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家庄经济学报》第24卷(2001)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朱晨[1]（2021）在《杨尘因生平、着述稽考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黄小菊[2]（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指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郑晓锋[3]（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认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刘业双[4]（2019）在《隔药灸结合针刺治疗失眠心脾两虚型临床观察》文中研究说明目的 观察隔药灸结合针刺治疗失眠心脾两虚型的临床疗效,通过观察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中医症状积分的变化,比较隔药灸结合针刺与单纯毫针针刺对本病的疗效。方法 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将74例依据纳入标准选入的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37例。其中对照组利用普通毫针针刺来治疗,针刺取穴:印堂、四神聪、百会、安眠、神门、阴陵泉、三阴交、足三里、照海、申脉、心俞、脾俞。其中印堂、四神聪、百会、安眠采用平补平泻法;申脉、照海、神门、心俞、脾俞、足三里、阴陵泉采用提插捻转补泻手法,以诸穴得气为宜留针30分钟。治疗组采用隔药灸结合针刺治疗,在对照组基础上行隔药灸治疗,以党参、黄芪、茯苓等补益心脾的药物组成中药配方,将以上药物粉碎混合,加温水和蜂蜜调制成直径2cm,厚0.5cm大小的药饼。将药饼放在足三里、至阳、心俞、脾俞、膈俞诸穴上,每个药饼上用针灸柄透刺5个小孔,以便药力渗透,然后放置艾柱,每穴共灸7柱,隔一天治疗1次,5次为一个疗程,共治疗3个疗程。治疗前后应用失眠心脾两虚型中医症状评分和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评分进行疗效评价。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失眠心脾两虚型中医症状评分和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评分和两组未采取治疗之前相比较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两组患者在治疗之后心脾两虚型失眠中医症状评分相比较,治疗组（6.54±3.07）低于对照组（8.89±3.74）,具有显着性差异（P<0.05）;治疗之后两组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评分相比较,治疗组（5.8±2.51）低于对照组（7.6±2.19）,有显着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痊愈7例,显效10例,有效15例,无效3例;对照组:痊愈3例,显效5例,有效22例,无效5例。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隔药灸结合针刺和单纯针刺均可有效改善失眠心脾两虚型患者的失眠症状,改善睡眠质量,延长睡眠时间,提高生活质量。且隔药灸结合针刺临床疗效优于单纯针刺。图0幅;表10个;参75篇。
张美霞[5]（2018）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文中指出解析几何学较为系统传入中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国内外学者对解析几何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及其相关着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历史的系统研究极为少见,尤其是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第一,中国解析几何学教学始于何时?中学为何要开设解析几何学?什么原因促使其出现?第二,数学教育制度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内容与课程内容是否一致?第三,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有什么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学的意义以及对现今教科书的建设有什么启示?这也是本文选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的目的与意义所在。本文坚持以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原始文献与二手文献为基础的研究原则,采取系统论述与重点分析的研究思路,以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清末民国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整体发展情况作为研究主线,重点论述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根据社会与教育制度的变革,以及解析几何学教学、教科书建设、教科书内容等特点,将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划分为肇始（1893-1901）、初步发展期（1902-1921）、转型期（1922-1936）和成熟期（1937-1949）四个阶段。从解析几何课程设置、出版情况、审定情况、作者群的知识背景、教科书内容与课程内容比较等方面分析不同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特征,主要围绕下面几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明末清初时期,圆锥曲线随着天文历法知识从西方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教科书纷纷传入,第一本从美国传入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代形合参》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意义深远,自此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学校正式开始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如京师大学堂、登州文会馆与四川中西学堂等。1902-1921年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主要以翻译美国、英国与转译日本为主。解析几何学课程以大学开设为主,中学主要在高中实科一类中开设。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以留学回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以下特点:翻译版本与“坐标法”的“多样化”、章节结构差异较大、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以及高中几何教科书中出现“圆锥曲线”的内容。第二,1922年至1936年是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随着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中学正式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随之出现大量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的汉译本,教科书审定制度由国定制演变为审定制,教科书编写者队伍仍以留学归国者与大学教师为主,中学教师人数较少。此外,这一时期“课程纲要”与“课程标准”首次对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自编教科书并非完全遵照课程内容编写,稍具“自由性”;汉译教科书大多译自与中国“课程标准”相近的美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在高中代数、初等几何等教科书中出现;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坐标法以“直角坐标”为主,极少使用“斜坐标”等是该时期的几个重要特点。1937-1949年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已趋于成熟,中学仍开设解析几何学课程,自编教科书数量有所减少,汉译本仍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与《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教科书编写群体中中学教师人数增加。此外,章节结构已成型;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内容有删减;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圆锥曲线”与“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解析几何学题解的相继出版是该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几个显着特点。第三,对清末民国典型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进行个案研究,从教科书的作者、编写理念、内容、名词术语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圆锥曲线”的内容编排、概念表述、作图法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其内容整体安排呈现“总-分-总”、“总-分”、“分-总”三种形式。定义方式有统一定义、几何定义与代数定义,抛物线因其自身特点均为统一定义,椭圆与双曲线采用代数定义与统一定义两种定义方式,其中有的教科书以两种形式定义,也有的只使用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以几何定义给出”圆锥曲线”统一定义,没有使用坐标法,编排极为不妥。另外,三种曲线的排序主要有两种,一是抛物线—椭圆—双曲线,二是椭圆—双曲线—抛物线。三种曲线大多采用器械与坐标定点法的作图方法。第四,清末民国时期的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整体呈现教科书的“多样化”、使用周期长、“滞后性”、自编本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等特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的变革是分不开的,美国数学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对中国的解析几何教学影响巨大,解析几何学学科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解析几何学课程是否开设、内容的难易与分配比例。此外,设置解析几何学课程不仅可以传播解析几何学知识;培养学生“数形结合”、“函数”的思想;可以使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很好的衔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演变,为今天的教科书编写提供了经验,如:改变从“定义出发”的知识呈现方式与建立科学的教科书评价机制。本文首次从数学教育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有必要论述1893-1921年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历史;首次系统论述其出版与审定情况、编写群体,尤其是课程内容与教科书内容的关系,体现编写者对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影响;首次多方面揭示不同历史时期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发展特点。
彭杰[6]（2016）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文中认为吐鲁番盆地是古代东西方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绿洲文化由多个民族共同在此地创造出来。在当地现存众多的古代遗址中,名闻遐迩的柏孜克里克石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40余公里的火焰山主峰山腰、木头沟沟谷西岸的陡崖上。不仅保存了大量色彩绚丽的古代壁画,而且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吐鲁番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在对柏孜克里克石窟崖岸前的土沙堆积进行清理时发现了新的洞窟。经过仔细甄别,在堆积中发现了一批的汉文文书和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写本、印本文书以及其他文物。其大致年代范围,上至西晋,下迄北宋。从目前所知汉文佛教文书的内容看,涉及经、律、论多个领域。本文就以这次出土的汉文佛教典籍为研究对象,结合吐鲁番盆地的历史文化变迁,从多方面开展了研讨。通过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这批汉文佛教文书,就外观的细节而言,与以往当地发现的抄经并无二致。文书的书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十六国、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多种书体竞相呈现,反映出吐鲁番盆地与外部区域文化交流的频繁,为我们描绘出在丝绸之路这一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佛教文化旺盛而持久传播的历史画卷。（二）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金光明经》及《仁王般若经》等佛教护国类经典尤其为麹氏高昌国王族所青睐。除了麹氏高昌国处于大国之间,其王族无奈只好时常寄望于佛法护佑的外部原因外,实际还有其抄经供养的内在动机,即,不仅可用佛教义理来为其现世王权合法性提供辩护,而且来世还能当转轮王,甚至依据授记还能成佛。（三）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土的数量多、版本多的《金刚经》残卷文书的发现,表明自北魏至隋唐,《金刚经》汉译本曾在今吐鲁番地区流行一时,尤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大行其道。此经的流行,固然与其所宣扬的佛教义理相关,但也与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有关。特有的汉文化传统,为《金刚经》信仰在唐代西州的进一步流传提供了土壤。（四）吐鲁番所见汉文、回鹘文《弥勒上生经》残卷及其他相关艺术品的存在,勾画出弥勒上生信仰自南北朝至唐代在当地由盛而衰,至高昌回鹘时期再度兴盛的轨迹,但其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并不同步,从而具有自身的地域特色。（五）在五至九世纪期间,主要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方净土思潮曾在高昌和龟兹这些西域重镇流传一时并在不同地域显示出了不同的形态。在唐朝着力在西域建立汉寺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由于奉敕前来建寺的长安寺院出身僧人的重要媒介作用,长安样式的西方净土变艺术极可能直接被移植到了西域汉寺中,从中显示出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六）《妙法莲华经》在吐鲁番盆地的长期流传并在所有汉译佛典中以最多数量而独占鳌头,其实也是此经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缩影。其中的原因,除了于此经提倡的“三乘归一”的义理思想有关外,鸠摩罗什高超的译经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七）在高昌辑译完成的《贤愚经》被带至河西后不久,在为敦煌莫高窟壁画提供相关新颖内容题材的同时,在北凉时又西进高昌,出现在吐峪沟石窟壁画中。两地这一时期的洞窟,从建筑形制、壁画布局、题材内容、人物造型、绘画技艺以及所反映的佛教信仰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反映出中古时期西域和河西在佛教艺术方面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八）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密教典籍,属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系统的非常少见,而主张讽诵、抄写,并伴以陀罗尼咒语来获取功德的典籍数量占优势。这种现象表明,自魏晋直至唐宋的数百年间,在当时的吐鲁番盆地,相比较于《大日经》、《金刚顶经》等宣扬复杂晦涩密教根本理论的典籍,强调现世及来世利益的陀罗尼类密教典籍更受青睐而易于被广大信众所接受,反映出当地汉传佛教的鲜明特征。（九）《维摩诘经》残卷的大量发现,尤其是鸠摩罗什所译《维摩诘所说经》,表现此经曾在唐代吐鲁番盆地流行一时。高昌回鹘时期,以罗什译本为底本的回鹘文《维摩诘所说经》在当地出土不少,而以此为依据绘制的“维摩诘经变”在伯西哈石窟的密教洞窟第3窟中出现,一方面是此经变画受敦煌佛教艺术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与《维摩诘所说经》所宣扬的以神通教化众生和密教注重神通高度契合不无关系。（十）汉文大藏经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不仅见于历史文献的记载,而且由当地出土的佛经残卷得以确证。藏经的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印本。其中,唐代由中央政府颁赐的依据《大唐内典录·入藏卷》来组织的抄本藏经在当地广为流传直至北宋初年。北宋以后,刻本大藏经的开宝藏、金藏、契丹藏、毗卢藏、崇宁藏及碛砂藏等多个版本均在当地出现,南北中三个大藏经系统汇集,佛教文化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至蒙元时期,高昌回鹘已具备了自行刊印藏经的能力。
官鹏鹏[7]（2016）在《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红楼梦》评点大放异彩,以王希廉、姚燮、张新之为代表的三家汇评本在当时流传最为广泛,三家评本中张新之的评点文字刊印得最为完整,本文以张新之的评点为研究对象。文章主要分析了张新之评点的版本流传情况,摘录张新之《红楼梦》评点文字,通过对评点内容的研究来探析张新之评点的特色,及其渗透在评点中的主要思想,并总结张新之评点的艺术成就,进而系统地阐述张新之评点的价值。
朱银萍[8]（2011）在《顾元庆及其编刊小说研究》文中指出顾元庆是明代中期苏州的一位文学家、刊刻家,编刊了《阳山顾氏文房小说》、《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广四十家小说》等三种“小说”丛书,并创作《云林遗事》、《檐曝偶谈》两部文言小说。全文以顾元庆及其三部“小说”丛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首先,通过《武陵[顾氏]宗谱汇编》、《武陵埭川支[顾氏]宗谱》等,从家世、交游与着述三个方面,探知顾元庆为“乡贤”、喜欢结交吴中才士和隐士,着述颇丰。其次,对三部“小说”丛书进行专章论述,指出它们收录的作品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总结得出顾元庆“小说”丛书采录作品时遵循的总的标准为资谈助、裨见闻,扬风雅、寓箴规,易于学术等。再次,结合“小说”丛书的编选特点,分析顾元庆的小说创作和小说序跋,综合探讨顾元庆的小说观念。最后,结合明代小说的发展轨迹,指出顾元庆及其编刊小说在明代小说史上的过渡和推动作用,以及顾元庆在“小说”丛书汇编中的领先者地位。
徐晓丹[9]（2011）在《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天地》1943年10月诞生于上海沦陷区,主编为苏青,是一份以刊载散文为主的文学期刊。它在上海沦陷区存在的近三年时间里,采取远离政治与风月的办刊宗旨,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滴,提倡女子写作,显示出浓厚的女性色彩,对考察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环境以及普通市民的生存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共分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对《天地》进行整体定位并探讨两大创作群体的创作心态。从所刊发文章的内容入手来对刊物定性,从对办刊宗旨的分析入手来探寻刊物的特点,从时人的评论和发行量入手来判断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汪伪官员与落水文人而言,尽管对战败的恐惧和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使他们走上了“和运之路”,但毕竟大节已亏,内心是非常苦闷矛盾的,不得不自我麻醉,自欺欺人以求得宽慰。对于鬻文为生的自由文人而言,因为大众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在写文章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考虑到大众的口味和喜好,显示出世俗化的创作心态。第二部分联系时代和社会背景介绍《天地》的文章风格。沦陷时期上海时局的不明朗使得文人们不再执着于人生的终极关怀,转而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作品呈现出浓郁的凡俗化色彩。在恶劣的言说环境下,人们采用变体的方式去对抗权威、抨击时政、解构现实,又赋予了一些作品诙谐化的特征。沦陷时期将散文作为避开现实、遣愁排忧、附庸风雅的一种写作和生存策略,散文创作主打“清谈”和“忆旧”的闲适风,《天地》作为一本散文刊物,也不例外。第三部分分析了《天地》的女性色彩。一本刊物的编辑出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编辑者的影响,作为一名接受过“五四”新式教育的女性,《天地》的主编苏青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女性主体意识,因此《天地》是一本有着女性化色彩的刊物,和同时期其他刊物相比,它刊发的女作家的文章是相对较多的。同时,以张爱玲和苏青为首的女作家一方面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厄之境,深深地替女性悲哀和叹息着;另一方面也对女性自身积习和弱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对于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着非凡的促进意义。第四部分是对《天地》文化功绩的评析,从文人交流平台与文化史料保存两个角度对《天地》的文化功绩进行了挖掘与评述。《天地》只是上海沦陷区众多文学刊物中的一种,本文并无夸大其对上海沦陷区文学的代表性之意,《天地》进入本文研究视野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特殊背景以及刊物性质为上海沦陷区文学研究提供了历史资料和切入平台,这就为还原上海沦陷区文化风貌提供了可能。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正是通过对一个个看似不相干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沦陷区文学研究才能得以不断地完善和深入。
李凤鸣[10]（2011）在《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代民歌在历代民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文献记载所涉及的地域更加广泛,各种刻本、抄本的民歌集更是不计其数。今流传下来的清代民歌集不下三十种。在这三十多种民歌集中,反映女性爱情婚姻、生活等内容的女性民歌占很大比重。由于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清代女性民歌集问世,因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研究很少有人涉及。即使涉及,也只是把它作为清代民歌中的一部分,仅作简单的介绍与评价。故笔者认为,对清代女性民歌的内容、抒情主人公、艺术价值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传统节日——七夕节举行乞巧活动时所演唱的乞巧歌,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参加乞巧的主要成员都是未婚女性,反映女性爱情婚姻、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代表了当时女性的心声。男性参与乞巧歌词的编写,也使得反映当时重大事件的内容成为乞巧歌的一部分。作为节令歌,反映乞巧节仪式的内容也成为乞巧歌必不可少的内容。由于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国以前乞巧歌在产生的背景、内容、抒情主人公、艺术价值等方面存在着异同,本文立足于文献学,以文本分析法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介绍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相关文献及其产生的背景。第二章从内容、形式因素和曲调特征三方面论述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作品异同。内容方面,主要从爱情婚姻、生活情趣、物产职业和历史传说四方面来论述;形式因素,主要从句式程式化和用词个性化两方面来论述;曲调特征,主要从曲调种类及特征两方面来论述。第三章从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与言说方式两方面来论述二者在抒情主人公方面的异同。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比较,主要表现为男、女抒情主人公的异同;言说方式的比较,主要体现在独白与对话的异同。第四章从审美特征和表现手法两方面来比较二者的艺术价值。审美特征的比较,主要表现为构思、情感、意象和语言方面的异同;表现手法的比较,主要表现为赋、比兴手法的异同。第五章从社会功能与社会价值两方面来论述民前乞巧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继承;从思想和表现手法方面论述民前乞巧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创新。
二、《石家庄经济学报》第24卷(2001)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石家庄经济学报》第24卷(2001)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2）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4）隔药灸结合针刺治疗失眠心脾两虚型临床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引言 |
| 第1章 临床研究 |
| 1.1 材料与方法 |
| 1.1.1 研究目标 |
| 1.1.2 病例来源 |
| 1.1.3 诊断标准 |
| 1.1.4 纳入、排除和脱落标准 |
| 1.1.5 疗效标准 |
| 1.1.6 研究方案 |
| 1.1.7 操作异常及处理措施 |
| 1.1.8 量表选择 |
| 1.1.9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1.2 研究结果 |
| 1.2.1 一般资料 |
| 1.2.2 研究结果 |
| 1.3 讨论 |
| 1.3.1 失眠的中医认识 |
| 1.3.2 不寐与心脾两虚证 |
| 1.3.3 选穴依据 |
| 1.3.4 隔药灸治疗心脾两虚型失眠的作用机理 |
| 1.3.5 隔药灸结合针刺治疗心脾两虚型失眠的优势 |
| 1.3.6 研究结果 |
| 1.3.7 存在问题及展望 |
| 1.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2章 综述 失眠症的研究进展 |
| 2.1 现代医学失眠症诊疗概况 |
| 2.1.1 病因 |
| 2.1.2 机制 |
| 2.1.3 治疗 |
| 2.2 传统医学失眠症研究现状 |
| 2.2.1 病名 |
| 2.2.2 病因病机 |
| 2.2.3 治疗 |
| 参考文献 |
| 结论 |
| 附录A 临床研究病例观察表 |
| 附录B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
| 附录C 中医症候评分表 |
| 附录D 心脾两虚型失眠患者登记表 |
| 致谢 |
| 导师简介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时间范围和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时间范围 |
| 1.2.2 “高级中学用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肇始(1893-1901) |
| 2.1 解析几何学发展简介 |
| 2.2 早期传入的解析几何学知识 |
| 2.3 《代形合参》——中国第一本解析几何学教科书 |
| 2.3.1 原着作者与译者简介 |
| 2.3.2 《代形合参》的版次以及前人关于其底本的论断 |
| 2.3.3 《代形合参》与《代微积拾级》非同一底本 |
| 2.3.4 解析几何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 |
| 2.3.5 《代形合参》的内容分析 |
| 2.3.6 《代形合参》的编排特色 |
| 2.4 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 |
| 2.5 学校的解析几何学教学 |
| 第3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初步发展期(1902-1921) |
| 3.1 数学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 |
| 3.1.1 清末新式教育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02-1911) |
| 3.1.2 新教育宗旨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12-1921) |
| 3.2 汉译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开始兴起 |
| 3.2.1 翻译英美与转译日本教科书 |
| 3.2.2 教科书翻译群体简介 |
| 3.3 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 |
| 3.3.1 1902 -1911年教科书的审定 |
| 3.3.2 1912 -1921年教科书的审定 |
| 3.4 个案分析——以《温特渥斯解析几何学》为例 |
| 3.4.1 原作者与译者简介 |
| 3.4.2 编写理念与编排形式 |
| 3.4.3 主要内容 |
| 3.4.4 知识呈现方式 |
| 3.4.5 名词术语 |
| 3.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02-1921) |
| 3.5.1 翻译版本的“多样化” |
| 3.5.2 教科书章节结构差异较大 |
| 3.5.3 编排形式及数学符号完全西化 |
| 3.5.4 坐标法使用的“多样化” |
| 3.5.5 高中几何教科书中渗透“圆锥曲线”内容 |
| 第4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转型期(1922-1936) |
| 4.1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 |
| 4.1.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3年) |
| 4.1.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29年) |
| 4.1.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课程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 4.2 “壬戌学制”下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 4.2.1 “课程纲要”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3年) |
| 4.2.2 “暂行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29年) |
| 4.2.3 “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32与1936年) |
| 4.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 4.3.1 自编教科书的兴起 |
| 4.3.2 汉译教科书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主 |
| 4.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 4.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 4.4.1 以留学回国者及大学教师为主 |
| 4.4.2 中学教师人数较少 |
| 4.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 4.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复兴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 4.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尼三氏新解析几何学》为例 |
| 4.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22-1936) |
| 4.6.1 教科书章节结构基本定型 |
| 4.6.2 自编本内容在遵照“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有增删 |
| 4.6.3 大多使用“直角坐标”,极少数以“斜坐标”为主 |
| 4.6.4 高中代数、几何教科书中出现“直角坐标”、“圆锥曲线”内容 |
| 第5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建设之成熟期(1937-1949) |
| 5.1 教育制度与解析几何学课程设置 |
| 5.1.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1年) |
| 5.1.2 “修订课程标准”中解析几何学的课程设置(1948年) |
| 5.2 教育制度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 |
| 5.2.1 “修正与六年制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1年) |
| 5.2.2 “修订课程标准”对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的规定(1948年) |
| 5.3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审定情况 |
| 5.3.1 自编教科书数量略有减少 |
| 5.3.2 汉译《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数量增加 |
| 5.3.3 教科书的审定制度 |
| 5.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编译者简介 |
| 5.4.1 以大学教师为主 |
| 5.4.2 中学教师人数增加 |
| 5.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典型个案分析 |
| 5.5.1 自编教科书个案——以《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解析几何学》为例 |
| 5.5.2 汉译教科书个案——以《斯盖二氏解析几何学》为例 |
| 5.6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特点分析(1937-1949) |
| 5.6.1 教科书章节结构成型 |
| 5.6.2 自编教科书内容相较课程标准有删减 |
| 5.6.3 基本统一使用“直角坐标” |
| 5.6.4 “圆锥曲线”、“直线与圆”等着作出现 |
| 5.6.5 解析几何学题解大量出现 |
| 第6章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的演变 |
| 6.1 研究对象 |
| 6.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内容编排的比较 |
| 6.2.1 “圆锥曲线”内容在教科书中的整体编排 |
| 6.2.2 “圆锥曲线”中知识点的编排 |
| 6.3 解析几何教科书中“圆锥曲线”概念表述之演变 |
| 6.3.1 “圆锥曲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 6.3.2 “抛物线”概念定义方式之演变 |
| 6.3.3 “椭圆”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 6.3.4 “双曲线”概念表述方式之演变 |
| 6.3.5 “圆锥曲线”及其概念编排形式之比较 |
| 6.4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作图法之比较 |
| 6.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中“圆锥曲线”特点分析 |
| 6.5.1 关于“圆锥曲线”的定义问题 |
| 6.5.2 抛物线、椭圆与双曲线的排序问题 |
| 6.5.3 “圆锥曲线”统一定义的给出方式与出现的时间问题 |
| 6.5.4 “极坐标”与“圆锥曲线”的编排顺序问题 |
| 第7章 结论 |
| 7.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整体特点 |
| 7.1.1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多样化 |
| 7.1.2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滞后性” |
| 7.1.3 自编解析几何学教科书以平面解析几何为主 |
| 7.1.4 解析几何学教辅的出现对教科书的补充 |
| 7.1.5 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内容选择与编排的特点 |
| 7.2 影响解析几何学教科书演变的主要因素 |
| 7.2.1 外部因素 |
| 7.2.2 内部因素 |
| 7.3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
| 7.3.1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意义 |
| 7.3.2 清末民国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的启示与借鉴 |
| 7.4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收藏及研究回顾 |
| 一、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发现 |
| 二、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收藏概况 |
| 三、吐鲁番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的外观研究 |
| 第一节 文书纸张及抄写、刻印的样式 |
| 一、文书的纸张 |
| 二、抄写、刻印样式 |
| 第二节 写经书法艺术 |
| 一、十六国时期 |
| 二、高昌国时期 |
| 三、唐代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佛教护国经典与麹氏高昌王国的政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新发现旅顺博物馆所藏两件高昌王麹乾固供养写经 |
| 一、高昌的抄经概况 |
| 二、旅顺博物馆新发现的高昌王麴乾固的供养写经 |
| 第三节 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一、麹氏王国的政治困局 |
| 二、麹氏高昌王族抄经供养动机补论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金刚经》文书及相关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行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金刚经》概况 |
| 一、《金刚经》的主要版本 |
| 二、《金刚经》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金刚经》在高昌（唐西州）的流传 |
| 第四节 罗什译本流行原因蠡测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弥勒上生经》文书与古代吐鲁番地区“弥勒净土”信仰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弥勒净土思想的产生 |
| 第三节 弥勒上生信仰在古代吐鲁番的流传 |
| 一、早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二、唐代西州时期的弥勒上生信仰 |
| 三、高昌回鹘王国的弥勒上生信仰概观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观无量寿佛经》文书与西域“西方净土”思想的流传——以高昌和龟兹为中心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及其在西域的流传 |
| 一、西方净土信仰的产生 |
| 二、西方净土思想在西域的流传 |
| 第三节 从西方净土变看唐代长安佛教文化对西域的影响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妙法莲华经》的盛行与鸠摩罗什的译经技法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妙法莲华经》的内容及其传译 |
| 第三节 由《妙法莲华经》管窥鸠摩罗什的译经技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贤愚经》文书及吐峪沟石窟相关壁画的解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的概况 |
| 第二节 《贤愚经》概况 |
| 一、《贤愚经》的产生及其内容 |
| 二、龟兹石窟中的《贤愚经》故事画 |
| 三、《贤愚经》在河西早期流传略述 |
| 第三节 吐峪沟石窟壁画中《贤愚经》故事画的解读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八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密教典籍文书述论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及内容述略 |
| 一、出土密教文书的分类 |
| 二、出土密教文书内容述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九章 《维摩诘经》文书与伯西哈石窟《维摩诘经变》壁画 |
| 第一节 出土文书概况 |
| 第二节 《维摩诘经》主要内容及其传译概况 |
| 一、《维摩诘经》的主要内容 |
| 二、《维摩诘经》的传译概况 |
| 第三节 吐鲁番伯西哈石窟中的“维摩变”壁画再探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十章 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佛教文书与汉文《大藏经》 |
| 第一节 佛教三藏典籍的汇辑、汉译与汉文写本《大藏经》 |
| 第二节 汉文刻本《大藏经》概况 |
| 第三节 汉文《大藏经》在西域的流传 |
| 一、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提供的线索 |
| 二、佛经目录的发现 |
| 第四节 出土文书中《大藏经》系统残卷的再发现 |
| 一、出土抄经残片概况 |
| 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作为抄本藏经的功用探析 |
| 三、刻本《大藏经》残卷的新发现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一、总结 |
| 二、本文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目前学术界对张新之生平的研究现状 |
| 二、对张新之评点的研究 |
| 三、本文选题的意义 |
| 第一章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活动与评点本的传播 |
| 第一节 张新之生平 |
| 一、张新之生平么相关记载 |
| 二、张新之不是仝卜年 |
| 三、张新之评点《红楼梦》的过程 |
| 四、张新之的性格 |
| 第二节 张新之所处的时代背景、学术氛围 |
| 一、文字狱依然严酷文人倾向研习经学 |
| 二、《红楼梦》被视为“淫书”遭禁毁 |
| 第三节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版本概况 |
| 一、张新之评点单行本情况介绍 |
| 二、张新之、姚燮、王希廉三家汇评本版本介绍 |
| 三、研究所依据的版本 |
| 四、文本特点 |
| 五、传播概况 |
| 第二章 易理化批评——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的特色 |
| 第一节 爻辞卦象多重指向 |
| 一、起于《坤》卦 |
| 二、藏于《复》卦——来复之机——北静王、贾兰、巧姐 |
| 三、经由《泰》卦至《乾》卦——玄机暗藏——四春 |
| 四、《姤》卦及其他 |
| 第二节 数字组合生发妙义 |
| 一、加法：三四得七,为巧 |
| 二、减法：十去三得七,去巧 |
| 三、乘法：八九七十二,地数一终 |
| 第三节 五行生克暗示结局 |
| 一、主宾关系 |
| 二、相克关系 |
| 第三章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的价值 |
| 第一节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的思想价值 |
| 一、用儒家思想揭示《红楼梦》主旨 |
| 二、心性说与三教合一 |
| 三、对“情”的规训 |
| 第二节 张新之《红楼梦》评点中的艺术价值 |
| 一、笔法论 |
| 二、画论 |
| 三、人物论 |
| 四、章法论 |
| 五、结构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8）顾元庆及其编刊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内容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顾元庆综论 |
| 第一节 顾元庆家世考 |
| 第二节 顾元庆交游考 |
| 第三节 顾元庆编着考 |
| 第二章 顾元庆“小说”丛书的编选、刊刻研究 |
| 第一节 《顾氏文房小说》的内容、收录特点及收录标准 |
| 第二节 《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的内容、收录特点及收录标准 |
| 第三节 《广四十家小说》的内容、收录特点及收录标准 |
| 第四节 顾元庆“小说”丛书的其它编选工作及其编辑策略 |
| 第五节 顾元庆“小说”丛书刊刻研究 |
| 第三章 顾元庆的小说观 |
| 第一节 顾元庆编纂的“小说”丛书折射的小说观 |
| 第二节 顾元庆的小说序跋体现的小说观 |
| 第三节 顾元庆的自着小说及其反映的小说观 |
| 第四节 顾元庆小说观总论及其体现的时代特征 |
| 第四章 顾元庆编刊小说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
| 第一节 明代文言小说的分期与发展状况 |
| 第二节 顾元庆编刊小说的历史地位 |
| 第三节 顾元庆“小说”丛书的价值及其影响 |
| 第四节 顾元庆“小说”丛书的文学传播价值 |
| 第五节 顾元庆编刊小说的局限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 顾元庆年谱简编 |
| 二 顾元庆刊刻作品及现存馆藏一览表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9）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天地》的刊物概况 |
| 1.1 《天地》的基本面貌 |
| 1.1.1 刊物性质 |
| 1.1.2 办刊宗旨 |
| 1.1.3 知名度和影响力 |
| 1.2 《天地》的作家心态 |
| 1.2.1 汪伪官员与落水文人：难以言明的变节者心态 |
| 1.2.2 鬻文为生的自由文人：醉心日常的世俗化心态 |
| 2 《天地》的文章风格 |
| 2.1 “凡俗化”与“诙谐化” |
| 2.1.1 “凡俗化”——游离政治，贴近现实 |
| 2.1.2 “诙谐化”——透视社会，寓庄于谐 |
| 2.2 “清谈风”与“忆旧热” |
| 2.2.1 “清谈风”——埋头书斋，说古道今 |
| 2.2.2 “忆旧热”——追怀往事，遣愁排忧 |
| 3 《天地》的女性色彩 |
| 3.1 自由的女性创作天地 |
| 3.1.1 开放性的女性文学创作平台 |
| 3.1.2 私人化的女性文学创作内容 |
| 3.2 蓬勃的女性主体意识 |
| 3.2.1 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厄之境 |
| 3.2.2 审视女性灵魂的丑陋之相 |
| 4 《天地》的文化实绩 |
| 4.1 文人之间交流的平台 |
| 4.2 废墟之中保留的声音 |
| 4.2.1 《天地》的文学史意义 |
| 4.2.2 《天地》的史料学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10）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相关文献及其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相关文献 |
| 一、清代女性民歌文献 |
| 二、民前乞巧歌文献 |
| 第二节 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产生的背景比较 |
| 一、政治背景 |
| 二、社会文化背景 |
| 三、艺术背景 |
| 四、文人的态度 |
| 第二章 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作品比较 |
| 第一节 内容比较 |
| 一、爱情婚姻方面 |
| 二、社会生活方面 |
| 三、物产职业方面 |
| 四、历史传说方面 |
| 第二节 形式因素比较 |
| 一、句式程式化的异同 |
| 二、用词个性化的异同 |
| 第三节 曲调特征比较 |
| 一、曲调种类不同 |
| 二、曲调特征不同 |
| 第三章 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抒情主人公比较 |
| 第一节抒情主人公形象分析 |
| 一、女性抒情主人公 |
| 二、男性抒情主人公 |
| 第二节 抒情主人公的言说方式 |
| 一、独白的异同 |
| 二、对话的异同 |
| 第四章 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艺术价值比较 |
| 第一节 审美特征比较 |
| 一、构思 |
| 二、情感 |
| 三、意象 |
| 四、语言 |
| 第二节 表现手法比较 |
| 一、赋之比较 |
| 二、比兴之比较 |
| 第五章 民前乞巧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继承与创新 |
| 第一节 民前乞巧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继承 |
| 一、对女性民歌社会功能的继承 |
| 二、对女性民歌社会价值的继承 |
| 第二节 民前乞巧歌对清代女性民歌的创新 |
| 一、思想创新 |
| 二、表现手法创新 |
| 结语 |
| 附录一：各地乞巧歌辑录 |
| 附录二：各地乞巧歌曲谱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石家庄经济学报》第24卷(2001)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杨尘因生平、着述稽考与研究[D]. 朱晨. 淮北师范大学, 2021
- [2]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4]隔药灸结合针刺治疗失眠心脾两虚型临床观察[D]. 刘业双. 华北理工大学, 2019(01)
- [5]清末民国时期中学解析几何学教科书研究[D]. 张美霞.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8(09)
- [6]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 ——以1980-1981年出土文书为中心[D]. 彭杰. 兰州大学, 2016(11)
- [7]张新之《红楼梦》评点研究[D]. 官鹏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5)
- [8]顾元庆及其编刊小说研究[D]. 朱银萍. 暨南大学, 2011(10)
- [9]小天地中的大世界 ——上海沦陷区《天地》研究[D]. 徐晓丹. 江西师范大学, 2011(04)
- [10]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比较研究[D]. 李凤鸣. 西北师范大学,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