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燕行录》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以三种《燕行录》为中心

论文摘要

明清时期,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密切,韩国曾多次派使团来访中国。韩国使团人员以公人身份与中国官员、学者以及西方传教士进行接触,并可游览书肆以及名胜古迹。朝鲜王朝所派遣的来华使臣,回国后一般都要由国王召见,汇报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书状官,必须将途中的见闻记录禀报国王；使团中的其他人员也私撰有关出使中国的记闻,它们多是用汉文写成,也有个别是用朝鲜文写作的。这一系列记录韩国使团成员沿路见闻的著作,即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个时期的《燕行录》。《燕行录》是一系列关于燕京之行的书的总称,因而具有体裁多样、作者层次广、年代跨度大的特点。其体裁有日记、诗歌、杂录、记事等。《燕行录》内容十分广泛,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先生所收藏的150册《燕行录选集》,记载了路途、使行人员、贡品和沿路所见的风景,也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本论文的第一章是19世纪《燕行录》的展开与中韩文化交流。首先以《燕行录》的定义与性质、路程、构成及内涵来阐释《燕行录》的整体性。其次,在19世纪东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研究《燕行录》的思想基础与内容。再次,重点阐释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及传统与《燕行录》的内在的辩证关系。第二章是对柳得恭《燕台再游录》的研究,分析得出肯定化与理想化的中国形象。其内容包含中国学者与文人的形象及文学与学术的认识形态。最后重点阐释他者与自我的辩证关系。第三章是对金景善《燕辕指直》的研究,分析得出客观化与考证化的中国形象。它的内容包含文物形象及北京形象对清审美化的意识形态。文中金景善以利用厚生思想应用前代《燕行录》,对前人的创作进行客观的分析,也对自己的文本进行客观写作。第四章是对徐庆顺《梦晶堂日史》的研究,分析得出失望化与绝望化的中国形象。它在对文物与文化的中国认识之中表现出他者的幻灭及自我反省,进一步对当时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表示了失望。第五章是中国形象认识的实质性内涵与《燕行录》的价值论。综合上述三种文本的分析,得出19世纪《燕行录》中中国形象的变迁、中国形象认识的本质意义以及探讨《燕行录》的价值。如上所述,《燕行录》是研究清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的宝贵资料之一,可以弥补中国史料的不足。从目前对《燕行录》的研究状况来看,大部分韩国和中国学者都侧重于对18世纪《燕行录》的研究上,对19世纪《燕行录》的研究甚少。因此本论文着重考察19世纪的《燕行录》《燕行录》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思想文化价值及其它学科的价值,在中韩文学史上地位特殊。本论文以比较文学的形象学为相对主要的研究方法。作为记录与丰富“他者”形象的《燕行录》,它在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具有典范的意义。从比较文学的层面上讲,选取《燕行录》进行中韩比较文学的研究,本身就具有拓宽学术研究领域的意义；在探讨韩国人塑造中国形象历程过程中折射出来的内心的变化和若隐若现的自我镜像,不仅可以了解持续几千年的中韩关系的一些特殊性,也可以理解当时韩国人对中国的复杂内心世界；探究19世纪韩国使臣如何塑造中国形象,勾勒出在韩国语语境下中国形象的嬗变轨迹,对其形成和衍变进行总体上的分析和把握,即是本文主旨之所在,也是创新点所在。把韩国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勾勒,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目前国内外学者尚未开展以19世纪的《燕行录》作品为核心对清代中国形象的综合研究,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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