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几年,互联网在中国内地的高速扩散,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入渗透和所引发的深刻变革,构成人类传播史上最壮观的图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成于长数字新时代的青少年们,被称为“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与他们的父辈相比,“网络世代”们拥有全然不同的生存环境,网络及其衍生的数字新媒体伴随他们一同成长,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本研究以“网络世代”的代表群体——青年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运用量化的问卷调查法和质化的焦点小组法,探讨了互联网对大学生的以交往、信任、参与等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的影响,为考察网络传播效果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完成的工作主要有:（1）对青年大学生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定量描述。（2）筛选出与网络使用有关的对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的因素。（3）将网络使用形态划分为“工具性使用”与“仪式性使用”,并提出“工具性使用”的“功能补偿”效果与“仪式性使用”的“时间替代”效果,以探讨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青年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资本现状。本研究通过量化的问卷调查法,获得了关于大学生群体的社会资本现状的量化数据。调查发现,社会资本的四个构成维度中,大学生的人际交往-特殊信任、生活满意两个指标还算较高;而普遍信任指标和社团参与指标较低。由调查结果看,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大学生群体的信任结构仍没有明显改观,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特殊信任,仍是他们信任的主要形式;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他们仍没有足够的信任。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表明,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普遍信任似乎应比特殊信任更具积极意义,因为在一个彼此信任、彼此真诚相待的社会系统中,政府机构将能够以较低的运行成本,获得较高的运行效率。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最主要的社会力量,如何将他们的信任进一步扩展到没有血缘和亲密关系的社会上大多数人,从而建立全社会的普遍信任,是一个严肃的时代议题。另外,调查结果还反映出大学生群体社团参与程度不高。拥有社团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团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尺度。然而,作为大学生锻炼自我、培养参与与合作意识的最主要渠道——社团活动,并没有引起大学生足够的参与热情。可以想见,一个有较多社团参与的大学生,将会成长为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的公民。在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增强大学生的社团参与意识,是一个相当现实的话题。第二,与互联网使用有关的哪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对社会资本产生了影响?本文通过多元阶层回归分析,从研究假设中所涉及的10个自变量（因素）中,筛选出了对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的6个因素,并依据它们对社会资本影响力的相对大小进行了重要程度排序:①“新闻资讯偏好”对社会资本的四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②“人际互动动机”与“每周上网频次”对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网络依赖”对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④“每日上网时间”对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产生负向影响;“娱乐消遣动机”对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产生正向影响。在所筛选出的6个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中,其中有4个因素对社会资本产生了正向影响,而且就影响力的大小而言,这4个因素的排序较靠前。因此本文认为,在促进个体与社会融合方面,互联网扮演了一个积极的正面角色。根据这一结果,本文从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脉略入手,运用“技术恐惧”理论和“第三人效果”理论,对近几年关于互联网“利弊观”的争议进行分析,以期获得对网络传播功能的理性与全面认知。第三,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关键在于人们如何使用它。通过质化的焦点小组法,本文进一步发现,将大学生的网络使用形态细分为“工具性使用”和“仪式性使用”,可以更好地解释网络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机制。以寻求信息、获取新知为主要目的的工具性使用形态,更关注对网络特定内容的使用;在使用过程中,使用者获得的是“内容的满足”;由于动机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工具性使用形态不会造成使用者对网络的依赖和过度使用。与工具性使用形态相比,仪式性使用形态的使用动机不够强烈,使用者往往是出于一种固定的、或习惯性的行为而上网,常以打发时间、排遣郁闷等作为上网理由;由于使用动机的相对模糊性,仪式性使用者对网络本身的关注超过对网络内容的关注,因此仪式性使用者获得的是“过程的满足”。藉由对网络使用形态的划分,以及焦点小组的质化结果,本文认为,由于网络兼具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功能,网络的工具性使用形态对那些与其功能相似的传统媒体或旧活动具有“功能补偿”效果:网络所提供功能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使用和对社会交往、休闲娱乐活动的参与。网络在作为一种新的大众传媒而存在的同时,亦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非大众传媒活动”工具。据此,本文认为,在网络的“工具性使用”的前提之下,即使人们在现实中疏远了报纸、电视、广播或者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社会活动,其社会资本总储量亦不会流失,人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所进行新的形态的社会交往、社团参与等,对现实中流失的社会资本有一种“补偿”作用。因此,网络的工具性使用及其所具有的“功能补偿”效果,是影响社会资本的一种积极因素。与此相反,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形态,具有“时间替代”效果。出于打发时间的目的或排遣郁闷的目的,网络的“仪式性使用”常令使用者沉溺于网络所带来的虚幻感受而无法自主控制上网时间,结果是,上网活动本身侵占了使用者在可供自由支配时间内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如人际交往、社会参与等（本文称之为“非大众传媒活动”）;由于上网者对网络本身的迷恋远远超过对网络内容的关注,其在网上的活动往往表现为冲动而无目的浏览网页、借助网络游戏获取暂时的自我满足等,这些活动即不利于已有人际关系的维系,亦不利于在网上发展和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由此可见,网络的仪式性使用所具有的“时间替代”效果,对社会资本具有销蚀作用,是一种消极的影响因素。本文最后指出,借助网络工具性使用的“功能补偿”效果,社会资本可实现迁移。上网者在虚拟空间所进行的人际交往、社团参与、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信任等,可形成新的社会资本。为与现实中的社会资本相区别,本文称之为“网络社会资本”。随着网络在中国内地的高速扩散和对社会系统的深入渗透,对网络社会资本及相关理论的研究,或许可成为未来一个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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