻可投实法,（2）截流开源法,（3）扶正祛邪法。而中西医汇通在妇科上的表现,偏于以西医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方面的知识与中医妇科理论相结合来解释经、带、胎、产的理论及通俗的妇女卫生保健常识。民国时期的中医妇科在临床上,侧重临床治病内容,较多的是医家对自身经验的总结,见于各类着作以及期刊中有关妇科病的专论、医案、医集、学说等。医家详细记述治疗过程中的辨证论治,通过介绍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等科学知识,并与传统中医理论及治疗方法相结合,同时纠正以往一些错误的观念,并针对有争议的治验进行讨论。关于中医产科,由于西医妇产科学的进入、推广,传统的中医接生法的种种弊端显露,西医产科学在此百年时间内逐渐取代了中医产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全新的阶段。医学教育开始实行高、中、初3级制,重点发展医学高等教育,1949-1977年间全国各中医院校及研究所陆续出版了中医妇科学教材。如成都、南京、上海、山东、浙江、湖北、辽宁等中医学院,以及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内蒙古自治区中医研究所、湖南中医药研究所等,出版有《中医妇科学》、《简明中医妇科学》、《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妇科纲要》、《中国妇科病学》、《中医妇科手册》、《中医妇科临床手册》、《妇科简要》、《妇产科、计划生育》等妇科学教材和讲义。这一时期,共出版中医妇科书籍仅80种。其中主要为三大类：校注影印经典中医妇科古籍、妇科学教材及临床治疗用药经验的总结。诊法方面,主要揭示了望人中沟形态与原发性不孕之间有紧密关系。临床常见病证诊治方面,卓雨农将闭经分血虚证、脾虚证、劳损证、血瘀证、风寒证、气郁证、痰阻证等7证,并随证自拟有效方剂。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和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组成的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小组,成功研究出中西医结合治疗子宫外孕的新方法。李衡友基于调整“肾-天癸-冲任-胞宫”之间机能的平衡,发展创建以补肾为主、以活血化瘀为主、以温肾暖宫为主的3种中药人工周期疗法,分别简称中周Ⅰ号、中周Ⅱ号、中周Ⅲ号,治疗不孕症。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氛围的改变、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环境卫生的改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妇科疾病谱也发生改变,对妇科疾病的研究更多的关注重点在疑难病证的诊断治疗。中医妇科疾病上更多的关注崩漏、闭经、不孕症、妇科肿瘤、围绝经期综合征等方面的辨证论治及理法方药,研究方法由传统的对妇科古籍的理论整理探讨以及临床经验总结转向与西医的实验研究相结合的临床研究。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中医教育体系。教育形式也从建国前的以民办教育、师承家传教育为主,发展为以国家举办学院式教育为主,以民办教育、继续教育、成人教育为辅。中等教育、本专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多层次办学,以及学历教育和岗位教育、留学生教育等类型并存的局面已经形成。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科为代表,1979年最先获得中医妇科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最先获的中医妇科博士授予权,并被评为全国中医妇科重点学科；1989年被教育部列为首批国家级重点学科；1993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批局级重点学科；2007年被确定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建设单位。这一时期,中医妇科学逐渐发展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临床学科,在学科建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科研成果方面,自1978年以来中医妇科共200余项科研研究成果获得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省市不同级别的科技奖项。研究课题包括对妇科基础理论的深入探讨以及对妇科疑难病的诊治方法的临床分析、妇科药物的研发等,涵盖子宫内膜异位症、宫颈癌、不孕症等妇科疑难病证。同时,大量书籍着作出版,出版中医妇科类书籍占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妇科出版物总数的93%,主要包括再版中医妇科古籍、名医经验总结、妇科临床专着等。这一时期,中医妇科学会及各地分会建立,妇科学术会议组织召开,后期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医药对外交流事业的推进,更有国际间的妇科学术交流活动,开阔思路,有力地推动中医妇科的学术进步,对中医妇科的发展起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理论研究方面,针对月经产生的生理情况,打破了中医妇科长期以来的以“脏腑学说”、“气血学说”、“经络学说”为主的理论,结合现代医学“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提出了与其相对应的“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的观点。针对月经的周期节律,提出月经周期的调节与月相相关的论点。在临床研究方面,中医妇科研究重点关注对疑难病辨证论治的研究,包括崩漏、闭经、不孕症、妇科肿瘤、围绝经期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结合西医妇科学理论,开展病证结合的研究,将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并强调调周法在妇科病治疗中的运用。诸多医家针对子宫功能性出血造成的崩漏、排卵障碍性不孕症、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慢性盆腔炎引起的继发性不孕症、AB0血型不合型不孕症以及子宫肌瘤、宫颈癌、围绝经期综合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病症的诊断、治疗方面均有较多的研究以及临床经验总结。通过对百年中医妇科发展的梳理,虽然中医妇科学在一定的时期受到不少冲击,但总体还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尤其是与西医学的相互交融,两者在理论、临床各个病证上的互为补充,互为支撑,为解决妇科疑难疾病提供新的思路与启迪,也为今后中医妇科学的良好发展提供了经验总结和借鉴。
杨謦伊[9]（2009）在《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与专业教育之研究 ——兼谈建立中医专科医师制度之可行性》文中认为研究目的本研究目的有三:了解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历史发展与现况:探讨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历史发展与现况;讨论台湾中医专科医师制度建立之可行性。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供相关单位及人员改进及发展中医之参考。研究方法为达成研究目的,在历史研究法架构下,以文献探讨、文件分析、比较研究、半结构性访谈及德怀术专家咨询问卷等方式作为数据搜集与汇整方式,偏属于质性研究方法,同时兼具专家意见量化分析。研究成果1.台湾中医师专业地位随历史发展不断提升台湾中医发展至今日,已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从业者由早期巫师、儒医、跟师或自学者,演变为国家立法规范经考试及格受社会认可之中医师,中医教育也由传统家传、师承、自学、私塾等形式发展至现代学校教育。其间历经西方医学传入冲击与日据时期中医学几近毁灭之危机,与台湾中医界先进筚路蓝缕设立中医院校,和透过各类中医师执业资格考试培养台湾中医人才,同时藉由政府立法,强制中医师参加公会办理执业登记,及透过中医师公会与各中医医学会等专业团体实施中医师继续教育。整个台湾中医师专业化动态过程与专业性可由历史发展演进来建构分析。检视专业知能、专业资格、专业组织、专业成长、专业伦理等多项专业特征,台湾中医师已然具备,现更要努力者是追求专业权威之不可取代性。2.中医师执业资格考试与专业院校教育造就台湾中医人才台湾中医师之考选,因应历史背景、社会需求、教育及医疗水平等因素,区分为正规医学教育和非正规医学教育两大类。经由考试评量拔擢各类或经师承或经学校教育培养之中医人才,促进中医事业之发展。1943年公布之《医师法》明定中西医师地位平等,将中医、西医并于一法规范,条文第3条规定中医师检核考试资格,其中一项应试资格规定为中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但当时医药行政与教育部门仍以西医为主,中医界人士屡向政府要求成立中医学校或允许成立私立中医学校,均未获准,故全国无人能符合此一条件,此法形同虚设。1945年台湾脱离日本殖民地统治,回归国民政府接管,初期中医师养成方式,只有考试院举办之中医师考试。由于中医学校阙如,为甄拔中医人才以供社会所需,考试院于1946年举办第一次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其应考资格宽松,当时台北考区录取2人。医师执业资格认定制度乃国家法治之体现,其所规定之应考资格应与人才培养制度密切配合,教、考、用始能合一。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原本在中国本土之中西医论争与互动也延伸至台湾,几经波折,1958年中国医药学院成立（后改名为中国医药大学）,在创建者中西医师法律地位和教育平等之主张下,以“恢复传统中国医学;吸收西方医学新知,融入中国传统医学”与“促使中西医融会贯通,进而建立新医学体系”为创校宗旨,其在1966年以前仅开设中西合一之医学系;1966年教育部核准该校成立中医科（后改名为中医学系）,培养中医专业人才,此为台湾以正规专业教育培养中医师之滥觞,1972年第一届中医学系毕业生为申请中医师检核考试之主要来源。然而当时中医正规专业教育未见普及（1972年第1届毕业生仅43人）,而民间不乏师承自修有得之士,因为不具备相当之学历,无法参加中医师检核及特种考试,取得中医师执业资格;且原制定之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应考资格规定,以曾担任公立学校或乡镇公所以上之医疗职务为应考试资格之一,难脱密医漂白之嫌,极为社会诟病,各方建议应予修正;在社会对中医师仍有殷切需求下,考试院数次邀请有关人员举行座谈会,咸认为在中医学校尚未普遍设立之前,应举办中医师检定考试,以为中医师进身之阶,弥补台湾中医人才不足,满足社会对中医医疗之需求。故1968年4月2日修正公布《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规则》,删除“在机关团体担任中医治疗工作3年以上,有证明文件者”之应试资格,增列“经中医师检定考试及格者”,使自修研习中医有成者,取得中医师特考之应试资格。又鉴于中医师特考及格人员多系自修苦读,缺乏临床训练,考试院1988年《特种考试中医师考试笔试及格人员训练办法》规定:自1989年起,凡以中医师检定考试及格报考中医师特考并经笔试及格者,均应接受为期1年6个月之基础医学及临床诊疗训练,训练期满核定成绩及格者,始完成考试程序,发给考试及格证书。早年《考试法施行细则》即已明订中医师为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1998年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53号解释:“各类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之执业,攸关人民生命、身体、财产安全至巨,因此其执业资格之授予,应视各类科性质及其专业领域所应具备之专业知识为考虑,自应循完整之正规专业教育及实习养成方为正途,以确保人民之生命财产安全。”加上医事技术日新月异,医疗伦理更有赖教育熏陶,台湾中医师培养走向正规学术化。同年（1998年）,长庚大学在创办人王永庆“研究中医以补西医之不足”指示下,于医学院中成立中医学系,每年招生50名,中西医双主修修业8年。1999年12月29日《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修正公布全文27条,并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该律法取消检核制度,将检核精神融入考试;其后2000年6月14日修正之《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也为中医师检定考试订出“落日条款”。因此2001年1月1日起不再受理中医师检核,而于2000年12月31日前申请中医师检核并经核定准予笔试有案者,得于2001年至2005年内继续参加中医师检核笔试,2006年中医师检核考废止停考;至于中医师检定考试则规定2005年为最后一次受理新案报考,2008年旧案补考划下句点,2009年停办。为此考试院特于2000年12月30日订定发布《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中医师考试规则》,其应试资格规定均为接受正规医学专业教育者;另2002年1月16日也修正公布《医师法》全文43条,其第3条第3项规定中医师特考于2011年办理最后一次考试,因此2012年以后中医师高考将成为取得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唯一管道,即必须具备完整之正规专业教育及实习养成方可成为执业中医师。同时《医师法》第8条第1、2项规定:“医师应向执业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执业登记,领有执业执照,始得执业;医师执业,应接受继续教育,并每六年提出完成继续教育证明文件,办理执业执照更新。2009年4月22日之前,执业超过6年之中医师必须提出修毕继续教育180学分之证明档,始可办理执业执照更新,否则无法再执业。台湾藉由立法执行中医师继续教育并与执业执照更新换证结合已具体落实。3.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精致化发展取向台湾中医教育改革在课程设计、教材教法、师资精进与教学评鉴上,不断追求卓越与高质量之教育产出,所培养学生参加中医师资格考试及格率年创新高,并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及运用视听媒体等强化教育质量,且创新将中医经典医籍融入现代基础医学理念规划出新课程,引进问题导向学习、临床技能教学等提高学习动机之教学法。精致教育（betterness education）卓越性、绩效性、科技性和创新性等四个主要特征,印证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发展现况。4.台湾建立中医专科医师制度在中医专业团体与卫生行政部门结合规划下可行（1）关于制度设计原则:中医师分专科执业为专家认同;专科医师培养质量监控应由中医专业团体与卫生行政部门共同执行,且应为开放系统,接受各方监督。（2）关于专科医师培训制度:专科划分应本着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原则进行;专科医师培训可采取双轨制及2+X培训模式。（3）关于专科医师准入制度:台湾中医专科医师之甄审,各科每年至少办理一次,且不能限制医师执业只能从事某一项专科:卫生署不宜依专科医师人力供需作名额增减管控:专科医师之申请资格、甄审程序步骤、甄审方式、测验科目、范围、时间,计分及合格标准等由各专科医学会拟定甄审办法报请卫生署公告施行:甄审以笔试为之,并得实施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外国之中医专科医师资格经审查该外国专科医师制度、训练过程与台湾相当者,仍需实施笔试、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4）关于专科医师管理制度:台湾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施行前应建立种子医师制度;已领有专科医学会所发给之专科医师证书并经卫生署审查合格者,仍需接受2+X年教学医院训练,惟三年内申请专科医师甄审,得免笔试、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台湾中医专科医师训练医院评鉴应由卫生署中医药委员会规划办理;培训经费采政府补助、培训中医院所出资及个人适当负担之方式。5.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专科医师培训与继续教育制度应形成连续与完整之医学教育体系。建议根据研究研究结果、文献探讨及专家访谈意见,对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执业资格及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提出建议。1.中医师专业教育方面:实施中医学专业认证;创新师承教育融入院校教育体系,并结合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教育等多元传承,形成连续与完整之中医学教育,成就高级中医临床人才;重视临床学习经验,争取中医住院制度。2.中医师执业资格方面:重视临床技能,采取三阶段国家中医师证照考试:结合中医教育改革,继续优化试题内容质量。3.在中医专科医师制度方面:制度实施前加强宣导并修订相关法令;教育部认可之教学医院评鉴;中医专业团体也应接受评鉴认可。4.后续研究者之思路:中医专科医师问卷对象可扩及病患;可探讨中医教育中西医结合、中医学课程比率、及全科或专精分化之相关议题。
张增国[10]（2011）在《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研究目的：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是我国近代教育及近代医学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曲折发展的历程及取得的成绩,可以为现代中医高等学校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研究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可以为中医教育发展的决策提供历史依据。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虽有学者涉足其中,但系统性、综合性研究较少,史料亦有待挖掘、补充、完善。研究方法和内容：本论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法、分析法等,在深入挖掘、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理清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发展史的脉络,介绍近代中医教育在创建学校、培养人才、教育理念、教材编写以及学科建设、教学质量考核等方面的成绩,探讨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对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发展的影响,凝炼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主要特点,探讨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对近现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影响。研究结果：通过对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看到了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优势和不足,中医学校教育体现了中医特色,也留给我们一些中医学校教育方面的启示。以史为鉴,为此,我们对现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为后来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并充实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建设内涵。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与时代发展同步相适应,其历史地位应予肯定。中医学校式办学为挽救中华民族宝贵医学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解放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3年第11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答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3年第11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答案（论文提纲范文）
（1）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 小结 |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 一、招生改革 |
| 二、教学改革 |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 小结 |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
| 2.1 身体医学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2 国内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3 小结 |
| 2.2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与身体观念研究综述 |
| 2.2.1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研究 |
| 2.2.2 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相关研究 |
| 2.2.3 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相关研究 |
| 2.2.4 近代中国体检兴起的相关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3.1 概念限定与说明 |
| 2.3.2 研究内容 |
| 2.3.3 研究方法 |
| 2.3.4 选题意义 |
| 2.3.5 创新性 |
| 3 身体医学化与近代中国的身体检查 |
| 3.1 晚清民国时期体检在中国的发展概述 |
| 3.2 近代中国体检中的身体观基础和技术基础 |
| 3.2.1 机械论、解剖学身体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2 科学度量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3 身体影像技术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3 小结与研究思路 |
| 4 晚清民国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4.1 清末学生体检制度观念的萌发与初步实践(1902-1911) |
| 4.2 北洋政府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1912-1927) |
| 4.2.1 各自为政时局下的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 |
| 4.2.2 存在的问题与统一标准的呼声 |
| 4.3 南京国民政府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全面实施(1928-1937) |
| 4.3.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 |
| 4.3.2 健康检查逐渐纳入学校行政体系 |
| 4.4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学生健康检查统计 |
| 4.5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健康检查(1937-1945) |
| 4.5.1 战时学校健康(卫生)教育与健康检查 |
| 4.5.2 战时学生营养问题与健康检查 |
| 4.6 民国时期学生体检——以清华大学为例 |
| 4.6.1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体检(1911.4-1928.7) |
| 4.6.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28.8-1937.7) |
| 4.6.3 抗战时期中的清华学生体检(1937.8-1946.7) |
| 4.6.4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46.8-1948.12) |
| 4.7 小结 |
| 5 民国时期职业人员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5.1 民国初年至1933年职业人员体检 |
| 5.1.1 1931年之前职业人员体检的初步发展 |
| 5.1.2 应考公务人员体格检验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1933) |
| 5.2 1933年以后职业人员体检概况 |
| 5.2.1 行政公务人员 |
| 5.2.2 铁路服务人员 |
| 5.2.3 其他从业人员 |
| 5.3 特殊职业体检——以军人为例 |
| 5.3.1 陆军体检 |
| 5.3.2 空军飞行员体检 |
| 5.4 小结 |
| 6 民国时期孕产医学化与产检 |
| 6.1 孕产医学化:“异常”身体的建构 |
| 6.2 民国时期妇婴卫生行政与产检事业概况 |
| 6.3 产检:对“异常”身体的检测 |
| 6.3.1 时间上的监测 |
| 6.3.2 检查人员与场所的转变 |
| 6.3.3 检查项目与内容 |
| 6.4 基于产检的医学统计与研究 |
| 6.5 小结 |
| 7 讨论 |
| 7.1 体检与近代中国身体认知观念的转变 |
| 7.1.1 中西医“身体检查”观之比较 |
| 7.1.2 “健康检查”与“健康”认知观念 |
| 7.2 体检之“网”: 认知观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 |
| 7.2.1 实践中的技术: 北平公共卫生示范区中的体检 |
| 7.2.2 北平示范卫生区中体检知识和技术网络的生成 |
| 7.2.3 体检网络相关行动者行为链条分析 |
| 7.3 近代中国的体检与健康身份认同 |
| 7.3.1 从健康的身体到健康的国家 |
| 7.3.2 健康检查与身体隐喻 |
| 7.3.3 健康检查与身体、健康和身份的构建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现代中医药期刊《中医函授通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中医药期刊研究综述 |
| 1 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研究 |
| 2 现代中医药期刊研究 |
| 3 《中医函授通讯》的研究近况 |
| 参考文献 |
| 前言 |
| 1 诞生的背景 |
| 1.1 历史背景 |
| 1.2 其他期刊概况 |
| 2 发展的历程 |
| 3 编辑与撰稿人 |
| 3.1 主编 |
| 3.2 顾问团 |
| 3.3 责任编辑 |
| 3.4 撰稿单位及专家 |
| 3.4.1 撰稿单位 |
| 3.4.2 撰稿专家 |
| 4 期刊版式研究 |
| 4.1 封面 |
| 4.2 封二 |
| 4.3 目录 |
| 5 期刊内容研究 |
| 5.1 函授教育 |
| 5.2 中药园地 |
| 5.3 考试辅导 |
| 5.4 临床经验 |
| 5.5 方药的临床应用 |
| 5.6 研究生 |
| 5.7 辽宁名医 |
| 5.8 小结 |
| 6 《中医函授通讯》的历史贡献 |
| 结论 |
| 六个特点 |
| 两个缩影 |
| 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附录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致谢 |
（4）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从个体到群体：近代中医社团体制化 |
| 1.1 传统中医群体的自组织形态 |
| 1.1.1 “坐堂医”与“游医”交织的医疗网络 |
| 1.1.2 学派构建出的交流网络 |
| 1.1.3 一体堂宅仁医会的组织运行 |
| 1.2 近代医学社团的创办 |
| 1.2.1 中华博医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
| 1.2.2 《博医会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2.3 中华博医会的影响 |
| 1.3 中医群体的价值塑造 |
| 1.3.1 中西医学研究会与西医知识的传播 |
| 1.3.2 神州医学总会与中医职业利益的争取 |
| 1.3.3 上海医界春秋社与中医学术的唤醒 |
| 1.4 中医学刊物与医学知识的交流与宣传 |
| 1.4.1 《中西医学报》与医学知识的交流 |
| 1.4.2 《神州医药学报》与中医学术的整理 |
| 1.4.3 《医界春秋》与中医合法地位的争取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从自律到他律：近代中医职业化 |
| 2.1 传统中医职业身份的认同与管理 |
| 2.1.1 官医与医政管理机构 |
| 2.1.2 民医行为规范与行会 |
| 2.2 近代医生的职业化 |
| 2.2.1 传教士医生的双重身份 |
| 2.2.2 专业医生与职业化伦理规范 |
| 2.2.3 自由职业群体与中医职业意识 |
| 2.3 行医资格与中医职业化 |
| 2.3.1 《医士管理暂行规范》与中医行医资格 |
| 2.3.2 中央国医馆与中医管理 |
| 2.3.3 《中医条例》与执业规范化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从师徒制到学校制：近代中医教育体制化 |
| 3.1 传统官学教育体制与师徒制 |
| 3.1.1 “学在官府”制度与中医官学教育 |
| 3.1.2 师徒制与中医人才培养 |
| 3.1.3 中医学缄默特性与师徒制 |
| 3.2 近代西医教育体制与公共卫生建设 |
| 3.2.1 西医教育体制的移植 |
| 3.2.2 公医人才的培养与西医教育 |
| 3.2.3 中医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 |
| 3.3 中医学校教育体制化 |
| 3.3.1 利济医学堂模式 |
| 3.3.2 中医学校教育合法权的争取 |
| 3.3.3 构建中医学科体系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从家庭到医院：近代中医院体制化 |
| 4.1 传统家庭式的诊疗空间 |
| 4.1.1 “家庭”空间的营造 |
| 4.1.2 社会救济与传统公共医疗组织 |
| 4.2 近代医疗空间的转换 |
| 4.2.1 教会医院与国民想象式空间的建构 |
| 4.2.2 委托制与传统伦理秩序的交锋 |
| 4.2.3 “家庭”对医院空间的渗透 |
| 4.3 中医院之设 |
| 4.3.1 托管制度与医院模式 |
| 4.3.2 卫生制度的引入 |
| 4.3.3 以学兴院与以院带学模式 |
| 4.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转型时代中的“新中医” |
| 第一节 步入转型时代的中医 |
| 一、确立医疗地位的西医 |
| 二、面临生存危机的中医 |
| 三、中医界的抗争运动 |
| 第二节 革新中医的“新中医”群体 |
| 一、支持中西医汇通 |
| 二、主张中医科学化 |
| 三、维护传统中医 |
| 第二章 “衷中参西”:秦伯未的中医观 |
| 第一节 秦伯未的中医之路 |
| 一、成医历程 |
| 二、职业生活 |
| 三、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医学主张 |
| 一、崇尚医籍经典 |
| 二、注重临床实践 |
| 第三节 衷中参西的中医观 |
| 一、整理中医,融会贯通 |
| 二、中西汇通,改造传统 |
| 第三章 培植后学:秦伯未与中医教育 |
| 第一节 从“医派”到“学院派” |
| 一、传统中医教育样貌 |
| 二、近代中医教育生存环境 |
| 三、走向学科建制的新式教育 |
| 第二节 秦伯未的教育实践 |
| 一、投身院校教育——以上海中国医学院为例 |
| 二、创设其他教育形式 |
| 第三节 秦伯未的中医教育思想 |
| 一、衷中参西,革新教育 |
| 二、躬身教育,指导后学 |
| 三、关注社会,重视宣传 |
| 第四章 中医知识传播:秦伯未与中医期刊 |
| 第一节 近代中医药期刊的创办 |
| 一、振兴中医的“期刊热” |
| 二、秦伯未主办的中医药期刊 |
| 第二节 完备期刊运营 |
| 一、秦伯未的期刊编辑思想 |
| 二、中医书局的期刊群效应 |
| 第三节 期刊作用下的近代中医发展 |
| 一、构建公共学术空间 |
| 二、整合中医药资源 |
| 三、形塑大众卫生观念 |
| 第五章 结群聚力:秦伯未与中医团体 |
| 第一节 秦伯未参与的中医团体 |
| 一、上海中医学会 |
| 二、中医指导社与中医世界社 |
| 三、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 |
| 四、上海国医公会 |
| 第二节 中医团体的作用 |
| 一、期刊互动,密切联系 |
| 二、保障同业,敦促学术 |
| 三、凝聚力量,抗争请愿 |
| 结语 秦伯未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转型 |
| 附录 |
| 附录一: 秦伯未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秦氏着述一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考核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表 |
| 英文摘要 |
| 中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和目标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 |
| 2.2 教育测量与评价的质量特性 |
| 2.3 医学人文素养相关概念 |
| 2.4 医学人文素养评价相关理论 |
| 第三章 国内外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比较研究 |
| 3.1 我国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人文素养评价现状 |
| 3.2 其他国家或地区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情况 |
| 3.3 国外医师资格考试之外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情况 |
| 3.4 分析与结论 |
| 第四章 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考核评价方法调查研究 |
| 4.1 目的与方法 |
| 4.2 预调查 |
| 4.3 正式调查 |
| 4.4 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方法改革设想 |
| 第五章 医学人文与临床融合型试题改革研究 |
| 5.1 改革方案 |
| 5.2 预测试情况及分析 |
| 5.3 正式测试情况及分析 |
| 5.4 医学人文与临床融合型试题开发原则 |
| 第六章 医学人文考站改革研究 |
| 6.1 改革方案 |
| 6.2 预测试情况及分析 |
| 6.3 正式测试情况及分析 |
| 6.4 OSCE医学人文站考官调查 |
| 第七章 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评价方法改革实证研究 |
| 7.1 方案设计 |
| 7.2 分析方法 |
| 7.3 分析结论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人文考试改革建议 |
| 8.2 研究成果和创新点 |
| 8.3 讨论 |
| 8.4 存在问题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美国医师资格考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及成果情况 |
| 致谢 |
（7）民国医师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民国医师群体的样相 |
| 第一节 正式医师 |
| 一、中医师 |
| 二、本国西医师 |
| 三、外籍西医师 |
| 第二节 民间医师 |
| 一、巫医 |
| 二、江湖游医 |
| 第二章 民国医师管理法制化的肇兴 |
| 第一节 从“医学国家化”到医师管理法制化 |
| 一、民国时期“医学国家化”的提出 |
| 二、医师管理法制化的路径 |
| 第二节 民国医政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
| 一、中央医政体系 |
| 二、地方医政体系 |
| 第三章 民国考医制度 |
| 第一节 清末考医的兴起 |
| 一、古代考医 |
| 二、清末考医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国考医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
| 一、考医的提出 |
| 二、考医在西医的试行 |
| 三、中西医考试的统一 |
| 第四章 民国医师执业认许制度 |
| 第一节 中医师执业的认许 |
| 一、对中医师执业的限制 |
| 二、中医师执业的存废之争 |
| 三、中医师执业法律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本国西医师的执业认许 |
| 一、西医师执业的核准 |
| 二、西医师执业许可制度的“刚柔”之争 |
| 三、西医师执业许可制度的确立与补充甄训 |
| 第三节 外籍医师的执业认许 |
| 一、自外交证明到医政认许 |
| 二、外籍医师执业认许的规与从 |
| 第五章 民国医师的权利与义务 |
| 第一节 医师的权利 |
| 一、开业权 |
| 二、诊治权 |
| 三、签署医疗文书的权利 |
| 四、诊金收取权 |
| 五、加入公会权 |
| 第二节 医师的义务 |
| 一、应招请义务 |
| 二、遵从执业规范的义务 |
| 三、诚信义务 |
| 四、对官厅的报告与遵从义务 |
| 第六章 民国医师的职业保障 |
| 第一节 保障缘由 |
| 一、人身保障缺乏 |
| 二、名誉侵权多发 |
| 三、刑事追究泛滥 |
| 四、诊金收取困难 |
| 第二节 保障手段 |
| 一、医师保障法令 |
| 二、医师维权组织 |
| 三、医师维权行动 |
| 第三节 诊金问题 |
| 一、诊金的授受 |
| 二、诊金的规制 |
| 三、诊金的反思 |
| 第七章 民国医师的法律责任 |
| 第一节 民国医讼案件的鉴定 |
| 一、法医解剖掀起医讼案件鉴定革命 |
| 二、西医讼案的鉴定 |
| 三、中医讼案的鉴定 |
| 四、专家证人出庭证明协助医讼鉴定 |
| 五、观念、技术上的冲突与融合 |
| 第二节 民国医师的刑事法律责任 |
| 一、民国前的庸医杀伤人罪 |
| 二、民国医师业务过失罪 |
| 第三节 民国医师的行政法律责任 |
| 一、罚金 |
| 二、停止营业、吊销执照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百年中医妇科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1. 前言 |
| 1.1 相关概念和范畴界定 |
| 1.1.1 关于百年时间 |
| 1.1.2 关于中医妇科 |
| 1.2 研究百年中医妇科史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2. 1911-1949 年中医妇科的发展 |
| 2.1 概述 |
| 2.1.1 社会文化历史背景 |
| 2.1.2 中医妇产科梗概 |
| 2.2 中医妇科学科发展 |
| 2.2.1 学校教育 |
| 2.2.1.1 学科设置 |
| 2.2.1.2 教材讲义 |
| 2.2.1.3 考试 |
| 2.2.2 出版物 |
| 2.2.2.1 期刊 |
| 2.2.2.2 着作 |
| 2.3 中医妇科理论与临床进步 |
| 2.3.1 妇科学理论研究进展 |
| 2.3.1.1 天癸理论 |
| 2.3.1.2 病因病机 |
| 2.3.1.3 诊断 |
| 2.3.1.4 治疗原则 |
| 2.3.1.5 中西医理论汇通 |
| 2.3.2 妇科常见病证临床研究 |
| 2.3.2.1 月经病 |
| 2.3.2.2 带下病 |
| 2.3.2.3 验胎法 |
| 2.3.2.4 产后发热 |
| 2.3.2.5 妇科杂病 |
| 2.4 产科 |
| 3. 1949-1977 年中医妇科的发展 |
| 3.1 概述 |
| 3.1.1 社会文化历史背景 |
| 3.1.2 中医妇科梗概 |
| 3.2 中医妇科事业发展 |
| 3.2.1 学校教育 |
| 3.2.2 医疗机构 |
| 3.2.3 出版物 |
| 3.3 中医妇科诊法与临床发展 |
| 3.3.1 望人中沟诊法 |
| 3.3.2 妇科常见病证临床研究 |
| 3.3.2.1 月经病 |
| 3.3.2.2 宫外孕 |
| 3.3.2.3 妇科杂病 |
| 4. 1978-2011 年中医妇科的发展 |
| 4.1 概述 |
| 4.1.1 社会文化历史背景 |
| 4.1.2 中医妇科梗概 |
| 4.2 中医妇科学科发展 |
| 4.2.1 学校教育 |
| 4.2.2 医疗机构 |
| 4.2.3 科研项目 |
| 4.2.4 出版物 |
| 4.2.4.1 再版中医妇科古籍 |
| 4.2.4.2 名医经验总结 |
| 4.2.4.3 临床妇科着作 |
| 4.2.5 学会及学术会议活动 |
| 4.2.5.1 国内学术活动 |
| 4.2.5.2 国际学术活动 |
| 4.3 中医妇科理论与临床发展 |
| 4.3.1 妇科学理论研究进展 |
| 4.3.2 妇科疑难病证临床研究 |
| 4.3.2.1 月经病 |
| 4.3.2.2 滑胎 |
| 4.3.2.3 妇科杂病 |
| 5. 中医妇科发展环境和方向的讨论 |
| 5.1 政府对中医妇科发展的态度和要求 |
| 5.2 民间对中医妇科的态度 |
| 5.3 西医妇科对中医妇科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优劣比较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百年中医妇科名家简介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与专业教育之研究 ——兼谈建立中医专科医师制度之可行性（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 第三节 主要概念之界定与诠释 第二章 文献探讨 |
| 第一节 专业化之概念 |
| 第二节 中医教育之历史沿革暨历代中医专业分科概况 |
| 一、中医教育之历史沿革 |
| 二、历代中医专业分科概况 |
| 第三节 中国高等中医教育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制度 |
| 一、中国高等中医教育现况分析 |
| 二、中国大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制度 |
| 三、香港高等中医教育及执业资格试 第三章 设计与实施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步骤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步骤 |
| 第二节 研究实施 |
| 一、专家咨询有效性分析 |
| 二、专家咨询问卷设计 第四章 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历史发展与现况研究 |
| 第一节 台湾中医发展简史 |
| 第二节 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历史发展与现况 |
| 一、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之历史沿革 |
| 二、台湾中医师专业教育之教育目标 |
| 三、入学方式与学制发展 |
| 四、课程设置 |
| 五、师资阵容 |
| 六、教材教法 |
| 七、中医专业教育见实习现况 |
| 第三节 海峡两岸中医师专业教育之比较 第五章 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历史发展与现况研究 |
| 第一节 日据时期之台湾中医师考试 |
| 第二节 台湾光复后之中医师资格考试(1949年至2008年) |
| 第三节 台湾中医师执业登记与继续教育 |
| 第四节 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现况发展 |
| 第五节 海峡两岸中医师执业资格之比较 第六章 台湾建立中医专科医师制度之可行性探讨 |
| 第一节 台湾发展中医专科医师制度之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台湾中医建立专科医师制度之可行性》专家咨询问卷结果分析 |
| 一、材料与方法 |
| 二、问卷资料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综合讨论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参考文献 附录一 第一轮专家咨询问卷 附录二 第二轮专家咨询问卷 致谢 |
（10）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背景 |
| (一) 近代的社会发展状况 |
| 1、政治方面 |
| 2、经济方面 |
| 3、文化方面 |
| 4、教育方面 |
| (二)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源流 |
| 1、古代医学教育概况 |
| 2、近代医学教育的办学形式 |
| 二、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概况 |
| (一) 近代民办中医学校教育的发展 |
| 1、民办中医学校教育兴起的背景 |
| 2、民办中医学校教育的兴起 |
| (二) 近代各时期的中医学校教育 |
| 1、清末的中医学校 |
| 2、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医学校 |
| 3、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医学校 |
| 三、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 |
| (一) 中医学校课程设置与修业年限 |
| 1、近代官办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修业年限 |
| 2、近代民办中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年限 |
| (二) 中医学校教学考核 |
| 1、古代医学教育考核概况 |
| 2、近代中医学校教学考核概况 |
| (1) 近代中医学校课程学习考核 |
| (2) 近代中医学校临床实习考核 |
| (三) 中医学校课程教材建设 |
| 1、课程教材建设的缘由 |
| 2、课程教材建设的尝试 |
| 3、课程教材建设的启示 |
| (四) 中医学校学科建设 |
| 1、中医教学学科的分类 |
| 2、中医专科学校课目表的订定 |
| 四、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
| (一) 政治因素 |
| 1、近代政治概况 |
| 2、近代各时期的政治与中医教育发展 |
| (1) 晚清时期 |
| (2) 北洋政府时期 |
| (3) 国民政府时期 |
| 3、近代中医药界的抗争 |
| 4、成立中央国医馆和制定《中医条例》 |
| (1) 成立中央国医馆 |
| (2) 制定《中医条例》 |
| (二) 经济因素 |
| 1、近代经济概况 |
| 2、近代经济发展与中医教育 |
| 3、近代经济发展对中医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 科技因素 |
| 1、西医科技传入是中医学校教育发展的动因之一 |
| (1) 西医科技对中国医学的影响 |
| (2) 西医科技传入对中医科技思想的影响 |
| 2、近代中医科技发展缓慢对中医学校教育的影响 |
| (四) 文化因素 |
| 1、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于中医学校教育的始终 |
| 2、近代几种社会思潮对中医教育的影响 |
| 3、近代思想文化的演变 |
| 4、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 |
| 五、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 继承优良传统,丰富课程设置 |
| (二) 兴起民办学校,重视临床实践 |
| (三) 重视教材编写,实行刊学相辅 |
| (四) 办学规范严格,发展成就斐然 |
| (五) 发展历程曲折,适应近代教育 |
| 六、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对近现代中医教育的主要影响 |
| (一) 中医正规的学校教育的发端 |
| (二) 为当代中医学校式教育模式提供了范例 |
| (三) 学校式教育是现代中医学校教育的雏形 |
| (四) 学校民办理念是新的中医教育模式 |
| (五) "中西医汇通"推动了中医学校教育的近代化 |
| 七、结语 |
| (一)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优势 |
| (二)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突出了中医特色 |
| (三)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存在的不足 |
| (四) 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给我们的启示 |
| 1、重视医案教学和实习教学 |
| 2、重视中医经典和多种中医教育形式并存模式 |
| 3、重视调整课程设置和改善教学模式 |
| 4、重视中医技术现代化和中医学术的国际交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查新报告 |
| 论文着作 |
| 详细摘要 |
四、《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2003年第11期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试题答案（论文参考文献）
- [1]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2]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3]现代中医药期刊《中医函授通讯》研究[D]. 王羚翔.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0(02)
- [4]中医学体制的近代转型研究 ——基于医学与国家关系的分析[D]. 郑言. 山西大学, 2018(04)
- [5]“新中医”与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型 ——以“海上名医”秦伯未为中心[D]. 崔良晓.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6]国家执业医师医学人文素养考核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D]. 梅林. 第三军医大学, 2016(12)
- [7]民国医师法律研究[D]. 王启辉. 南京大学, 2015(06)
- [8]百年中医妇科发展史研究[D]. 叶笑. 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4(07)
- [9]台湾中医师执业资格与专业教育之研究 ——兼谈建立中医专科医师制度之可行性[D]. 杨謦伊.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09(10)
- [10]近代中医学校教育史的研究[D]. 张增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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