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周航[1](2021)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创新探索》文中研究表明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们破解当前经济迷局有着特殊意义,这就要求在高校教学中创新教学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本文从教学组织体系改革和教学方法创新两个角度出发,结合笔者在教学活动中的一些有益的探索实践和教学思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必须围绕提高学生参与度,提升课堂教学效果,锻炼学生主动学习能力展开。
王淑贤[2](2019)在《基于多环节开放式教学法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创新的与时俱进,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急需改革。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被边缘化、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等现象,寻找适合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新方法迫在眉睫。基于对多环节开放式教学法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索,指出了应用多环节开放式教学法的必要性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建议,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做出了新的尝试。
谢春涛[3](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陈玉和,韩鹏[4](2021)在《《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文中认为《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是内蒙古财经大学为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术硕士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该专业学生培养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在本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过程中,用马克思本人的科学研究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解读、国内外热点问题的比较分析、国内外的学术研究动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五条思政线索将课程中蕴含的丰富育人元素内嵌在基本理论知识教与学之中。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呈现出知识、能力和价值观目标有机统一,课程思政线明与暗相协同,课程思政点有机融合等特点。为进一步提升《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育人功能,还需从教师自身思想政治素养提升、课程教学内容深度重构、教学方法多元尝试等方面继续探索。
张思远[5](2021)在《农村“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农村“三变”改革发端于贵州省六盘水市,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深入推进农村发展新模式,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该举措对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进一步增加农民经济收入、不断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村改革发展有显着成效。农村“三变”改革既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创新,也是新时代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锦州市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农村改革成为推动锦州市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动力。锦州市通过借鉴六盘水市农村“三变”改革成功经验,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打破农业农村发展桎梏,进而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对改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述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分析农村“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和理论依据,阐明农村“三变”改革不仅使破解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困境的客观需要,而且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论述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质及其在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的现实意义;第四部分,总结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做法、相关成效和典型经验,进一步论证农村“三变”改革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五部分,分析锦州市在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为锦州市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建言献策。
王爱莲[6](2020)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统一开设的一套用以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理论教育的课程体系,由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组成,是“事关意识形态工作大局,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大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局限于高校范围或是大学生思想品德发展领域,还关涉能否为国家持续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号)指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核心课程,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灵魂课程。”“《基本要求》”中的系列定位实则指明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其发展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核心内容。如何开展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如何保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如何利用校内外一切有利资源以推进自身的建设发展和功能实现,是课程建设必须应对的重大现实课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激发课程的内生动力,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内涵式发展。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以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指引,返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70多年的发展道路发现,与课程体系在规模数量等外延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内涵发展还有不足,如表现出:“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教学困境、课程活力不强、核心竞争力不足、理论说服力不佳等问题。而通过梳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研究成果也发现,学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方面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内容既少且又比较零散。基于此,本文依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进路,尝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全文除导论、后记以外,共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理论概述。重在厘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在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内涵式发展”的学理认识、概念考证和原理挖掘基础上,提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概念内涵,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激发课程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主,同时协调外部力量形成建设合力的课程发展模式,是课程发展思路与建设实践的有机统一。第二章,历史沿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历史就是课程外延与内涵相互掺杂、共同推进的历史。依据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颁布的课程指示与方案,大体可将课程建设史划分为五大阶段。总体上看,改革开放前的课程体系发展很不稳定。“52体系”是在全国推行的第一套课程方案,采取向苏联学习的方式,构建起课程发展的雏形;“61体系”则开启了“中国化”与“去苏化”的课程体系建设道路。改革开放后的课程方案日益规范成熟,方案实践力度日益增强,并显现出方案更替的继承性和连贯性。其中,“85方案”融合了“两课”课程内涵;“98方案”对课程进行了统一地精简设置,更加体现课程权威性和丰富性;“05方案”下,课程规模继续扩张,并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独立办学机构组建等维度推动课程总体建设迈向新的台阶。进入新时代,如何提升课程内生动力、提高教学实效等成为课程建设的紧迫课题。第三章,问题研判。基于“为什么”的考量,尝试站在客观立场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相关内容进行理性分析与问题研判。重点从历史诉求中分析为什么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问题,并从现实关系与认识误区的研判中进一步理清如何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思路问题。在审思中,须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采以理性态度,坚持“不唯书、不唯上”,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课程发展的长足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不负重托与使命,推进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第四章,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与新时代大学生发展的学情特点,共同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基础。其中,党的领导是课程发展的重要保证,并为课程内涵式发展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境界又可提供现实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为课程的内涵式发展提供深厚的精神力量。而“00后”大学生(研究生多是“95后”)表现出的新风貌、新特点、新需求,以及他们成长成才中面临的困惑需要释疑解惑的事实,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学情基础。第五章,优化策略。重在解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怎么办”的问题。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三大规律”和“八个相统一”原则,极力避免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方向偏差与规律僭越,从原则规范上确保发展导向的科学性;其次,需从课程内部建设的重要环节着手,抓关键、厚基础、破瓶颈、保动力、强弱项,以锻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为重点,夯实课堂教学建设的基础环节,彰显“内容为王”的发展旨要,增强科学研究与技术手段的动力支撑作用,弥补科学评价的发展不足,从整体上提升课程发展与建设的质量与水平;最后,须强化对国家顶层设计的贯彻落实和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盘活,形成国家、社会、高校共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合力,积极推进课程发展建设。
戴佳朋[7](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绘就了一部恢弘的史诗巨着。这部巨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叙事,而且更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这部巨着中,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占据重要位置,彰显出伟大的历史意义。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实现了创新发展,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一切在有力地反驳西方“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悖论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展望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化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是当代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因而,总结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就具有了现实的紧迫性与逻辑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上,本文主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分四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进行了研究。第一,明确改革的方向是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说明了改革不是改旗易帜,而是破除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社会主义制度更有生机活力。第二,明确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深入人心,而且也防止改革跑偏方向。第三,明确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改革的举措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去制定和落实,否则改革就会走上邪路。第四,明确改革的策略是正确处理变与稳的关系。改革是向旧体制机制“动刀”,冲破的是思想障碍,突破的是利益藩篱,处理不好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做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在坚持中有发展,在发展中有坚持,才能确保社会发展在稳中有变和变中求稳。认识指导实践,有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才会有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创新,主要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的方法归结于“结合”二字。结合就是不断寻找矛盾的平衡点和结合点,促成矛盾的良性转化,避免发展的“片面性”,进而确保发展的平稳性和全面性。据此,本文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创新主要在于实现了五大结合:即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本文在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在此部分中,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此外,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进行分析基础上,本文还针对一些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存在的某些疑虑,提出了未来改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七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和界定,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是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提供的理论基础、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行的有益探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认识等,以此说明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在哪里,从而论证了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第二章是概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历史进程。本章首先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艰辛起步的国际国内背景,间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其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通过“启动”、“推进”和“深化”三个关键词对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进程进行总结概括,梳理改革的历史脉络。对历史脉络的梳理,不仅更加明确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命题的深刻含义,而且凸显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三章是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本章主要从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分析改革的方向、实质、目的和策略,回答了社会主义改革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本章为下一章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作了较好的铺垫。第四章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本章主要用“五个结合”从不同角度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进行总结。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二是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三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四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五是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这“五个结合”较好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为什么既快又稳。第五章是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启示。本章主要在分析社会主义改革“两个创新”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只有把握好这四点,社会主义才会风景这边独好。结语是关于我国改革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章作为本文的收官之作,从宏观层面分析当前人们对改革的疑惑以及新时代社会主义改革如何开启新的窗口问题,并阐释了改革的中国特色。
张金艳[8](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许可[9](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改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关乎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与之相应,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及内蕴的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就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最新成果,党和人民宝贵的集体智慧结晶。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既是对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也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补充与完善,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与实践应变能力。深入学习和研究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对于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深化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认识,引领改革的纵深推进意义重大。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文献法、分析归纳法、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挖掘和研究相关文本资料,按照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理路展开研究。同时,本文没有单纯停留在对文本的解读和对理论内容的考察上,而是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向前追溯了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向后则对其进行总体评价与价值定位。基于此,在研究内容的安排上,按照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从时代背景、主要内容、鲜明特征、重要价值等四个方面来展开研究,力求展现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整体面貌,把握其精神实质。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多极化的不断演进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东升西降”的力量对比极大的改变了国际格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凸显。“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的长期存在使得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当代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风险不断加剧,而这也标志着改革已经步入了攻坚期与“深水区”。正是在世情发生新变化、国情处于新方位、党情出现新特点、改革步入新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改革理论。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目的论、必然论、系统论、合力论、方法论等五个部分。其中,目的论通过对全面深化改革内涵、方向、目标的剖析与阐释,回答了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必然论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当代中国改革的特殊境遇以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了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系统论主要阐释各领域改革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自上而下的改革链条,解决了全面深化改革究竟要改什么的问题。合力论通过对改革动力机制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与依靠力量,解答了谁来领导改革、依靠谁来改革的问题。方法论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科学方法进行系统性总结与理论升华的基础上,从认识改革、指导改革、推进改革、评价改革四个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回应了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通过对主要内容的梳理与总结,从中提炼出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鲜明特征,即:坚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问题导向、严密的逻辑结构、长远的战略眼光、攻坚克难的胆略、强烈的责任担当、务实的理论作风、高超的政治智慧等。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最新成果,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理论价值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境界;就实践意义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不仅指引了改革的纵深推进,而且也促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面向未来,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面深化改革仍在路上,而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研究还有待于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创新之处:一是通过对改革内涵的界定以及相关词语的辨析,在详细梳理全面深化改革概念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进行了概括。二是在系统分析和整理相关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力求展现其更为完整、精炼的整体形态。三是立足宏观的理论视野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探究,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补充了新内容。
王芹[10](2019)在《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演变的整个学术思想版图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疑占有一席之地。南斯拉夫实践派(以下简称实践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流派,因《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闻名于世。实践派在“复兴马克思”的旗帜下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深刻反思了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陷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不足,并对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了有益探索,思考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本文试图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线索,对实践派的理论进行全面阐发,分析其贡献,反思其不足。从总体上看,实践派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其根本方法是革命的辩证法,基本原则是总体性、历史性、自决、矛盾和超越。在亚里士多德、阿伦特、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实践哲学基础上,实践派对实践概念做了新的阐释,将之理解为人所特有的普遍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和革命的活动。在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上,实践派把人看成是实践存在物,批判了“经济人”假设、“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物”和“人是经济动物”等社会中流行的错误观点,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常见的经济因素决定论进行了反思。实践派对人的概念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缺陷,揭示了人的本质的双重维度(描述性和规范性),在理论上坚持了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实践派全面阐释了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就人道主义而言,他们反对一切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坚持具体的、战斗的、实践的、科学的人道主义。就革命而言,他们反对一切唯暴力论(单一的政治革命),主张将革命扩展至人的革命和社会革命。实践派主张辩证地理解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认为二者相互影响,谁也离不开谁,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社会,而缺少了人道主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革命。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实践派将理论的出发点设定为现实的人和特定的社会条件,其核心理论关切是现实社会如何阻碍了人的发展以及具体的社会条件可以为人的需要和发展提供哪些可能性。实践派深刻反思了社会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区分了经济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图式和弱化的、人道主义的社会决定论图式,并认为后者更能体现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和批判精神。实践派批判了社会决定论的内在机制和片面观点,在承认必然性和因果性的前提下强调偶然性和可能性。实践派反对把自由看成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自由的核心是自决。他们区分了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强调二者是相互支撑的关系,因此必须同时得到关注。与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片面强调消极自由不同,实践派主张在不放弃消极自由的同时实现积极自由。他们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本对自由和平等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思考。实践派认为苏联是一个官僚制的、国家主义的社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异化,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正确方向是走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让工人自己管理企业和国家。在极为复杂的各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那就是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勇于探索和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一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基本立足点。实践派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便可以发现,尽管实践派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具有一定合理性,在某些方面也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但仍存在片面性,如其实践概念和自治社会主义理论便带有乌托邦色彩。实践派还未能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其批判话语仍是一种宏大叙事和哲学思辨,因而无法揭示那些阻碍人道主义实现的社会机制和因素,更无法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现象。
二、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创新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的创新路径 |
二、教学组织形式改革探索 |
三、教学方法创新探索 |
(一)案例教学法 |
(二)读书指导法 |
(三)比较教学法 |
四、总结 |
(2)基于多环节开放式教学法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应用多环节开放式教学法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
二、多环节开放式教学法的实施步骤 |
1.秉承开放式教学原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 |
2.社会实践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增强理论的实用性和说服力 |
3.热点问题讨(辩)论,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加强对基本理论的认识 |
4.完善考核机制,注重学生理解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
三、未来应用多环节开放式教学法的思考 |
(3)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0.4 研究方法 |
0.5 概念界定 |
0.5.1 文化建设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0.6 研究思路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1.4 小结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2.4 小结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3.3 小结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4.4 小结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参考文献 |
(4)《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基本情况 |
(一)《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开设与主要内容 |
(二)《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 |
1.知识目标 |
2.能力目标 |
3.价值观目标 |
(三)《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学情分析 |
二、《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的线索与结合点 |
(一)《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的线索 |
1.伟人经历之线 |
2.国家发展之线 |
3.历史现实之线 |
4.理论创新发展之线 |
5.世界观方法论之线 |
(二)《中级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结合的内容领域与目标 |
三、《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设计 |
四、《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特点 |
(一)课程内容知识、能力与价值目标的整体统一 |
(二)课程思政线明与暗的协同 |
(三)课程思政结合点的有机融合 |
五、进一步强化《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育人功能的思路 |
(一)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提升教师自身思想政治素养 |
(二)以严谨的理论逻辑体系深度重构课程教学内容 |
(三)以学生为中心科学有效的设计教、学、考评过程 |
(5)农村“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农村“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和理论依据 |
一、农村“三变”改革的现实背景 |
(一)“三农”改革发展相对滞后 |
(二)脱贫攻坚面临新挑战 |
(三)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 |
二、农村“三变”改革的理论依据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发展的相关思想 |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发展的相关理论 |
第二章 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实质和意义 |
一、农村“三变”改革的内涵 |
(一)资源变资产 |
(二)资金变股金 |
(三)农民变股东 |
二、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质 |
(一)农村“三变”改革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属性 |
(二)农村“三变”改革没有改变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
(三)农村“三变”改革是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机制的创新 |
三、农村“三变”改革的意义 |
(一)有利于盘活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资源资产 |
(二)有利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
(三)有利于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
(四)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 |
第三章 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践探索 |
一、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做法 |
(一)“三变”+金融+集体经济 |
(二)“三变”+产业+扶贫 |
(三)“三变”+招商+就业 |
二、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取得的成效 |
(一)有效盘活了闲置资源 |
(二)合理聚集了分散资金 |
(三)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 |
(四)培育了新型经营主体 |
(五)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
三、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典型经验 |
(一)立足自身优势,探索农村“三变”改革发展新模式 |
(二)抓住核心要义,激发农村“三变”改革发展新活力 |
(三)发挥多重效应,打造农村“三变”改革发展新气象 |
第四章 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思考 |
一、锦州市农村“三变”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农村改革特别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相对缓慢 |
(二)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 |
(三)经营主体缺乏且实力不强 |
(四)农民职业素养普遍偏低 |
(五)缺乏专业人才队伍 |
(六)风险防范机制不够完善 |
二、锦州市进一步深化农村“三变”改革的对策 |
(一)持续深化农村改革,不断激发内生活力 |
(二)增强基层党组织作用,积极服务“三变”改革 |
(三)大力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
(四)切实提高农民职业素养,调动农民积极性 |
(五)培养壮大农村专业人才队伍,科学经营管理集体资产 |
(六)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确保农民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三个事关”的战略定位 |
(二)“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的科学论断 |
(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的现实思考 |
二、研究综述 |
(一)研究成果梳理 |
(二)研究内容综述 |
(三)研究现状总结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理论概述 |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概念 |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构成 |
二、内涵式发展 |
(一)内涵式发展的语义分析 |
(二)内涵式发展的概念探源 |
(三)内涵式发展的理路拓展 |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 |
(一)概念反思 |
(二)理论内涵 |
(三)基本特点 |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意义 |
(一)关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局的稳固 |
(二)关切“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根本问题的解决 |
(三)关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建设的方向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沿革 |
一、“52体系”阶段 |
(一)“52体系”的课程雏形 |
(二)“52体系”的课程发展 |
二、“61体系”阶段 |
(一)“61体系”的课程建设 |
(二)“61体系”的曲折发展 |
三、“85方案”阶段 |
(一)“85方案”前的课程恢复 |
(二)“85方案”的课程部署 |
(三)“85方案”的课程发展 |
四、“98方案”阶段 |
(一)“98方案”的课程部署 |
(二)“98方案”的课程发展 |
五、“05方案”阶段 |
(一)党的十八大以前的课程建设 |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课程新发展 |
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历史经验 |
(一)国家的统一领导和部署是课程建设的历史前提 |
(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 |
(三)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原则 |
(四)保持课程与时俱进的发展品质 |
(五)以师资队伍建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基础 |
第三章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问题研判 |
一、历史维度的发展诉求问题 |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二)提高教学实效 |
(三)激发内生动力 |
(四)促进改革创新 |
(五)推进教师队伍建设 |
二、现实维度几个基本关系的处理问题 |
(一)思政课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关系 |
(二)“高效教”与“有效学”的关系 |
(三)内生动力和外力扶植的关系 |
(四)内容守正与方法创新的关系 |
(五)思政课教师特殊性和高校教师一般性的关系 |
三、主观维度的思想误区问题 |
(一)对“关键课程”地位的认识不足 |
(二)对课程发展建设的不自信态度 |
(三)对课程内涵式发展的模糊认识 |
第四章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基础 |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思想保证 |
(一)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 |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
(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为学理依据 |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有利支撑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支撑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支撑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底气支撑 |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文化源泉 |
(一)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力量 |
(二)浸润革命文化的精神养料 |
(三)获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资源 |
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现实学情 |
(一)掌握新时代大学生的新特点 |
(二)适应新时代大学生发展需求 |
第五章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优化策略 |
一、坚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二)依循“三大规律” |
(三)遵循“八个相统一” |
二、优化课程内部建设的关键环节 |
(一)以锻造新时代思政课教师队伍为重点 |
(二)紧抓课堂教学建设的基础环节 |
(三)彰显“内容为王”的发展旨要 |
(四)激发科学研究的有效动力 |
(五)注入现代信息技术新活力 |
(六)补齐科学评价的发展短板 |
三、获取外部环境的支持与保障 |
(一)依靠党和国家的顶层设计 |
(二)依托社会环境的有利氛围 |
(三)挖掘高校平台的育人资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基本概念解析 |
(一)改革 |
(二)社会主义改革 |
(三)中国社会主义改革 |
(四)创新与启示 |
二、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现状及有待提升之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成果有待提升之处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之处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当性 |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确保了社会主义改革行稳致远 |
第二节 列宁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 |
一、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有益探索 |
二、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 |
第三节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 |
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方针 |
二、构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背景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遭遇重大挫折 |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 |
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变质转向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历程 |
一、社会主义改革探索和试验期(1978.12—1992.2) |
二、社会主义改革推进和完善时期(1992.2—2013.11) |
三、社会主义改革深化和拓展期(2013.11—)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创新 |
第一节 改革的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
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夙愿 |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
三、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第二节 改革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
二、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
三、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创举 |
第三节 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
一、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寻 |
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第四节 改革的策略是科学把握变与稳的关系 |
一、变中求稳 |
二、稳中有变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创新 |
第一节 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 |
一、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核心力量 |
二、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堪当改革历史重任 |
第二节 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结合 |
一、反思落后社会现实启动改革 |
二、再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推进改革 |
三、直面发展中的问题深化改革 |
第三节 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 |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确保稳定 |
二、采取渐进增量式改革实现稳中求变 |
三、制定正确改革标准保证改革顺利前行 |
第四节 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 |
一、基层群众创新推动改革开放 |
二、战略布局的顶层设计优化改革开放格局 |
三、战略目标的顶层设计推动改革开放进程 |
四、战略举措的顶层设计保障改革开放质量 |
第五节 重点推进与全面改革相结合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
二、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启示 |
第一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
一、本土化发展适应民族特色 |
二、时代化发展回应时代之问 |
三、大众化发展满足人民需要 |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实践上不断实现多种结合 |
一、社会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 |
二、社会主义与世界发展相结合 |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 |
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
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在内涵上彰显人的价值 |
一、人的价值具有多维性特征 |
二、社会主义是人的价值最佳体现 |
三、社会主义实现人价值的优势所在 |
结语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
一、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道路 |
二、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中国特色的后社会主义”道路 |
三、改革是否导致中国走“新全球主义意识形态”道路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改革如何开启新窗口 |
五、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强调的是“中国特色”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五、论文结构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成果评析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重点、难点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一、世情新变化——人类社会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
(二)世界多极化不断演进 |
(三)我国周边环境稳中有变 |
二、国情新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 |
(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凸显 |
三、党情新特点——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政治建设 |
(一)“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复杂、尖锐 |
(二)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政治建设更加突出 |
四、改革新阶段——改革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 |
(一)改革所面临的压力增大 |
(二)改革所面临的风险加剧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目的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目标与方向 |
(一)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内涵 |
(二)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
二、必然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 |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了改革的常态化 |
(二)当代中国改革的特殊境遇决定了改革攻坚期的到来 |
(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倒逼改革的全面深化 |
三、系统论——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与协同推进 |
(一)围绕各领域的具体改革目标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
(二)抓住实践中的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纵深推进 |
四、合力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整合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改革的主体动力 |
(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凝聚改革的整体合力 |
五、方法论——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 |
(一)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改革认识方法 |
(二)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改革指导方法 |
(三)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改革推进方法 |
(四)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改革评价方法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鲜明特征 |
一、坚定的人民立场 |
二、鲜明的问题导向 |
三、严密的逻辑结构 |
四、长远的战略眼光 |
五、攻坚克难的胆略 |
六、强烈的责任担当 |
七、务实的理论作风 |
八、高超的政治智慧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
一、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创新发展 |
(三)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境界 |
二、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实践意义 |
(一)指引改革的纵深推进 |
(二)助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 |
(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南斯拉夫实践派概述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本文的研究意义和基本框架 |
四、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实践派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图绘 |
第一节 实践派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理解 |
一、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立 |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连续性 |
三、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马克思哲学 |
第二节 人道主义与辩证法的联姻 |
一、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关系 |
二、实践派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不同理解 |
三、马克思辩证法的人类学假定和基本原则 |
第二章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 |
第一节 对实践概念的厘定 |
一、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的实践概念 |
二、康德和黑格尔的实践概念 |
三、实践派对实践概念的阐释 |
第二节 实践派的人的概念 |
一、彼得洛维奇对马克思人的概念的理解 |
二、马尔科维奇对人的本质概念的解读 |
第三章 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及其伦理学基础 |
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涵 |
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伦理学 |
第二节 人道主义视域中的革命概念 |
一、实践派对革命概念的阐释与辩护 |
二、人道主义与革命的关系 |
三、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再审视 |
第四章 决定论与自由的关系考辨 |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与决定论 |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图式”及其内在张力 |
二、社会决定论的内在机制 |
三、社会决定论的片面观点 |
第二节 实践派的自由观 |
一、自由概念的内涵 |
二、个性自由和社会自由的辩证关系 |
三、自由和平等的关系 |
第五章 实践派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判及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 |
第一节 社会主义与异化问题 |
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之辨 |
二、自我异化与劳动异化 |
三、社会主义的异化 |
第二节 苏联官僚制与国家主义批判 |
一、实践派对官僚制的批判 |
二、打碎国家主义的神话 |
第三节 走向自治的社会主义 |
一、自治观念的内涵及其实现条件 |
二、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
第六章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陷 |
第一节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
一、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维度 |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 |
三、理论的独特性:与东欧(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 |
第二节 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 |
一、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批判 |
二、陷入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 |
三、忽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哲学思想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创新探索[J]. 周航. 公关世界, 2021(18)
- [2]基于多环节开放式教学法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J]. 王淑贤. 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浙江工商大学教学改革论文集, 2019(00)
- [3]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4]《中级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J]. 陈玉和,韩鹏.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21(03)
- [5]农村“三变”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以锦州市为例[D]. 张思远.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6]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式发展研究[D]. 王爱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创新与启示[D]. 戴佳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D]. 许可. 河南大学, 2019(05)
- [10]南斯拉夫实践派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D]. 王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