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1882年以传教士的身份由美国来华, 1927年在上海去世,在中国生活了45年,是活跃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著名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术界对清末民初来华传教士的个案研究相对较少,对李佳白的研究更为不足。本文以李佳白的在华活动为切入点,探讨清末民初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以及传教士自身社会角色的变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阐述了李佳白的教育背景和来华早期在山东的传教活动。李佳白在青少年时期受家庭的影响,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美国第二次海外传教浪潮中,他志愿到中国传教。来华后,他提倡传教士“着华服、用发辫”,遵从中国的礼仪和习俗,用调适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在传教活动的同时他逐渐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为治理黄河水患和灾后赈济建言献策。他曾因替教会购置房产而卷入一场教案,此事对李佳白向上层社会传教思想的酝酿和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章剖析了李佳白与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关系。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变动的形势为他提供了参与中国政治活动的时机和舞台。变法维新时期,他跻身中国上层社会,与维新人士交往,抨击时弊,倡导变革,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共同影响和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展开,他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得以提升。到“新政”时期,李佳白从维新运动的导师转为改革的支持者。他关注政体改革和宣传教育改革的成果,提出调解中外关系的建议,表现出对这场王朝自救运动的积极态度。李佳白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在清帝逊位问题上的态度、对孙中山的评价、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在国体之争中的立场等,表明他虽然主张社会进步,但不赞成用革命的手段实现变革。民国初期,李佳白的各种政治活动已经超出传教的范围,成为有影响、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第三章着重探讨李佳白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创办和主持尚贤堂是李佳白在华最为重要的活动内容,集中体现了他的各教联合的宗教思想。在中西文化观上,李佳白主张“中西并立,新旧迭乘”,调和新学和旧学。进入二十世纪后他日益倾慕中国文化,积极主张保存古物古学,推崇儒家文化的道德功能,以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支持民初孔教运动,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第四章考察的内容是李佳白在中外关系中的态度和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佳白坚决维护中国的中立地位,激烈反对中国参战,不惜得罪美国政府。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李佳白怀着和平理想,为中国的和平统一奔走呼号,推动二十年代中国的弭兵息战运动。在外交问题上,李佳白以中国的主权利益为出发点,支持中国人民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斗争,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他反对激进、主张改良的方式却不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本文认为:李佳白是一个集传教士、社会活动家、和平主义者为一体的历史人物。李佳白以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但是他的活动不局限于宗教活动,他参与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外交活动,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物,因而他的影响也具有多重性。他在影响中国社会的同时,中国文化对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西方文化背景和中国文化烙印在他身上互相映照;李佳白作为一个典型人物,他个人的曲折经历,反映出清末到民初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减弱的趋势。结论指出,李佳白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情结的传教士,也是认同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他在中国的大部分活动,是以帮助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目的的。但是,李佳白不是政治家,也不是革命家,他只是一个由传教士转变为同情、支持中国改良和进步的改良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人民具有同情心,矢志不渝地眷恋着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并最终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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