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鲍德温（James Arthur Baldwin,1924-1987）是非裔美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他出身于美国纽约一个贫困的黑人家庭,经历过来自美国白人社会的歧视和压迫,并投身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成为其主要支持者与代言人,他通过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电影剧本多种文学形式等对美国非裔族群的种族、性别、宗教、音乐、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作家,鲍德温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对自我身份及整个非裔美国人的精神与生存状态进行着不懈的探索。“边缘性”成为其最为突出的身份特征和写作策略。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非裔美国人,他身上带有很多“边缘性”特质,如同性恋／双性恋者、黑人作家、旅居国外的非裔美国人等,这些边缘性的身份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焦虑感,然而他对于“边缘性”身份意义的不断追寻使他最终意识到“差异共存”对于身份的意义,他因此最终超越了传统身份界限的划分,获得了对人性自由的认同,也获得了对非裔美国族群及精神现状、集体身份及文化特征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鲍德温一生的创作历程及代表作,以及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于鲍德温作品的评论。对于鲍德温的作品研究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为划分界限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评论当中,50年代的评论主要是以种族作家的标尺衡量鲍德温的作品,而对于他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则少有肯定,而60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鲍德温的作品也呈现出更多的时代特征,其出版的散文集《下一次的火焰》充满了愤懑与呐喊,这一时期的批评界肯定了鲍德温作品所强调的黑人传统,如黑人的音乐和文学传统以及它们在黑人精神世界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有批评者对其作品中有关性爱描写争议不休。20世纪70年代对于鲍德温的评论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人们开始深入作品的实质,将他的作品与更为广泛的黑人文学及其传统相联系并做出对比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有关鲍德温作品的批评中,批评者不再就某一部作品进行评论,而是以更为宽泛的视角肯定了鲍德温作品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的批评话语的兴起,有关鲍德温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出不一样的兴趣和方向,人们开始从身份政治、性别气质、酷儿研究、互文性、现代性等角度多层面地关照鲍德温的创作。相对于国外大量而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对于鲍德温的研究则显得相对浅显,并带有一定的介绍性质,主要停留在对小说中的种族抗议传统、黑人的性能力、种族关系、黑人音乐及宗教传统的评价上。通过对以往关于鲍德温作品的评论,本文发现鲍德温作为黑人同性恋者作家的身份意识对于其写作有着特殊意义,另一方面,鲍德温的跨空间写作也是其突出特色,而这两者均与“边缘性”为特征,因此,本文意在通过地理的边缘性寻求其身份的边缘性以及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梳理了空间、后殖民、性别、酷儿及身份理论研究对于“边缘性”的界定,指出后现代语境下的“边缘性”并非永远被“中心”排斥和压制,而是有其特殊的优势和意义。人们不再通过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对立看待两者的关系,因此边缘既是镇压之地,也可以是抵抗之所。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鲍德温作品中反映出的“边缘性”身份及其蕴含的意义。鲍德温作品中的边缘性身份契合了后现代语境下人们对于身份的定义,即强调身份的“去中心化”特征,打破身份的固定类属,以一种平等、开放和包容的观点看待基于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文化,及性倾向的身份特征。鲍德温在对其身份进行定义的过程中经历了矛盾、痛苦与挣扎,但他最终接受了自己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身份,并以开放和包容的创作态度探索其作为美国黑人同性恋作家的“边缘身份”及其意义。通过对自我身份的探索,他也获得一种看待和描述美国非裔族群的生存现状的全新视角。通过这种转变,他得以揭示矛盾与挣扎中的人性,也为非裔美国文学超越“抗议文学”的局限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本文分别就“边缘性”在鲍德温人生及创作中的体现、鲍德温对于其自身“边缘性”身份的探寻、鲍德温的“边缘性”的写作策略对于非裔美国族群的宗教、文化、性别构建及审美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在论述中,本文首先回顾了“边缘性”在鲍德温的人生经历及作品中的体现。就其人生经历而言,他总是在不断地“自我放逐”,并身处一种“边缘”性的生存环境,并由此感受“边缘性”对其身份建构的意义。“边缘性”在鲍德温的作品主要体现在主题、人物形象,以及边缘环境对于人物性格造成的影响等等。本文接着讨论了鲍德温“边缘性”身份的探寻过程。鲍德温经历了一系列身份迷失带给他的困惑和巨大压力,他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在种族、性向及文化身份真正的归属,他总是处于一种介于两者之间,或都不属于的状态,这种边缘性身份使他找不到归属,但他却通过“自我放逐”的人写及写作经历打开了另一扇通向人性自由之门,他以一种超越了固定身份限制的“边缘”视角重新审视人性,并完成了从自我怀疑、自我封闭到认识自我、肯定自我意识的转变。通过这种转变,鲍德温得以重新审视非裔美国族群及其群体身份。本文接下来讨论了鲍德温在发掘非裔美国族裔的宗教及伦理价值、性别意义,文化传统及审美意义上做出的贡献。鲍德温在作品中重新审视了美国黑人的宗教及伦理,也对非裔美国人的音乐及文学传统进行重新定位,发掘了非裔美国文化中新的审美意义,对于非裔美国人文化传统进行了重新解读。在鲍德温的小说中,仁爱和赎罪的宗教体验总是与家族式的精神体验相联系的,这种宗教体验也同时参与了非裔族群家庭伦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非裔家庭精神世界和价值观的基础,鲍德温认为家庭伦理的基础便是互相关爱。鲍德温小说中所要表达的“爱”的意义是宽泛的,他总是在寻求家庭成员之间、非裔族群内部,及跨种族人群之间的理解和对话,消除他们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从而真正发扬黑人宗教的魅力,让他周围的人都感受到“上帝之爱”的魅力。就黑人音乐而言,他早年的教堂经历使他接触到了黑人的宗教文化形式之一——福音音乐的魅力,成年后他在酒吧里接触到的爵士乐和布鲁斯音乐则让他感受到了黑人世俗文化的内涵,他从福音音乐中感受到了爱和自由的力量,并以此对抗父亲及其宗教里的精神压抑,从布鲁斯音乐中他学会了面对悲伤和超越痛苦的智慧,而从爵士乐中他感受到的则是身处压抑时的发泄和乐观精神,这些都构成了他对黑人文化精神的理解。而对于黑人文学而言,鲍德温认为应该打破人们对于黑人作家的刻板印象,改变黑人文学中抗议性政治功用的传统,还原黑人的人性,并将人性中的复杂和矛盾之处展现出来,主张审视自身,消除自我仇恨,以友爱和积极的态度来树立和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鲍德温在人生经历中的“边缘”体验使他在写作上以“边缘”为出发点,抒写边缘性的主题与人物,同时发掘“边缘”在地理、空间、社会与文化中的多层内涵。他同时以自我的“边缘”身份为契机,将“边缘”作为反抗之所,努力实现从“边缘”对“中心”的改写。这既包括主观上摆脱孤独幽闭的内心世界,发掘人性,确立自我意识,也包括他为处于“边缘性”的非裔美国族群树立自信,重新构建该群体在宗教、伦理、性别、文学,及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并挖掘其中的审美价值。通过抒写“边缘”,他实现了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从而确认了自我身份,实现了对人生命运的改写,另外,他“边缘性”的立场也使他对非裔美国人的集体身份的认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黑人和白人群体都开始重新认识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的价值,并由此重构非裔美国人的主体意识与文化精神。鲍德温所选择的这种“边缘化”立场使他拥有了一种开放的、包容性的视角和优势,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社会应该具备一种“多中心”的社会结构,非裔族群以及白人社会都存在各自的优势与弊病,但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应该共存共荣,而不是相互仇视。非裔族群必须面对现实努力融入美国社会,同时他们也不应放弃争取自己平等的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树立自我意识,发展非裔族群的文化传统,使其保持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使美国的非裔族群树立其文化和人格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