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中美经济外交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冷战,经济外交,中美贸易,启示
中美经济外交论文文献综述
张怡静[1]（2019）在《冷战期间中美经济外交对当今贸易战的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从联合走向对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两种意识形态,也成为其划分盟友国的主要区分依据。而中国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了美国等其他国家共同遏制的目标。随着冷战的发展,中美关系出现缓和并最终建交,两国根据利益需求所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对当下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从经济外交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冷战期间美国对华的经济外交政策,为中美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来源于《东西南北》期刊2019年15期）
陈伟光,蔡伟宏[2]（2019）在《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本文来源于《当代亚太》期刊2019年02期）
陆建人,蔡琦[3]（2018）在《中、美、日与菲律宾经济外交的比较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经济外交是一国政府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制定和实施经济战略,扩大对外经济往来,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活动。美国、中国、日本是世界前叁大经济体,也是菲律宾的重要经济伙伴。叁国在与菲律宾的经济交往合作中各有特色,本文通过对比叁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外交活动,总结经验,为中国下一步开展对菲律宾的经济外交提供建议。(本文来源于《国际经济合作》期刊2018年09期）
郭晴,陈伟光[4]（2017）在《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基于中美互动的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经济外交是实现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间策略转换的一种外交模式,大国经济外交博弈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进的重要因素。本文重点分析中美经济外交及其双边互动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其中包括:中美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演进的联动关系,中美经济外交对全球贸易、投资、金融治理机制的影响。通过构建的理论模型,结合中美百日计划早期收获的案例,对中美经济外交的策略取向作出分析,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来源于《复旦国际关系评论》期刊2017年01期）
吴其胜[5]（2017）在《中国对美经济外交:应对“特朗普”风险》一文中研究指出"特朗普经济学"植根于对美国经济现状的不同理解,认为美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一种周期性或短期性现象,也不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造成的,而是由国内投资下降和巨额贸易赤字导致的,需要通过税收、监管、能源和贸易政策改革加以解决。"特朗普经济学"和特朗普政府经济改革计划具有鲜明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强调经济独立和制造业的重要性,主张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制造业,希望保持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力和摆脱国际机制的束缚。特朗普政府经济改革计划的推进将会给世界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带来新的风险,因而是中国对美经济外交所必须面对的课题。(本文来源于《复旦国际关系评论》期刊2017年01期）
罗小军[6]（2014）在《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经济外交（1978-2012）》一文中研究指出21世纪是中美关系的世纪,把握21世纪的国际秩序,必须首先研究中美关系。洞察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根本在于把握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从国际政治研究的角度而言,把握中美经济关系的趋势,关键是研究中美经济外交。中美经济外交最核心的线索是崛起的国家与守成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基于垂直分工的经济互补、基于相互依存不对称向对称的发展、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的互动,这叁大因素构成了中美经济外交的结构特征和环境。美方在国际分工中总体处于上游、在相互依存中拥有优势,常常是中美经济外交互动中的施动方,中方常常处于应对方,但从体系而言,美方总体处于守成一方,中方处于崛起方,中方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断增强,从而日益具有主动性和话语权。随着相互依存的发展,中美经济外交中结构性因素潜移默化发生变化,但美方仍然居于优势地位,除了贸易领域,投资领域、金融领域的不对称性依然显着,但变化已经开始向投资和金融领域延伸。双边宏观协调已经建立机制化渠道,全球治理也在双边机制范围内率先发酵,并对多边对话发挥着着引领作用。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而言,依据双边经济沟通机制的建设情况和参与体系层面制度的建设情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经济外交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1978-1988),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这一基础设施,缔结中美贸易协议,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1989-2000),历经政治动荡,确立PNTR关系,签订入世协议,中美经济外交政治脱敏,启动了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阶段；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2001-2007),2001年中国入世,中美双边有了共同的底层的经济沟通机制,2006年中美设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构成中美经济外交顶层设计,从而中美经济外交形成了多层次立体沟通机制,机制化特征显着；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2008-2012),在金融危机面前,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发动机,休戚相关,参与宏观协调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于2011年承认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作用,与美国2006年认为中国已经纳入到体系内发展遥相呼应,一种相互包容的经济外交形成,一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开始。这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新鲜在叁处：不同于一战前历史上,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互动的方式,他们最后都走向了战争；不同于一战后美苏的经济竞争和外交,他们最后闹了个你死我活；不同于二战后美国与德国日本的经济外交,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是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进行。中美经济外交走出了一条不同社会制度的经济体,从体系外到体系内再共同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建设的的经济外交互动路径,一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形成,这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为全面的新型大国关系铺就了道路。35年的中美经济外交验证了,美国对华保持接触外交和中国对美持续开放这一互动模式的理性。35年来,美国的遏制和制裁都最后损人不利己,35年来中国的开放与进步收获了持续的红利。尽管前路仍有坎坷,但这种理性和战略必须坚持,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姿态。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守成,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才占美国经济总量的51%,如果中美保持过去35年的经济增长绩效,中国最快10多年,最慢需要近百年,才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发展,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权力转移是渐进的,尽管中国迅速崛起,美国仍然拥有相对优势。美国需要中国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也愿意分享更多国际话语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需要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如想实现大国梦、强国梦,除了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必须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普世价值、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随着力量的发展,必须更有担当。在一个竞争性的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是会趋于对应的。这是崛起的中国必须正面的,理性看待的。从美国角度而言,保持开放和包容,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能够继续焕发新生命的关键。(本文来源于《复旦大学》期刊2014-06-10）
俞少栋,王雅林,刘东辉[7]（2012）在《复合决策体制下中国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以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机制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2008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衰退,世界各经济体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近年来,虽然全球经济呈现复苏现象,但是总体还是处于低迷状态。世界发达经济体衰退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之去年爆发的多国债务危机,使得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众等多个政策行为者所形成的复合决策体制对制定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机制的影响的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外交决策的变迁,以及在世界经济"后危机时代"我国在对外经贸领域应该注意的问题。(本文来源于《中国外资》期刊2012年23期）
欧阳湘[8]（2012）在《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地区别)政策与中国经济外交的政策取向——以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前,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工作严格遵循国别(地区别)政策。特别是在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这种国别政策有两个稳定而鲜明的取向,并导致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工作陷于尴尬:中国争取亚非拉国家客商来参加广交会,但他们积极性不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客商主动要求参加广交会,却被拒之门外。在今天看来,国别政策不尽符合市场法则,已不合时宜,但"回到历史现场",国别政策有其历史作用和必然性,不宜简单否定。(本文来源于《当代中国史研究》期刊2012年03期）
郭强军[9]（2011）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经济外交》一文中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中美两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面对金融危机,中美之间开展积极的经济外交,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和全世界和平的稳定。本文为定性研究,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经济外交问题。本文以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两国的经贸现状为主要研究内容,运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和约瑟夫·奈的国家利益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相互依赖论,国际合作理论,揭示中美两国发展经济外交的动机、影响两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以及发展经济外交的策略,诠释中美经济外交的特征和本质。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发生了变化。冷战时期被关注的政治、安全议题逐步被以经济和发展为核心的理念所取代,中美经济外交已经成为两国外交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经济危机问题上,中美两国都在“敏感性’和“脆弱性”因素的影响下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促进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双方应该继续推动经济国际化战略。(本文来源于《辽宁大学》期刊2011-05-01）
曲丹[10]（2007）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仍被世界大多数国家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遭遇了反倾销等一系列不公正待遇,使中国外贸遭受了巨大的打击。这虽然在短时间内抑制了中国出口的增长,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改革开放、向市场化经济迈进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是中国应当得到的,也是世界各国通过外贸获取中国廉价商品、惠及本国人民的双赢之选。入世以来中国在争取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可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截止到2007年3月26日,中国与挪威签署了关于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备忘录。至此,已有69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国家经济体,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仍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处于超级霸权地位。因此,取得美国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可以对其他国家起到示范作用。本文通过WTO相关法律规定、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文件及美国国内法的相关条款衡量“市场经济地位”概念,从宏观层面、技术层面及国内立法层面等角度考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中国的整体经济状况,进而把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状况与美国国内法对市场经济相关规定的契合程度进行深入探讨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已经是开放的发展中市场经济体,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美国应该尽早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中国迟迟不能取得美国市场经济地位认可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政治经济多个层面。中国政府应从中美两国历次有关市场经济地位的经济外交中汲取经验,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尽早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本文共五章,涵盖“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起因”、“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中美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正面交锋”、和“中国博弈‘市场经济地位’的策略分析”七个方面。(本文来源于《外交学院》期刊2007-06-01）
中美经济外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中美经济外交论文参考文献
[1].张怡静.冷战期间中美经济外交对当今贸易战的启示[J].东西南北.2019
[2].陈伟光,蔡伟宏.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J].当代亚太.2019
[3].陆建人,蔡琦.中、美、日与菲律宾经济外交的比较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18
[4].郭晴,陈伟光.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基于中美互动的视角[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7
[5].吴其胜.中国对美经济外交:应对“特朗普”风险[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7
[6].罗小军.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经济外交（1978-2012）[D].复旦大学.2014
[7].俞少栋,王雅林,刘东辉.复合决策体制下中国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以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机制为例[J].中国外资.2012
[8].欧阳湘.广交会客户邀请的国别(地区别)政策与中国经济外交的政策取向——以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前为中心的历史考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
[9].郭强军.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经济外交[D].辽宁大学.2011
[10].曲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研究[D].外交学院.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