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波斯地区是人类文明早起的发源地之一,历史上,这一地区曾是多种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的汇合地。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经过了15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最后成为该地区的核心文化,塑造了伊朗的民族性格。但从公元634开始伴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琐罗亚斯德教逐渐被伊斯兰教所替代。伊朗的历史由此改变,伊斯兰教与伊朗的政治命运之间的互动也由此开始。在不断地演进中,目前伊朗已形成独特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设立以教法学家为首的权利机构,什叶派宗教领袖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总统只是政府首脑。“伊斯兰共和制”为民众提供了直接参与政治的机会,“民选总统”代表着选民的利益,可以说伊朗的民主化程度并不低。但由民选产生的政治系统,最终仍要受宗教因素的制约和操控。伊斯兰教因素在伊朗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伊朗的政治过程。外交是政治的延伸。作为主导伊朗的意识形态,伊斯兰价值观塑造了伊朗外交政策所遵循的原则,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伊朗的外交政策选择。伊朗外交在霍梅尼时期的特点是激进的伊斯兰;哈梅内伊时期,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略有淡化,但外交仍然受制于伊斯兰因素的影响。宗教因素体现在外交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因素更加明显。伊斯兰教对伊朗民族性格和处事方式的影响在伊朗核问题上尤为突出,伊斯兰教价值观是伊朗核能发展的重要话语权。核危机背景下,伊朗加强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以此抗衡西方压力。事实上,伊朗核问题挑战与机遇并存。伊核问题既可以是两国关系的障碍因素,也可以成为改善关系的契机。在对抗中,伊美都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努力。双方改善关系才是最佳选择,但这有赖于伊美双方共同努力。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否摒弃“文明冲突”观念的束缚,正视伊斯兰教,看到伊斯兰教丰富的多样性和温和的穆斯林主流;而伊朗能否探寻伊斯兰教内部的多元性与灵活性等元素,加强与现代国际社会的互动与深度融合,是双方改善并发展长远关系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