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毅/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摘要】行政伦理在当今我国社会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行政伦理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面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提出有利于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行政伦理；建设；问题；思考
一、行政伦理的含义
行政伦理作为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与伦理学的交叉学科，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具体涉及到行政伦理的理论内涵时，分歧较大。从不同定义中可以看出，对行政伦理的内涵的界定主要是从行政伦理的主体出发，即何为行政伦理的主体，这里面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作为公共行政的个体主体的行为人，包括通常所说的公务员，行政领导，以及涉及行政体制设计和改革、行政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的有关人员；二是作为公共行政的机关或集体主体，这里面涉及到公共行政机关的制度架构的伦理内涵，以及公共行政制度的价值取向和伦理约束机制；三是作为公共行政政策本身也并不是完全价值中立的，不论是政策的目的还是执行政策的手段的选择都涉及到利益与价值问题，与政治决策相关的道德选择，是以这样的原理为基础的，即作为安排人力、物力的政治秩序，必须反映出对公正的某种理解。
二、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具体分析
（一）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建设出现的问题
据调查分析，我国政府伦理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仆意识淡薄，“官本位”意识浓厚；“权力欲”强，特权思想严重；法律意识淡薄；责任感差，玩忽职守；享乐主义至上。行政伦理建设已经严重滞后，急需振兴和加强。行政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宏观范围上看，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取向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往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以突出政治为导向、以服从义务为标准、以自觉自律为主要形式的行政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受到挑战，旧的道德规范被怀疑和否定，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定型和完善，西方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乘虚而入，传统的宗法道德等思想泛起，必然出现行政伦理的失范现象。其次，公职人员具有“经济人”和“道德人”的二重属性，在商品经济价值观的诱导下，“经济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抑制了道德自律的力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致使公共利益被放在次要地位。再则，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使得公共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和泛化，行政权力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范围依然十分广大，而对于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却相对薄弱。
（二）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进程，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一是反思与呼吁阶段，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反思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呼吁重视行政伦理建设。二是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阶段，正如张康之所说，从学科的角度看，行政伦理的研究是出于完善公共行政学的学科体系的需要；而从公共行政的实践来看，行政伦理的研究则是出于健全行政体系和规范行政行为的需要。三是制度创新和系统整合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关注行政伦理规范的制定，十六大以来，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政府规章和组织纪律等制度规范中的伦理准则和精神理念协调、统一起来，党纪、国法、政纪和行政伦理规范的要求整合起来，全面、深入地推进行政伦理建设。
（三）我国政府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
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根据行政伦理的主体、作用方式，可以基本划分为两大路径。一条路径，是外控和他律的路径。就是确定行政伦理准则，实行行政伦理法制化，开展行政伦理宣传教育活动，发动全社会参与行政伦理建设，形成行政伦理的外部监督机制和评价机制。另一条路径，是内控和自律的路径。就是对公务员进行行政伦理的教育和培训，培养行政伦理责任意识，探索处理行政伦理问题的经验，提升行政伦理能力，塑造行政人格。实际上，两条路径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三、对转型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
（一）反思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的性善论观念有它的积极一面，即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精神。但过于强调它则会忽略人的缺陷的一面，从而导致轻视制度建设的片面做法，有时会导致起码的道德要求也难以保障，最终不利于道德建设。中国现阶段残留的政府本位思想脱胎于2000多年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也使行政伦理建设出现困境。所以我们当前的做法是：对人性的理解既要承认道德人的一面，也承认经济人的一面；坚决摒弃政府本位思想，树立完全的公民本位观念。
（二）加强制度约束
行政人格的形成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其间有两次升华。第一阶段是行政伦理的他律时期，即外在的制度约束时期；第二阶段是行政伦理的自律时期，是行政义务向行政良心的升华时期；第三阶段是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形成时期，是自律和他律完全统一的升华时期。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道德教育可谓投入很多，但制度短缺，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外部约束确实有降低道德要求之嫌，但它具有可操作性，使得准则和行为之间具有更大的和谐性。所以现阶段的中国既要保持道德教育的力度，又要尽快出台道德法案，形成内部和外部约束的合力，促使官员行政人格的尽快形成。
（三）重视组织改革
以往我们都太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规范上，而没有关注组织的性质，没有意识到使人难以以道德方式行动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权力形式。然而组织内的政策和程序确实可能会产生助长组织成员非道德行为的无意的，然而确实的结果。我们今后要探索可能性的途径用以强调组织层面的道德并追问什么是鼓励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什么是挫败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在此基础上实施组织变革，如改变组织的分工与分权状况；建立行政人员揭发腐败等制度。
（四）完善职业道德
行政职业道德是由公务人员的个人伦理道德向行政组织层面伦理道德的过渡。行政职业规范的改革将个人方法和组织方法联系了起来。当职业规范影响了管理者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了管理决定时这便是一种个人的方法；当专业行政组织建立和实施道德准则时，这些组织向个人提供了一套可以对组织产生强大影响的规范体系、程序和奖励结构。我们现阶段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主要就是使这种“官德”从其他职业道德中完全脱离出来，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行政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既有总体规范，又有针对特殊职业的具体约束，使其真正成为连接行政个体道德与组织伦理的桥梁和纽带。
【参考文献】
[1]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马国泉.美国公务员制和道德规范[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98-101．
[3]王伟等.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85-86．
[4]［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06-125．
[5]罗国杰.罗国杰文集[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
[6]荣仕星.实用行政管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2-165．
[7]李俊清.当代中国行政伦理研究[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5)：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