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尚书》是中国原生本土文化的第一次凝聚成书；它奠定了中国史学的根基,型塑了其基本面貌,涵盖了其基本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关于《尚书》历史思想研究,学界已有部分成果,只是系统性还显得欠缺,而且没有相关的专题论文、论著；在某些具体方面也应该深入挖掘。今本《尚书》的“今文”部分基本上都有文献依据；“古文”部分也不是凭空捏造,至少可视为后人讲章的汇编或相关材料的辑佚。本论文在研究《尚书》历史思想时,既注意历时性地看待《尚书》文本源流,同时尽量从《尚书》整体思想、编纂体例等方面着眼,不斤斤计较于《尚书》的某一具体细节或个别语句,并且一般不再区分“今文”“古文”,而是把今本《尚书》整体作为研究的文本基础。本论文所言“历史思想”,主要指对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而非“史学”)的思考。凡是《尚书》对“历史”本身的观察、感受、议论,无论是明显表露出的观点,还是隐含在文本及其编纂体例之中的,都在探讨之列。本论文主要从历史天人观念、历史变动观念和历史功用思想等方面入手研究《尚书》历史思想。另外,《尚书》编纂中所反映出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也是研究的重要着力点。本论文中心观点是：《尚书》历史思想是中国农业文化背景下,带有鲜明实用理性主义色彩的“王道”史观。本论文要点是：《尚书》历史思想本身就经历了“神本”色彩渐淡、“人本”意味日重的过程。它以中国古代典型农业文化和宗法制度为背景,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实用理性主义和“大一统”思想色彩。在历史天人观念上：它主张“天意”反映于“人心”,“人”在历史中最终起决定作用,历史并非“神”创,所有的“人”都是历史的主体；在历史变动观念上：《尚书》不设计历史“乌托邦”,不重玄想,而是从实用理性主义出发看待历史变动,既承认历史变动的必然,又肯定往昔淳厚、古朴的境界；在历史功用思想上：“殷鉴”思想、“忧患”意识和“先王”观念三者实为一体,均可视为历史思想范畴。从《尚书》编纂看,其“四代”观念突出表现了华夏历史意识和“大一统”政治观。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七章。第一章,探求《尚书》历史思想与先秦历史文化的关系。今本《尚书》基本可以看作先秦历史文献或其遗留,因而有必要置之于宏阔历史背景和学术发展脉络中,探讨它的学术地位和时代特色。作为中国第一部史书,《尚书》集中反映了先秦思想文化的主要特点,凝结了中国“三代”以来的历史意识和思想,带有宗法色彩,并经过了周人典型农业文化的改造。《尚书》既是对此前中国原生本土文化和史学的第一次总结,又成为后世推崇和研读的经典,其学术地位承前启后,诸子百家和历代学者都从中汲取营养。它的历史思想在号称“历史之国”的中国,影响极为深远。《尚书》历史思想本身还清晰地反映出由“神本”向“人本”逐渐演变的轨迹。《尚书》本身,堪称“王道”思想的最早凝聚。第二章,从《尚书》编纂体例、用语等方面探讨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的起源、发展及其与“大一统”政治观等思想观念的关系。《尚书》从最初开始流传到编纂成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因而它的编纂体例、用语等方面与《尚书》文本所记载的时代之间存在差异。《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第三章,探讨《尚书》历史天人观念(含历史本原思想和历史主体思想)。在《尚书》中,历史是本然的客观存在,并非“天”(“神”)创；“天”看似对历史中的“人”起决定作用,但这只是“虚悬一格”,最终起作用的是“人”,即《尚书》中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意；历史的主体既不是“天”,也不仅仅是统治者,而是所有的“人”,甚至主要是一般的人民。《尚书》天人观念的和谐性；历史本原的客观性；历史主体的人本性和平等性——这些都反映出《尚书》历史思想的人文主义色彩。《尚书》天人观念还含有中国式宗法色彩。《尚书》历史天人观念,体现出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和“民本”色彩；同时,它也是《尚书》历史变动思想和功用思想的基础。第四章,探讨《尚书》历史变动观念。《尚书》“稽古”思想,表现出它对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的重视。它认为：由于“天命”的改变(实指民心的向背),发生“革命”是正当的、必要的。《尚书》认为,人类历史既非前进,亦非后退,而是不同时代的递嬗和“盛”“衰”的循环。《尚书》从道德和社会变动的两重性视角看待历史的变动,认为：在道德的淳朴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上,今不如古；但是社会的变动又有不可否认和抗拒的必然性。这些较突出地体现了《尚书》历史思想的辩证性和实用理性主义色彩。《尚书·洪范》“五行说”被后世阐发、引申成为循环论,影响极大。第五章,探讨《尚书》历史功用思想。“殷鉴”思想发端于《尚书》,是《尚书》和中国历史思想最突出方面之一,历来受到重视；而同样发端于《尚书》的“忧患”意识和“先王”观念也属历史思想范畴,这三者共同构成《尚书》历史功用思想的三个方面：“忧患”意识是其心理表现,“殷鉴”思想是其心理来源及事实、理论依据,而“先王”则是效法的对象。它们相互作用的机制可以概括为：借鉴历史——得到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联系现实——产生“忧患”意识——以历史为“鉴戒”——效法“先王”以趋利避患。《尚书》“殷鉴”思想是“资治”思想的原型。就内涵言,“资治”思想也隐含着“先王”观念(效法的对象是“先王”)、“殷鉴”思想(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求有利于现实)和“忧患”意识(考察历史而产生“忧患”意识)三个方面,实乃《尚书》历史功用思想的正常延伸。《尚书》历史功用思想及“资治”思想,与中国史官制度密切相关,其价值应正确评价。《尚书》历史功用思想都服务于它实现“王道”这一根本目的。第六章,探讨《尚书》其他历史思想。主要包括家族历史思想、如何看待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审美思想三个方面。《尚书》有自己独特的家族观念和后嗣观念,认为家族延续及其福祉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对他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负责,世人行为的善恶会影响后嗣的延续与否和福祉的大小。《尚书》认为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有推动作用,但是他们不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杰出人物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圣贤”型,与西方“先知”型和“英雄”型人物有很大差别。《尚书》历史审美对象包括“人”的品德、功业、力量和历史功用等方面。第七章,在前六章基础上,探讨《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作为“王道”史观,《尚书》历史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实用理性主义倾向以及崇尚和平和包容的精神因素,给中国历史、史学和民族精神烙下了深刻印记,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维护国家统一、保持文化连续性和加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时代,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中国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汲取和发扬《尚书》历史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对矫正当今世界民族主义的流弊、建设和谐、共生的新世界,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深刻现实意义。本论文力求在以下几方面有所创新：首先,系统梳理《尚书》历史思想,弥补空缺。其次,力求提出一些新看法,比如：从总体上看,《尚书》历史思想是中国农业文化背景下,带有鲜明实用理性主义色彩的“王道”史观；《尚书》编纂与华夏历史意识及“大一统”政治观等思想观念的关系；“革命”论和“忧患”意识在《尚书》中的最早提出及其意义；“忧患”意识与“殷鉴”思想及“先王”观念三者作为历史思想之间的关系；对历史连续性的重视；道德和社会变动的两重性视角；家族历史思想、历史审美思想,等等。这些看法并不成熟,供学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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